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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清华毕业生的死亡档案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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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旃在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初期，可以肯定地说，是抱着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并下决心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作为见习技术员，他业务上比较钻研，曾主动帮助工友修复了一台六角车床，给工厂增加了生产工具。在与工友研究技术时也很虚心，“从不自高自大”，在给徒工讲课时也很负责和耐心（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３０日五车间工会主席张庆文反映）。１９５２年国庆节时，厂里有一批生产计划，他主动承担了部分任务，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制作和抄写计划。“其生活作风也是正派的，如他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由南方带来的旧物”（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安全股雷振海反映）。
张旃一方面努力地工作，以自己积极的表现来谋求组织上和工友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整个的政治形势并不像张旃所考虑得那样简单，有关部门从未放松对他的监控和警惕。张旃的直系亲属逃台的时候，他还刚刚考入清华大学，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来说，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亲属们想方设法给他带来钱物，并从父亲故交那里获得资助，构成了他与反动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藕断丝连”，这一切都在组织部门的掌握之中。要想取得信任，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主动地切断与亲友们的一切经济甚至通信往来。在与工友的谈话中他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态。“我念到大学，在我家还是最低的文化程度，我家是个大资产阶级，我和他们很久就脱离了关系。我入团时，相当困难，调查我，我知道这就是考验我”（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团委会白树勋反映）。
１９５４年前后，张旃曾多次向党支部书记写检讨材料和思想汇报。内容主要是“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思想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表示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和社会关系彻底决裂”等，表明他在参加运动方面是很积极的，也是想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的。有资料可查的就有１９５４年１月至４月间的十数件。他自认为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虽然在思想上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但是经过解放后几年的教育，特别是到厂后受到工人阶级直接的教育和帮助，思想已基本转到工人阶级里来了。并且自己也下决心，积极对非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在较短的期间内基本上消灭非工人阶级思想”。
由于他的反动家庭，似乎从他走向工作岗位，就给他带来了“原罪”。因此他感到，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同家庭断绝联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与人相处，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是无形的，由于有他这样的反动家庭背景，几乎所有人都像躲瘟疫一样地躲避他，疏远他，只有被视为“另类”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他只能从受到同样不公正待遇的同类人当中寻找一些慰藉。因此有人反映说，他“常与较落后的某人和地主子弟常某等人接近，不愿与积极分子和我党干部接近”。
外界的反映无疑刺激着张旃过度敏感的神经。他在一份“思想汇报”里谈到，这两天，听到车间里向我喊反革命分子，不知是指的什么意思，假如说我在走向社会主义时期时抱着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放，不进行艰苦的自我改造，而妨碍社会的发展，起了反动作用的话，我认为是有根据的。假如认为我还有其他和反动派有联系或类似的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话，我认为应该很好地检查我的全部历史，我也会帮助组织上提供证明人或其他材料来。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不通，心里很气愤（张旃１９５４年１月９日“思想汇报”）。
此后，张旃一直处于悲观失望的状态，工作上“既积极又沉闷，抱着混的态度”，心事重重的样子，“就是走路，也站下想几分钟，完了再走”（南来分子的动态）。有时“工人对面谈话被他看见，就怀疑是在讲他的问题”（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３日厂保卫干事卓治国反映）。由于他的精神压力过大，工作神不守舍，结果因工作计划失误，造成原料损失，被记过两次。
１９５４年初，张旃已经有了精神异常的表现。１月中旬，他向五车间的王书记书面汇报说，我现在完了，哪里都给我下毒药，我的饭里有毒药，喝的水里有毒药，我的身上都胖肿了，要求请假到市里医院看病。多份材料中都反映他的精神存在问题。
１９５４年１月底，张旃调到了九车间，这一年底，车间孔国荣技术组长归纳了他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他的思想一贯是十分沉闷的，除工作外很少谈话，不爱和任何人接近，就是星期日也经常是一个人在房子内看看书或睡觉，偶尔有事上街的话也是他自己出去，所以他的思想情况是不和任何人交谈的。由于他思想上的苦闷已严重地影响到他身体健康，目前看来他的神经可能有些不够正常。自上一年１０月份以后，他就很少外出，有时厂里放电影，离宿舍只有百米远，他也不去看。厂里组织了很多次活动，他一次都没参加，自己坐在房子里看书。
１９５５年４月上旬，张旃找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交出２０元人民币，要求邮到上海市浦东章华毛织厂表兄黎斌处，说，我过去借“战犯”黎斌２０万元（建国初的货币），给他们邮去，和他们断绝关系。不久，又交上来１４元６角人民币，要求汇到河北省唐山开滦矿务局，转交孙越崎再转王仪孟，并说，他们是官僚资本家，我花他们钱都还给他们，与他们脱离关系。
同年４月２４日，又写给厂干部科和厂领导书面材料，述说通过总路线的学习，对本身阶级出身的认识，提出和反动的家庭划清阶级界限的声明，要求改名叫“孙志新”。张旃改名的要求，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想尽快地摆脱由于家庭的关系所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从此时起，他就正式使用了新名，而且是经过党委李书记批准同意的（见“窃密嫌疑分子孙志新＜张旃＞材料”。为行文方便，其后仍以张旃称之）。
同年５月２４日，他向车间领导请假５天去北京（得到批准），５月２５日，他从天津给同宿舍张一光和车间技术组长老孔寄来“遗书”。其内容说，我的身体不好，劳动和工作困难很多，我认为再继续活下去，已不能劳动为父母服务，现在我向你们永别了，一切后事请转告领导上代为办理。当日下午６时，天津市公安局发现其自杀（未遂）。不久后即精神失常。
涉嫌窃密事件
张旃患精神病后，曾入精神病院医治了４年，久治不愈，经常大闹不止。
张旃患病后的经历只有简略的记述。车间技术组长孔繁荣曾谈到，１９５５年去四平精神病院两个来月，由工友龙连起送去并接回。据说“出院书”上写着“没有精神病，回厂休养”的字样，查不出病来。送他到精神病院是因为工人发现他吃粪便，所以不叫他上班，在调整工资时也没有给他调。从精神病院回来后，他曾要求上班，但车间未同意，怕出事故。
到１９５９年时，精神比较稳定，似乎大有好转。那年，他已经能够上街购买一些关于拖拉机和汽车简明性能资料书籍，而且每天能够阅读书报，并到食堂吃饭。单位把他安排在职工单身宿舍收发室居住。
１９６２年，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台湾海峡两岸局势再次紧张起来，台方叫嚣“反攻大陆”，并不断地派遣特务到大陆活动。
张旃“稳定的病情”再次引起厂保卫部门的注意。他的生活“较规律，关心报纸，注意时事”；回到宿舍，就详细地做日记；有时间就去街头散步，或去邮局等处看报纸。３月，发现他与厂副总工程师（隐其名，其兄在香港和台湾——作者）突然接触，并数次到其家中，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７月，他给上海永康路居住的表兄黎斌去信，打听其四叔和舅舅的地址。９月，又发现他经常外出活动，随身携带的挎包从不离身，并绘制了多家工厂平面布置简明示意图。从当时“表现上看，其头脑颇为清醒，毫无患精神病之感”（见“窃密嫌疑分子孙志新＜张旃＞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