首页 -> 2005年第7期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
作者：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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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无奈，找总书记邓小乎。邓说：“研究国际问题吧，那是你的本行，你熟悉。”这正合张的心意。
张闻天又去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说：“国际问题，外交战线，你还是暂时回避的好。还是搞经济吧。”
张闻天领会所谓“里通外国”的谣喙尚未澄清，刘少奇让他避嫌是出于关心。搞经济他也乐意，就按刘的意见找当时的经委主任李富春。李同张在东北局财经委员会曾一道当过陈云的副手，听张闻天一讲，非常欢迎，说我们这儿正需要你这样懂得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但过了不久，张闻天接到李的来信，信中表示歉意，流露出经请示未获同意，无可奈何的意思。
是谁不同意李的信中未说。其实这是无需点破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组部副部长找张闻天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心里清楚，“特约”研究员并不是让他研究什么，只不过是安排个地方领工资、有个单位过组织生活而已。然而，他并不在意，回来高兴地告诉妻子：“只要有事做，就行。”
不久，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报到，并把“特约”研究员真的当回事来做。他不因受打击、被排斥而丝毫减轻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每写一篇就送到杨尚昆处，再打印出来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1962年2月，毛泽东又收到张闻天的这种成文的“笔记”后，曾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短信，说“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8月，张闻天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以后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
报告送交中央之前，他还郑重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本来在他提出写调查报告时，刘英心里就犯嘀咕：庐山会议挨了一顿批判，如今才事隔两年，又要提建议，难道还不汲取教训?这时，报告马上就要送上去，她不得不出来劝阻：“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见人家不会采纳，弄不好又要引祸烧身。”
张闻天坚持要送上去。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反映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建议的还是要提。”
果然不出刘英的预料。报告送上去不到两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就召开了，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的这篇报告也变成了新的罪证。接着，1965年经济研究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是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之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全国，张闻天受到软禁与批斗。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逐出“北京”，“发配”到广东的肇庆。
这时，张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从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索。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着他一旦获得写作的自由，便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因“文革”被迫中断的理论研究。
时间是宝贵的，他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学习；视力只有0．2了，他还是不停地读；握笔的手不住地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
林彪事件的发生，引起张闻天极大的震动，促使他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此肘的张闻天，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人身自由，可是他仍然乐观而自信，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沉下心来，写了将近10万字的理论文章，深刻地总结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批判种种“左”倾错误观点，探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张闻天毫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对外甥讲：“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沓!”
这批文字，今天称为“肇庆文稿”。文章语言朴实，却处处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说：“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尺度。”这确实是一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张闻天在1973年提出的“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的“最高尺度”的观点才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共识。
张闻天虽多书生意气，但半个世纪的斗争教会了他机警老练。他鄙视阿谀奉承，憎恶玩弄权术，但绝不鲁莽行事。他知道这些文稿万万不能再往上送了，而且连让外人知道也不行。于是请外甥、妻子帮他抄写，一式三份，用塑料袋装好，分别收藏起来。他希望：“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不然，就让它们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吧。”
“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张闻天也感到有了希望。1972年4月2日，他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言词甚为恳切。他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张还诉说了“遣送”肇庆两年半以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两个月后，张闻天被告之，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刘英的工资待遇。张闻天得到一点宽慰，但又因没有做工作却领工资而深感不安。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闻天又一次看到了希望。9月，张闻天同刘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与党中央，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与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批示不知在哪个环节卡住了，直到1974年2月，在周恩来亲自督办下，才得到落实。张闻天与刘英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的工作，允许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1974年7月下旬，刘英获准赴京探亲。在北京，她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劝刘英鼓励张再给毛泽东打报告。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这次他没有再提平反的问题，仅仅提出“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信经王震转呈，于10月底送达毛泽东的案头。毛阅后，让身边的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后来，张闻天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1975年8月 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了幽居6年的流放地肇庆，前往无锡，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一倒下就再没有醒来。他没能看到粉碎“四人帮”，没能等到平反昭雪，就含冤离开了人世。
两个月后，毛泽东去世。
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充分肯定张闻天“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庄严宜布：“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悼词号召向张闻天学习：
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良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胡耀邦在报告中，将张闻天的名字列入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
巨星在历史的天幕上重新升起，经过时间的磨砺，更加耀眼夺目。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