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
作者：赵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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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６８年，关押打斗之风十分激烈，高音喇叭上整天喊着：要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紧要时几乎人人自危，邱县抓“国民党”厉害，鸡泽就去邱县取经，在全县大抓“国民党”、“迎蒋团”，短短的几天时间，仅１３万人口的鸡泽县，被诬为“国民党”、“迎蒋团”者达数千人。
一天深夜，小寨公社紧急发动了五六百基干民兵，包围了西木堡村，按名单抓捕了６０多名所谓的“国民党员”。造反派大搞逼、供、信，采取严刑拷打诱供逼供让其交代团伙，只要谁被说成是“国民党”、“迎蒋团”，就会被立即关押。有的人今天还积极参与打人逼供，明天他也被诬为“国民党”成了阶下囚。一些拒不交代问题的“顽固分子”，造反派用尽各种酷刑惨忍地对其折磨，有的被活活打死。当时在造反派眼里，所谓“阶级敌人”的生命粪草不值。鸡泽名医、县医院副院长赵淮源，因不按造反派的要求交代问题，造反派不准吃饭，不准睡觉，腿被打折，腮帮子被打脱落，惨遭折磨致死，被扔到离关押地２里外的井中，造反派以“畏罪自杀跳井死亡”８个字了事。他死后，用排子车将尸体从县城拉回，村里造反派不让进村，找了一个枯干的大坑，芦席卷身埋葬。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鸡泽县法院副院长马清吉，一家４０多人被关押，１３位亲人惨死。像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
当时抓“坏分子”定指标分任务，每个生产队都要抓出几个“牛鬼蛇神”进行批斗，有的生产队让这些人身背草耙子，写上当时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名字，让被称为“走资派”孝子贤孙的“坏人”，到地里挖坑“埋人”（草耙子），逼其磕头、哭爹等等，进行人格侮辱。
县革委会还在赵堡村东的东碱地里设立了“五七干校”，大批的干部被变相关押在“干校”里进行劳动改造。
军队支左和“反军派”
在“刮十二级台风”以前，红卫兵造反冲垮了各级党政组织。红卫兵夺权后权力分配不均，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两派、多派红卫兵组织，中央号召红卫兵组织“大联合”，但红卫兵们根本不听招呼。当时说法是中央一元化领导，即各组织都只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为了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武斗升级，矛盾愈演愈烈，有些地方竟然抢了军械，装备了枪炮，局面“天下大乱”（当时的常用语，领袖话：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时从上面派军队“支左”，部队都派出军代表进驻学校和厂矿企业。双方都激烈地争夺军代表的支持，军队支持的一派为正宗，不支持的一派马上就成为“站错队”，就是“反军派”。邯郸两派主要是“市革联”和“地总部”（也俗称“地老总”），以“市革联”居为正宗，打跑了“地老总”，“地老总”们退居磁县。“市革联”和军队包围了磁县，双方动用了机枪、步枪，死伤了很多人，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磁县事件”。
全国各地都在揪“反军派”，那个时期农村相对平稳些，一些在大城市“站错队”的学生纷纷逃到农村避难，赵庄村当时就有从太原来的学生，有在外上学偷跑回家的大学生。我邻家一个在保定上大学的女学生就躲在家里，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父亲推醒说：“院里有动静，你悄悄地出去看看。”我刚一开门，被几道强手电光刺得睁不开眼。有人对我低吼：“回去！不准出来！”恍惚间我看到满院子人，房顶上也有人。一会儿工夫，听见北院里有人大声争吵，只听那个学生说“不用捆，说去哪里我跟你们去就是了！”再往后院里没了动静。她母亲从墙上翻过来到我家，天不明就让我去打探消息。我转到村设的“牢房”，又转到公社“牢房”，只见她在公社的“牢房”被扣押。经多方打探，原来是学校对立派红卫兵组织给我县来了协查，她被抓后，已经通知校方来带人，若学校带走，将难以活命。家里如热锅上蚂蚁，千思万虑只好铤而走险，破狱救人。第二天夜里，她表哥偷摸进公社的“牢房”，将她救了出来，送到石家庄在同学家躲藏起来。她的母亲和舅舅被本地红卫兵扣押了好几个月，没问出结果才罢休。在县里，武装部长的话就是“圣旨”，一中的“红联”和二中的“红旗”成了“反军派”。一般人员“反戈一击有功”，头头们纷纷被抓。记得乔屯庄一同学是“红旗”的头头，他逃走后二中红卫兵将他年迈的父母抓到学校打斗游街。让他父母敲着铜锣呼喊“我是反军小丑×××的娘”“我是×××的爹”，“我死后狗不吃、人不埋”……凄厉的呼号使人为之惊悚。儿子终于不能忍受父母替他受罪，跑回来自首。那天我正在学校，一帮人老鹰捉小鸡一般将他提到大伙房改成的“牢房”里，三下五除二将他吊上房梁，１０多个男女红卫兵抄起木棍，乒乒啪啪劈头盖脸地狠揍，他开始还哀嚎，后来就没有动静，昏死过去。在关押游斗数天后，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头上伤口都生了蛆，扔在牢房角里奄奄待毙。亲戚去送饭，说，“他已死了，别臭了你们的地。”这派红卫兵才让把“尸体”拉走，到家后又埋了假“坟”。几年后才听说他当时尚有气息，转移亲戚家救治了半年才活了过来。
老干部受了冤枉委屈，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拨乱反正后还有个平反说法，而这类先斗人造反、后挨整成了“反军派”的人，受的折磨再也没人提起来。写到这里，我想多说几句。仔细想来，文革１０年没有“赢家”。一开始红卫兵斗倒“走资派”；再往后红卫兵与红卫兵斗，一派压倒另一派，一大部分又成了“反军派”；１０年过后，剩余的一部分所谓正确而掌权的红卫兵，又在拨乱反正中被定性为“三种人”（文革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受到法律和政治制裁。整整一代人在政治的大潮中被淹没。
八戏三战一本书，买啥东西也凭票
文革１０年将以前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都视为毒草，一律批判或禁止。戏剧只有经“旗手”江青批准的８个所谓的“样板戏”，即：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电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本小说即为浩然著的《艳阳天》。翻来覆去人们大都看了数十遍，真可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台上唱上句，台下都能接下句。
文革中，每个单位、学校、生产大队（村）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般由２０至３０名青年男女组成，大多是“脱产的”专业村级宣传员。排练的文艺节目，内容是“红太阳颂歌”类、“样板戏”选段和结合“大批判”内容的演唱，甚至有的村还排了整出的样板戏，每开会前总要先演几个节目。至于公社、县、地区范围也常组织汇演，我县东六方村的宣传队阵容最强，常被邀请出村演出。
物质生活在这时期很是困难，物资奇缺，全年条件好的生产队人均口粮每天１斤，差的为８两，每人每年１７．３尺布，２斤食用油，过年每人半斤肉，都发票。买东西光有钱没相关的票证也不卖给，何况钱也没有，许多人家还要省些布票出卖，换些粮食度日。除这些外，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碱面、火柴都是缺货，供销社货架上常空荡荡的。谁家若有个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亲属，街坊邻居也都很羡慕，说人家有“后门”。
当时公社下辖各村为生产大队，大队下约百余口人划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几十个人在一块地里干活，大家都出工不出力。比如每年春天，社员（村民）被组织常干一种去春白地里打坷垃的活儿，男女老幼一字排开，手举坷垃槌，打一下歇两下，一晌漫过一块地。有时打完后没别的农活，队长就让再打一遍。还有大年初一要过“革命化春节”，社员们被安排挖坑底土背到田中。大家反正不准请假和歇工，只好磨洋工。谁要做个小生意，如卖个花生、瓜子都要被管被抓，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
农业产量很低，县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定目标，叫做：“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粮食上纲要。”过黄河是全年两季麦子、玉米或高粱加起来５００斤，跨长江是８００斤，上纲要是两季４００斤。就这样的目标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为了粮食大上，还多次发生过上级某领导说高粱产量高，玉米产量低，种蔬菜是资本主义等，下边就组织人到田中拔玉米、铲蔬菜等荒唐事件。每年春天都要有一些农家缺粮断顿挨饿，发生饥荒。
还有一事印象很深，１９６９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在这一时期非常紧要。村与村、公社与公社、县城之间挖了无数的“战壕”，沟壕纵横交错；每村都组织了民兵连，并有“执抢排”，装备真枪实弹，常搞战时演习。这当然属题外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