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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唐继尧与护国战争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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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虽决心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极端守密，表面上又是虚与委蛇，不动声色，显得很镇静，外界包括不少积极策动反袁的中下级军官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他们曾秘密开会多次，议定了４项办法：“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送彼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受孙中山派遣返回云南策动起义的吕志伊回忆：“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保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
从唐继尧与海外李烈钧、方声涛、李根源等保持联系，愿意聘吕志伊为高等政治顾问，都可以看出他未尝不是主动。当唐专函邀请李烈钧赴滇，有人劝李“恐有诈，不宜身临不测”。不过李信任唐。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唐派代表带亲笔信到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与孙中山、梁启超、冯国璋、陆荣廷、陈其美等各派力量接洽。等蔡锷抵达昆明，发现唐已有准备，所以他才会感慨“不图同辈已有惊人之决心与准备”（当举义之前，唐父担心失败遭灭门之祸，曾劝阻，唐不为所动）。
据陈嘉会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３日的日记：“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
蔡锷之所以坚持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居后方，所有举义布告、对外文告、宣言都以唐为首，无非就是要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利。１９１６年１月，蔡锷与唐继尧、刘显世（贵州都督）之间有个规约，共有４条：
一、关于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
二、关于配置军队、筹备饷糈，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
三、关于军队进行、作战计划，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仍随时知照滇、黔都督，以期连贯。
四、关于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都督领衔行之。
这个规约曾在当年２月２日《共和滇报》公开发表。刘云峰回忆，“公事彼此均咨文。关于停战、议和等事，须得内外同意。”
以往我们都以为云南巡按使任可澄是袁氏的亲信，其实即使他也不是完全被动举义的，当年的《共和军纪事》说：“滇省反对帝制，始由军人暗中主持，政界中人尚未与闻秘密，平居谈论，不过互相表示愤慨之词耳。巡按使任可澄直至十二月中旬李烈钧入滇后，始知唐都督有此决心。一日唐在将军府治筵为李洗尘，并邀任作陪，一一介绍之曰，某为李协和，……任颇错愕。言谈之间，极表同情，并深以同襄义举为荣幸。是日下午，任即单衔致电北京，历数袁氏罪状，故任之参与大计虽较迟，而反对帝制之运动则为滇省之急先锋也。”
陶菊隐说唐继尧交蔡锷带出的只是“三千羸师”也不符合事实，说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出发时带了两个月与平时一样的军饷给养费，则是事实。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１日、２９日，３月２４日，６月７日，蔡锷一再致电唐继尧，要求补充弹药、兵员。从６月７日电中“迭电哀恳，究未照办”一语可见，并未得到唐的回应。蔡锷称自己率领的所有入川军队，“每月饷糈需五十万左右。出发以来，仅发伙食公费，亦非廿万不办。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就地筹借，亦经罗掘一空。前月哀恳滇、黔，仅解到十七万，杯水车薪，立即告匮。如再无饷接济，将成饿殍。万望吾师于各属华侨，赶为设法，以解倒悬。”这是他１９１６年５月３日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所说，应是实情。６月２８日，他在给梁启超电中也说：“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伙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从蔡锷给梁启超的函电看来，蔡锷军队的处境确实极为困难。但要说蔡锷在前线曾多次请求增援，唐继尧总是空言搪塞，当蔡锷在前方血战时，唐不增兵，没有及时、充足接济饷械是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却不是事实，至少有过上面提及的１７万。虽然杯水车薪，却也不能说唐继尧对护国之举完全不尽力。唐为此曾将全省的教育经费完全提用，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以延长假期的方式暂时停办。公务人员只领取少数伙食费，欠薪年余未清，甚至敬节、养老各会及体仁善堂等慈善机关都暂时停办了。
三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１９１６年５月７日，他致电唐继尧等：“至弟个人私愿，俟大局略定，决拟退休。非谓遁世，实病势日增，非疗治不可也。”蔡锷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乃至弃如敝履，不仅是身体原因和为了实现当初的誓言，还有作功成不居的表率等意图。７月１９日，他在给唐继尧等人电文中说：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
袁世凯死后，战事结束，云南的援军却陆续向四川出动。７月１９日，蔡锷致电唐继尧等责以大义：
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致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
梁启超在签注中说，当蔡锷与大敌相持于川南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闭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
蔡锷哪里知道，得到护国首义美名的唐继尧，抱有“大云南”的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他的地盘，造成一种“大云南的势力”（当时四川就有人说“滇军抱侵略主义”）。有人解释蔡、唐本来志同道合，相处无间，之所以始合终弃，是因为蔡锷困于大洲驿时，多次电唐希望接济械弹，唐无以应，不免怨愤。加上唐新编军队向四川出发，认为唐有余力，所以责以“事急坐视危亡，战停何又增兵？”不过，充其量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蔡锷病故，唐继尧曾写过两副挽联，其中之一：
攻错似曾左，交谊似雷陈，为国家患难相依，竟惨类扼吭，问年只等周公瑾；
发愤如祖刘，代将如郭李，倘时局纷纭多事，恐难鸣孤掌，何处重逢钟子期！
但据说唐最忌讳有人在他面前称誉蔡锷，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虽无确证，唐在蔡锷死后成为“大云南”军阀却是事实。当其在云南盛时，每次出门必乘黄轿，护兵如云，仪仗俨然，冠盖蔽日，其作为已与蔡锷迥然不可同日而语。
身为军人的唐有才气，能画兰赋诗，自命不凡，留学日本时曾自称“东大陆主人”，刻有水晶图章，常见于他的诗、画册。他在云南办的大学也叫“东陆大学”。他因为护国之役而得名，野心膨胀，做起了“大云南”之梦是事实，盘踞西南近１０年，多次对外用兵，且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两次拒就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元帅、副元帅。
唐对蔡锷的感情很复杂也不假，“生前畏其得军心，死后又恶其名之益彰”，他曾在昆明南门外自勒纪功碑，大书“会泽唐公再造共和纪念碑”。有人建议建蔡祠，纪念蔡锷，唐不能拒绝。等祠堂落成，人们发现“褊小无隙地”，私下无不认为是唐授意所为。
责任编辑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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