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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与阿甲的悲剧命运
作者：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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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这样评价：“阿甲是中国共产党研究京剧的一位头牌创始人。”
创作《红灯记》前后
１９４９年４月，北平城早春来临。
阿甲随华北平剧研究院迁入这座古都。接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阿甲当选为首届中国文联委员。１０月，阿甲任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１９５１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梅兰芳任院长，阿甲任副院长兼研究室主任。毛泽东主席为该院题词：“百花齐放”。１９５５年１月，中国京剧院成立，梅兰芳任院长，阿甲任总导演。１９６１年，阿甲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研究室主任。
建国后，阿甲担任了中国京剧界的高职，但他从未因此而停止对于京剧现代戏的探索。他努力发扬延安精神，开拓了中国京剧的新里程。
他深入生活，了解党史，很快就创作了一部反映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的现代京剧《安源罢工》。他不但自己创作剧目，还在京剧界抓现代京剧剧目。在阿甲的努力下，一批现代京剧被首次搬上了首都的京剧舞台。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京剧剧目。
１９５８年，中国京剧院根据同名歌剧《白毛女》改编成现代京剧，这使阿甲非常兴奋，因为歌剧《白毛女》当年在延安和解放区演出时，那种群众争相观看的场景，一直都铭记在阿甲的心中，将这样一部优秀歌剧改编成现代京剧，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为了演好这个现代京剧，阿甲和郑亦秋一同担任导演。演员班子也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袁世海等担任主演。
阿甲对于现代京剧的要求是严格的，在排练时，他要求李少春充分发挥京剧的传统技法，坚持“推陈出新”，同时又不要为传统所束缚，大胆地放开手脚去体会和把握剧中人物杨白劳忍受地主压迫、屈服于命运、一开始不敢反抗的内心世界，将中国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表现出来。
京剧《白毛女》的演出，给看惯了古装戏的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加上许多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一下子轰动了北京城。
１９６４年，阿甲经过多年的积累之后，进入了现代京剧创作的高峰时期。
这一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的演出中，一部以后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便从此同阿甲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在此之前，阿甲和翁偶虹成功地改编了现代京剧《红灯记》，接着又由阿甲担任导演，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担任主演，开始了对这部京剧的排练。阿甲将多年对于现代京剧的探索和研究的心血，全部都用在了这部剧中。他对演出、舞美、唱词进行精心的设计安排，在剧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演出一炮打响，引起轰动。
全国各大媒体相继对此作了报道，认为“京剧能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与今天的时代精神，阿甲编导的《红灯记》作了肯定的回答”。京剧界的同行和专家也都认为：“《红灯记》是京剧表现现实生活的里程碑。”这部现代京剧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之后，全国掀起了一股《红灯记》热，各地方剧种亦纷纷改编上演。《红灯记》里的许多唱腔很快地流行于大街小巷。
《红灯记》是中国京剧艺术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当中阿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他自延安以来，数十年如一日，不断地对中国的京剧艺术进行探索和研究的结果，是他在这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不倦奋斗的结果。
江青窃取《红灯记》
《红灯记》公演受到了一致的称赞，此时在中宣部艺术局任职的江青正在想法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她便盯住了《红灯记》。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讲话时，就指使钱浩梁点名诬陷阿甲“破坏京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１９６８年６月，江青在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座谈会上又一次诬陷阿甲。江青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从此之后，阿甲就一直挨批斗，几乎天天在各个部门轮流被游斗。一个六旬开外的老人，又有高血压和冠心病，身体、精神都无法支撑。
就是这样，江青还觉得不够，还在有关的会议上一再地为此煽风点火。她说：“阿甲这个人不好斗，厉害得很，你们要狠狠地斗，每天斗。”
阿甲改编了《红灯记》的剧本，结果却落得个家破人亡：他的夫人方华也因此被江青点名，惨遭令人难以忍受的毒打，最后被迫害致死。
江青将阿甲等原创人员抛在一边，自己组织力量对于原剧本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动和压缩，一部“新的”《红灯记》便“诞生”了。
江青一伙将剧本经过如此“包装”后，称之为“新本”，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样本；并将阿甲原来改编的剧本称为“旧本”，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炮制的“大毒草”。
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利用“四人帮”掌握的舆论工具，在当月的《红旗》杂志上全文刊登了“新”《红灯记》。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发表一个京剧剧本，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期《红旗》杂志上还发表了一篇为其鸣锣开道的文章：《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肆意地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陶铸、陆定一等，说他们镇压京剧革命多次失败之后，又通过反革命分子阿甲赤膊上阵，要把《红灯记》炮制成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如此一篇胡言乱语的文章，原来竟是江青所作，是经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点后才发表的。
为了防止阿甲拿出原作来对证，在发表这篇文章和剧本之前的１９７０年３月，阿甲的家里突然冲进来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将阿甲所写的《红灯记》的手稿全部抄走。
当年，许多善良的人在狂热的“样板戏”浪潮中，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红灯记》，有谁会想到这后面竟有着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黑色内幕呢？
可是，只要看到过阿甲原稿的人都能发现此中的问题，江青所搞的那个“新本”，其中有９０％的唱词、唱腔及艺术构思，都是从“反革命炮制的”“旧本”中抄袭来的。
２６年后《红灯记》再次公演
１９９０年，徽班进京２００周年。
为了纪念这个中国京剧的节日，北京进行了多场京剧著名剧目的演出活动。《红灯记》作为现代京剧的首演剧目，被放在了最显著的位置。
这是在《红灯记》首演后的２６年，在经历过了文革中江青一伙对于该剧的破坏和对于原编导阿甲的迫害之后，在首都的剧场上重新公开演出。
受尽折磨的阿甲应邀观看了演出，并安排他在演出后与观众见面。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观众拥向台前，向阿甲热情致意。
阿甲被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晚年的阿甲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现代京剧的新人身上，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继续将京剧现代戏的改革进行下去，让京剧这种古老的艺术与现实的生活更好地结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阿甲不服老，他常说：“对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我死不放手。”
责任编辑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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