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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片断回忆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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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翻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创“高产田”，至于能不能创“高产”，谁也不会多想，大家只是按要求热火朝天地大翻特翻。当时的那种干劲，用“冲天”来形容远远不够，人人像疯了一样。在太行山东麓李铁庄广阔的田野里，同学们仿佛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鏖战，如果写一篇通讯，用“沸腾的田野”为题最恰当不过。红旗招展，喇叭声声，喊声、比赛声连成一片。田野里专门设有广播站，主要播送各班的“捷报”、“卫星”，鼓舞士气。一会儿一个“捷报”，一会儿一个“卫星”，热闹极了。二年制高中班有个女同学叫王宁丽，嗓音脆亮甜润，她担任广播员堪称一流，不时播出各班的战况，还穿插着朗诵同学们写的“战地诗”，鼓动性极强。至今保定一中的老同学们聚在一起时，还常常说到当年深翻土地的情景。
在李铁庄这样翻腾半个多月，大功告成，就该种麦了，我们也就离村返校。至于小麦出土后长得怎样，不甚了了，因为回校后马上又投入“大炼钢铁”运动。
这种深翻土地创高产的群众运动，不唯满城，而在全省各地也普遍开展。当时就听说石家庄地区某县有个学校大搞“高产田”，在操场上挖了一个长３米、宽１米、深１米的大坑，在坑里施上１５厘米厚的大粪，然后撒入１０斤麦种，却没有长出一棵麦苗。因为施肥过量，麦粒刚出芽就让大粪给烧死了。我对当年的深翻土地，几十年来一直耿耿于怀。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间的一个偶然机会，我有幸认识了时年８７岁高龄的资深农业科技专家汤礼治老先生，借机向他请教当年深翻土地的得失问题。汤先生是一至六届河北省政协委员，对农业技术了然于胸。巧极了，他说他１９５８年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参加省政协组织的工作组到宁河县（该县时属河北省）视察深翻土地、密植高产，那里就要求土地深挖两尺。他当时就认为土翻两尺，太深了，这样翻出的深层生土，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必然招致减产，提出必须把熟土填回去。当地农民采纳了他的意见，那年庄稼没有造成减产。他说，１９５８年大搞深翻土地，是全省性问题，没有尊重科学。我想，当年如果农业战线上的“汤礼治们”都站出来这么说一说，兴许就不会有“深翻土地”之举了。
大炼钢铁
“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个运动，其奋斗目标是全国完成１０７０万吨钢的任务。我作为一名中学生，当年不可能知道１０７０万吨的运筹过程，后来才从有关资料中得知，这个目标任务虽是在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但酝酿时间可推至上一年。
早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我国１５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１２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这个口号。１９５８年１月，国家经委建议当年钢产量为６２０万吨，３月２日由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３月８日，冶金部提出７００万吨的意见。４月初，冶金部又提出冶金工业１０年赶上英国的设想和１９６２年达到２０００万吨钢的打算。４月，６省１区生铁促进会召开。５月，全国地方冶金促进会召开。６月，华东区提出１９５９年达到８００万吨钢，６月中旬又提出１９５９年要达到１２００万吨钢生产能力。此后，华北、西南、东北、西北、华中、华南各协作区纷纷提高指标。汇总后，１９５９年钢产量将达３０００万吨以上。６月中旬，冶金部向中央提出了１９５８年产钢８２０万吨的指标。６月１７日，国家经济计划部门又以“两年超过英国”为目标，提出１９５８年钢产量１０００万吨。６月１９日，毛泽东提出１９５８年钢产量比上年（５３０万吨）翻一番的任务。８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找国家经委负责人和各大钢铁企业负责人开会，问今年定１０７０万吨钢铁的指标能否完成，大家都说行。实际上，截至１９５８年８月，钢产量只完成４００万吨。但是，会上还是定下当年生产钢１０７０万吨的任务。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１０７０万吨钢而奋斗。从９月份起，指标层层分配下达，各级第一书记挂帅，采用“大兵团作战”、“各行各业支援”、“土洋结合”、“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等办法，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道：“跃进跃进大跃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豪言壮语足见豪情壮志。
因为保定一中师生秋天到满城县大搞深翻土地，大炼钢铁较全国起步较晚。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上旬在结束深翻土地时，学校领导就传达过，回校后紧接着大炼钢铁，所以有思想准备。我们从满城县江城公社返校途中，已看到保定市西郊炼钢的小土炉、小高炉鳞次栉比，公路上人欢马叫，运焦炭和运铁矿石的车辆来往穿梭，全市的大炼钢铁运动已热火潮天地开展起来。回校后，师生们马不停蹄，立即投入大炼钢铁战斗。
搞运动首先开誓师大会，这是历来开展运动的贯例。保定一中先是在东操场召开誓师大会，校党支部书记作动员讲话，继之师生宣誓表态。党支部书记慷慨激昂地讲了大炼钢铁的政治意义，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布置了学校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他大声疾呼“我们一中师生坚决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１０７０吨钢的任务而奋斗”时，引起师生们的一阵哄笑。因为“１０７０万吨”这个数字当时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支部书记讲话时可能由于太激动了，竟丢掉了一个“万”字，这怎么不成为笑柄呢？
全校誓师大会后，首先分班级在东操场建“小土炉”、“小高炉”。说实话，从农村进城读书的学子，对农活儿还算略知一二，深翻土地也不露怯，但建炼钢炉却是一窍不通。好在有技术人员（实际上也是学校老师从别处取经回校后现趸现卖）指导，同学们七手八脚地建起了一座座不土不洋的小土炉。小土炉遍布东操场，横看成排竖成行，远远望去像是一个个微型碉堡。
小土炉建成后，同学们分成两拨儿，劳动“两班倒”，每拨儿连续劳动１２个小时，有的到西郊山区拉焦炭、铁矿石，有的守在小土炉前操炉出钢。虽然那时同学们年轻力壮，但大冷的天，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每天连续强体力劳动十二三个小时（提前半小时接班，下班时交班又半个小时），也是难以消受的。我当时的感觉就两个字——累和困。操炉出钢劳动时还好受些，一是接触高温，很暖和；二是必须死盯着炉内变化，按时添焦炭，精神要高度集中，困顿不得。可是一下班，倒头便睡，若是没人招呼绝对醒不了。若轮到去西郊拉焦炭和铁矿石，困劲儿就来了。当时机动车非常紧张，我们到西郊拉料，虽一律用大卡车，但不知为何，不是司机开车，而是用人拉。十几个男同学肩上套紧绳索，往返几十里，回来时装满铁矿石，人人累个臭死。有一天深夜，我们拉着铁矿石回校，不少同学太累了，昏昏欲睡，就半睡半醒地拉车赶路。这种功夫若不在“大跃进”的实践中是学不到的。大家拉着车刚走上京广铁路线，就远远听到北京方向传来火车的轰鸣声，有个机灵的同学大喊一声：“快拉！火车来了！”同学们如梦初醒，快拉硬拽，一股劲儿把车拉过铁轨，仅过了十几秒钟火车即呼啸而过，把大家吓出一声冷汗，异口同声道：“好险哪！”从此再无睡意了。
实事求是地说，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师生们的革命精神是非常高涨的，干劲也是十足的，大家心无旁骛地为１０７０万吨钢而战，就是为了在国际上争气，为了赶英超美。这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言，在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但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往往适得其反。１９５８年的全民大炼钢铁，究竟炼出了多少钢，我们又付出了多大代价呢？这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保定一中操场上，我亲自垒过小土炉，也操炉出过钢，但那“钢”都是一块块掺杂着炭渣的铁疙瘩。有时实在炼不出什么钢，老师就让把从各家各户收来的破铁锅、破刀、门吊等旧铁器投入炉内，这样炼出的产品成色稍好一些，但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钢”。再者说，这些民用铁器是极其有限的，哪能总有这些东西供炼钢用？
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当年的大炼钢铁确实是得不偿失。在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出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１０７０万吨钢而奋斗的当月，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就达５０００万，１０月份增加到６０００万人，年底最高达９０００万人，将近１亿，须知那时全国才６亿人（毛泽东当年“六亿神州尽舜尧”诗句为证）。全国建土高炉的情况，８月份为１７万座，９月份为６６万座，１０月以后无法统计。由于搞“以钢为纲”的“大跃进”，１９５８年基建投资由上年的１３８．３亿元增加到２６７亿元；积累率由上年的２４．９％增加到３３．９％；国家职工由上年的２４５１万人猛增到４５３２万人。１９５８年底，全国钢产量虽然达到了１０７３万吨，但其中有３００万吨土钢基本不能用或使用价值极小。大炼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冲击了轻工业生产，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责任编辑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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