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花明楼炭子冲的悲喜剧
作者：张步真
字体： 【大 中 小】
国家主席的话透着对群众的一片关爱。经过大队和公社研究决定，除了北屋归欧家，另外安排黄端生等４户特困户搬进炭子冲。然而，直到少奇要离开家乡了，那几户社员仍旧迟迟未动。他们都有顾虑，这是国家主席的房子呀，几个草民百姓，怎么好意思搬进去住呀。就算搬进去了，住上一阵子，上级一句话，又得搬出来。搬进搬出，好为难啊！
刘少奇把他们请来，深情地说：“回到炭子冲，我跟大家就是乡亲嘛。世世代代，我们同在一块山上砍柴烧，同在一口井里汲水喝。乡里乡亲，互通有无，历来如此。不要顾虑，放心大胆搬进去，至少可以住１０年２０年。等将来你们有了比这里更好的房子，你们再搬出来。这叫君子协定，一言为定了！”
后来，刘少奇离开了炭子冲回到北京，还打电话给省委，请省委派人去落实，看社员搬进去了没有。直到得到肯定的答复，他才放下心来。
在家具的处理上，县委一位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桌子椅子，还有别的器皿，不能分给社员，应该集中保管。国家不会老这么困难，群众也不会老这么穷。日后形势好转了，纪念馆还是要恢复。那些家具器皿年代已久，不小心就弄坏了。流失到民间，将来很难找回来。
不能说没有道理。
刘少奇叹了口气说：“群众生活困难成这个样子，哪还顾得这么多讲究啊！”
刘少奇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头，并对他们的困难境况而深深自责，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三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的口号震天，造反的火焰也烧到了炭子冲。当年搬进去的５户居民，除一人以外，都不肯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大家以沉默置之。沉默是金，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次，一伙名为“首都三司”的造反派，打着旗子，高呼着刺耳的口号，一路狂呼而来，声称要拆炭子冲的房子，捣毁修正主义的老巢；要掘地３尺，挖出反革命的变天帐。这伙人气势汹汹，果然就搬来梯子，上房揭瓦！这时，呼啦一声，屋里的居民全出来了。他们都不姓刘，又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大家团结一致并且以牙还牙，也高呼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谁敢拆毁贫下中农的房子，就砸烂谁的狗头！
造反派色厉内荏，终于不敢动手，房子保存下来了。
但在后来的事态发展中，炭子冲的居民有两位值得一提。
一位是欧凤求。
造反派没有拆掉炭子冲的房子，但也不甘就此罢休，他们要去挖刘家的祖坟。因为当地有个传说：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是“白毛仙人”，他家的后人都跟他一样都是华发早生。安葬刘在洲的墓地据说又是一块风水宝地，他的后人一代胜过一代，刘少奇还当上了国家主席呢！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自称为最最彻底的革命派，遂在炭子冲策划了一场愚昧乘戾的造反丑剧。
造反派得知刘在洲的墓地所在之处后，一个戴眼镜的家伙四处寻找掘墓的工具，恰巧北屋欧凤求家门口放着一把锄头，那家伙拿起就走。欧凤求可不依了，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夺回那把锄头。“眼镜”猝不及防，瞪起一双金鱼眼，问：“怎么，我们造刘少奇的反，去挖修根，你不支持？”欧凤求说：“挖人家的祖坟也叫造反？他家的祖宗先人得罪了你们？”
几个臂上戴红箍的人一齐围上来，大有兴师问罪之势。欧家人也不示弱，欧凤求的父亲、弟弟，还有欧家的媳妇，也一齐拥上。
欧家人知道，造反的恶浪正在排空而来，武斗的棍棒也许会使他们全家在劫难逃，但他们纯朴善良，不畏强暴，亲帮亲，邻帮邻，是代代相传的祖训，更何况官高位显的刘少奇，从来没有忘记过世代为邻的乡亲，他们不能容许这些家伙在这里搞得鸡飞狗跳墙。如果动手，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奉陪到底了！
眼看双方就要动手。这时，一场大雨哗哗而下，真是老天有眼！坪子里的造反派顿时作鸟兽散。那些人去欧家躲雨。欧家的媳妇一点情面也不留，说：“这是老百姓的家，要造反的，都请出去！”
另一位就是黄端生了。
黄端生原来住在炭子冲对面的山坡上。年幼时他的父母就去世了。因为无田无地，家无隔夜粮是常有的事。远亲不如近邻，那时，刘少奇的母亲鲁老太太对他常有接济。刘家的地都是自己耕种，农忙季节活儿多，就请黄端生帮工。按照农村帮工的习惯，黄端生也得到了一份应有的报酬。刘少奇离家时，黄端生也十几岁了。１９５３年９月，刘少奇邀请黄端生和另外３位老乡，作为家乡的农民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他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还参观了工厂、名胜，饱览了首都风光。离京前，刘少奇又设家宴招待了家乡的朋友。１９６１年刘少奇回炭子冲，老朋友再度见面，叙了友情。刘少奇决定将自家的房子分给社员住，黄端生作为特困户，住进了刘少奇少年时代的书房里。就是这样一位与刘少奇有着密切交往的老朋友，在“文化革命”中也站出来造反了。
那一阵子，外地造反派来到炭子冲，都要召开现场批判会。每次都要请老贫农讲话，黄端生是每请必到，逢会都要上台控诉刘少奇。造反派又将他的发言整理，印发造反小报上广为流传。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５日《湖南日报》第四版登着他的杰作：
决不能让刘少奇的罪恶阴谋得逞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贫农社员黄端生
铁的事实证明：刘少奇的地主阶级立场丝毫没有改变，还是与地主共穿一条裤子，同唱一个调子，大肆鼓吹“剥削有功”，说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孝子贤孙！我是一个给他家做过佃户和月工的人，受尽他家的压迫剥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穿不暖，吃不饱，过着牛马不台的生活。请问：“剥削”到底有什么功？！对穷人有什么好处？！狼心狗肺，真是恶毒！……
黄端生没文化，不会写字，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肯定是别人捉刀。但话又说回来，假如没有他那些蹩足的表演，别人敢那么写么？
黄端生一直住在炭子冲。他年岁大了，女儿出嫁了，按政策是“五保户”，由队里供应口粮。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央为刘少奇的冤案平反昭雪，消息传到炭子冲来，不少人哭了。乡亲们自发地为他们的老乡亲、共和国的老主席刘少奇隆重地举行悼念仪式，地点就在炭子冲的坪场里。黄端生站在远远的地方，他不敢面对刘少奇的画像。他同时还担心叫他搬出炭子冲，取消他的“五保户”资格。也就在这个时候，县文化文物干部老喻，去北京收集有关刘少奇的照片和文物，专程去看望了王光美。王光美瘦了，头发也白了，但她还记得炭子冲的人和事。她请老喻给县、乡的同志捎信，不要歧视黄端生。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有他个人的原因，更是时代的悲剧。至于房子，刘少奇曾答应他住１０年２０年，如果叫他搬出，一定要先给他安排住房后再搬！老喻从北京回来，将王光美的话原原本本告诉告诉了黄端生。黄端生无言以对，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脯，骂自己是混蛋……
在那风声鹤唳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冒着挨斗抄家的危险，机智地保存了当年的一块匾额，上面有“刘少奇同志旧居”几个烫金大字。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匾额又重新嵌在炭子冲的门楣上，熠熠地闪着金光。人们回忆起往昔的生活场景，都说：“好心必有好报。少奇惦记着乡亲们没有房住，把自家的房子让了出来，帮了忙，应了急。要是还办纪念馆，炭子冲就彻底毁了。少奇心里有群众，群众自然知恩图报！”村里一位老先生连声感叹，说：“古语云：与民同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安者，人必拯其危。少奇当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责任编辑杨小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