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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及出版
作者：陈家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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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烈士已牺牲７０周年了。他在狱中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巧妙的斗争艺术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等十几万字的著作，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感动了好几代人。可是，他的那些著作是由谁、怎样从黑狱中传出来，又怎样辗转送到党组织机关并得以出版呢？对此，目前见诸报刊的一些说法相互矛盾，讹误颇多。
笔者在方志敏烈士的家乡江西省弋阳县从事史志编研工作２０余年，现已退休，但仍关注有关方志敏的宣传和研究。据我所知，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传送”这一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就有多种说法，并在报刊上展开了争论。后随着各地党史、档案工作者及相关的学者继续深入调查和交流讨论，意见逐步趋向一致，至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方志敏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各种纷争才告一段落。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不少报刊又出现了一些不大负责任的“纪实性的作品”，片面地抓住某些当事人很有局限的一点回忆史料，不作任何分析，就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尤其是《可爱的中国》“传送经过”敷衍成篇。这些失实文章有的还被转载。如果再向前追溯，由于解放初冯雪峰的误记，后导致唐弢、胡风、吴奚如等鲁迅研究学者多次重复“鲁迅为方志敏转送《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这一误传，其错误影响一度甚广。尤其是唐弢的《同志的信任》一文曾选入中学教材，影响更大。时至今日，再不能让讹误蔓延。因此，我根据自己多年来所掌握的相关史实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文稿多次从狱中送出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究竟是如何从南昌狱中传送到上海来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因为前前后后涉及的人较多，而且有些当事人的回忆在事件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经过有些差异，所以就出现多种说法。
其实要考证这个问题也并不很难。要把“谁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弄清楚，首先应该从事情的源头作一些仔细的了解和分析。即，方志敏在狱中能接触到那些人？谁具备为其传送文稿的条件？
身陷囹圄的方志敏所能接触到的人，当然只能是狱中的囚友和管理人员及狱卒狱差。那么，其中谁是被他争取过来而又愿意冒风险去干“传送文稿”这件事呢？笔者认为，有可能为之的应该是这３个人：与方志敏同住“优待号”的囚友胡逸民、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军法处上士文书高家峻。
胡逸民，此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历任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监狱狱长等要职。因国民党内部倾轧而被蒋介石打入监狱。起初他是作为“说客”来接触方志敏的，但后来反被方说服了，转变态度同情革命。其妻向影心跟随来到南昌侍奉胡，可以经常出入牢房。
凌凤梧，浙江金华人，生于１８９８年。早年毕业于上海文森氏英语专科学校，后又进上海法政大学攻读，毕业后曾一度在浙江省桐庐县任“书记官”（负责记录缮写之类）。１９３４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开始仍做“书记”工作，后一度调任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同情革命，能善待狱中政治犯。他与方志敏多次接触，耳闻目睹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感人的气节情操，为之倾倒。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仍做主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的，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未果）。由于凌尽其所能，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于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致拘押收审。另外，即使与凌凤梧关系不甚好的胡逸民也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第三个人高家峻，又名高易鹏，曾化名毛锦生，浙江绍兴人。当时是个未婚青年，家居杭州。他学校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凌、高二人同在军法处，相处甚好。高亦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热血青年被感化也是很自然的。高早就常为失去自由的方志敏做些递送报纸、买烧饼之类的琐事。
以上３人都有直接参与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可能。但从目前所发现的史料看来，胡逸民和高家峻二人各有一次直接“传送文稿”的行动。另外，高通过其女友程全昭，胡通过其妻向影心又各有一次“传送文稿”的行动。至于凌凤梧，由于种种原因虽未能直接“传送文稿”，但他参与策划并配合了高、程这一对恋人“传送文稿”的行动。至于方志敏在重托高、程的同时，又重托于胡，高、程、凌３人浑然不知，同样胡也不知道方志敏除重托与己外，还重托了别人。很显然，方志敏为保密起见，分别掌握和利用这两条单线。由此也可见，方志敏决心与中央取得联系之用心良苦。
以上所说４次“传送文稿”的具体情况为：第一次是高家峻通过其女友程全昭传送的；第二次是高家峻亲自传送的；第三次胡逸民委托其妻子向影心传送的；第四次是胡逸民亲自传送的。
仅有两次成功地送到上海
这４次传送文稿真正达到目的、被党组织收存而且有据可查的只有两次。一是高通过女友程全昭于１９３５年７月上旬送至上海的，二是胡逸民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亲自传送的。
关于程全昭第一次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成功地从南昌送到上海，几乎所有当事人都有证语。
请看当事人的自述（程全昭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２日）：“当时我在杭州一所小学教书，１９３５年暑假，他（高家峻）要我去南昌。到南昌后，他叫我把方志敏的几封信带到上海，其中一封是给鲁迅的。”程还说，她把方志敏给宋庆龄、鲁迅等人的信送出去的当天晚上，“一个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的很时髦的女人来找我，说她是从宋庆龄处来的，她对我说，上海很不安全，要我马上离开上海。第二天我就到了杭州。”
１９７７年８月２５日，高家峻给军事博物馆负责人的信可以说是证词之二。高亲笔信中提到，“方志敏烈士生前，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文稿是在１９３５年７月初，南昌大水（指洪涝）后的第五天，由我从狱中携出，交给程全昭（当时方给程取化名为李贞）转送到上海，在宝隆医院前面交许广平同志收的。”由于高、程这一对往昔的情人，一别就是２０年，直到１９５５年才偶然在杭州相遇（此时程早已与他人组建家庭，膝下子女成群），相互谈起往日之事；后又过２０多年才有追忆，自然会有笔误或误记，如将胡子婴误记为许广平。至于文稿篇名记错更不足为怪，一是因为他只清楚地记得方的主要的（或影响大的）文稿篇名；二是他根本不知道除程全昭传送文稿外，还有他人也受方重托送文稿并同样获得成功。另外，还有些细节也有出入，这也是好理解的。
证三，《金华县文史资料》第４辑（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刊载了根据凌凤梧生前口述和遗文所整理的资料。据载：高家峻约程全昭到南昌，“凌引她见方（志敏）晤谈后，方就让高将一包文稿和密信交给了她，并为她改名李贞，还给了她２０块钱路费”；“程全昭离开南昌后，久无音信，方很焦急，高（家峻）文书自告奋勇，为方送信并探听文稿下落。他到军法处告诉凌，并说‘我准备借口处理家事向看守所请长假，这次出去不回来了’。凌嘱咐他行动要仔细谨慎。高在请准假后，于９月３０日取道九江去上海，随带方志敏交给他的给宋庆龄、鲁迅、茅盾和李公朴的四封密信。高一去后，也杳无音信”。直到解放后，凌“才知李贞不负所托”，将烈士的信件和文稿送到可靠人手中；也知道了“高自己所带的４封信，将给李公朴的信送去后‘发现有人跟踪，即匆忙返回杭州，另３封信未送到，后来销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