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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的婚恋传奇
作者：邱 鹏 何 礼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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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与李崇善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革命之中去。而此后的李立三，在我党的领导岗位上日益重要，参加重大事件的决策与领导。１９２７年５月，在党的五大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７—８月间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领导与策划工作。１９２８年６月，李立三再次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会上被选举为中央委员，逐渐走向党的核心。１９３０年，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也就是“立三路线”。就是这个决议案，注定了李立三一生的悲剧。
此间，李立三、李崇善夫妇，尽管他们生下了两个女儿，由于工作的需要，离多聚少。
“立三路线”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很快遭到了失败，而这所有的责任则都推到了李立三身上。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李立三奉命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检讨工作，没完没了地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检查。同时，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他留在莫斯科，隶属王明负责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此，他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羁旅生涯。
李立三与妻子和女儿就这样分离了，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里，万里江山相阻，又怎么能逾越这层层障碍呢？他们的分离成为必然。
李立三走后，李崇善又生下一个女儿，由于情况的特殊，不得不送给他人。而她自己则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地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她曾经冒充张闻天的夫人，掩护张的工作，被敌人探知后，她机智地掩护张闻天脱险，而自己被捕入狱，两个女儿就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抚养了一段时间。１９３３年，当局找不到她是共产党的证据，将其释放。由于李立三的问题，她在党内被冷落，没有再安排工作。生活无有着落，而又带着两个孩子，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她就回到湖南老家寻找出路。在湖南，她遇到进步的知识分子黄希索，黄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并很崇敬李立三，就和李崇善组成了家庭。他们结合后一直没有再要孩子，全身心地抚养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力和李竞，解放后归还给了李立三。
至于李崇善送出的第三个女儿，也是历经坎坷，充满了戏剧性。李立三在赴苏联前，就估计到自己将面临一个非常的遭遇，就委托一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女工将这个女儿送人。后来这个女儿被送到一位谢姓的从事工运的职工那里，谢氏夫妇精心抚养，起名谢志佩。解放后，她通过自学成才，在上海工业大学做党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前，谢家曾委托陈云告诉李立三，通报了其这个女儿的情况。而由于种种原因，李立三没有认这个女儿。直到李立三逝世多年后冤情被平反，当初李立三委托的女工的儿媳妇，也是已经退休多年的吴钟毓老人，才又将此事告知了李立三的家人。
１９８２年，杨开智逝世，李立三的后人，终于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团聚在了一起，而此时的谢志佩已经是５０多岁的人了。
时代动荡不定，人也在这个潮流中跌宕起伏，李立三及其亲人都承受了太多的沉重。
异国伴侣李莎：情真意切永相随
李立三的第四位妻子是俄国人李莎，１９３６年２月结婚，育有两个女儿，李英男和李雅兰。
李莎的原名叫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１９１４年３月２０日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省巴拉绍夫县的一个乡村，其父为其取乳名丽扎。丽扎的父亲，是沙皇时期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当过律师。１９２８年，丽扎读完初中，到国家出版局举办的一所半工半读的印刷技术专业学校，从此开始了其自食其力的生活。１９３１年，丽扎从学校毕业，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到毗邻中国伯力的远东出版社工作，担任编辑。在此工作期间，丽扎结识了不少的中国革命者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３３年，丽扎结束了在远东出版社的工作，回到莫斯科，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课程的补习。就在这一年，她和被滞留在苏联的李立三相识相知了。
李立三到苏联后，无休止的检讨让他内心极为痛苦烦闷。１９３３年，李立三认识了比他小１５岁的李莎。李立三知识渊博，谈吐睿智而富有绅士风度；他对自己所犯错误毫不隐讳检讨的勇气，展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素质与修养，有如磁石一般深深吸引着年轻的李莎。他们相识相交一段时间后，李立三坦诚地将自己的婚姻情况告诉了李莎，并对心上人倾诉了自己在犯错误之后的无奈与彷徨：“我走上领导岗位时才３０岁，经验不足，又很急躁，觉得中国革命一夜之间就能成功，终于形成冒险主义路线，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整个形势的发展走向了反面，这都是我深深自责的。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接受批判，很想为党多做点工作而弥补过失，可是没有机会，很多人不敢接近我，而你不怕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交往，以诚相待，实在难能可贵。”随着交往的增多和理解的加深，两颗心深深地相爱了。李莎欣赏李立三的率真和坦诚，并不计较他的过去，决心以身相许，演绎了一幕神圣的爱情赞歌。１９３６年２月，李立三和李莎喜结良缘，新郎３７岁，新娘２２岁。在莫斯科的陈云、欧阳钦，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女儿独伊，以及《救国时报》的十多位中国同志参加了婚礼。
然而，与李立三的结合，给李莎带来的是更多的生活磨难与不公，他们面临了太多的挑战。
１９３８年２月李立三被苏联当局逮捕了，竟然毫无根据地污蔑他是日本特务，在审诉无门的情况下，李立三在苏联牢狱里被关了１年零９个月。李立三的被捕使李莎承受着来自学校和周围人群的巨大压力，人们劝她和丈夫划清界限，找一个本国的年轻人，何必跟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外国人受罪呢？然而李莎却坚持认为李立三是个好人，绝对不会是日本特务，更不可能做出对党不忠的事情，她支持着李立三，为此被开除了团籍，受到了人们的轻视与冷嘲。
李立三被关押最初４个月期间，李莎得不到任何有关丈夫的消息，她就到各个监狱去询问查找丈夫的下落。在寻找的过程中，李莎时常听到各种关于囚犯被处死或流放的消息，这些传闻令她心惊胆战。不懈地寻找，终于让李莎在一个监狱找到了李立三的下落。但是她不被允许探监，她就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每月抽出５０卢布送给监狱中的丈夫。这份来自妻子的关怀，使当时身处绝境的李立三，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１９３９年，苏联当局找不出李立三是日本特务的证据，不得不把他释放，但是却停止了他的党籍。李立三蒙冤受屈，陷入极端苦闷之中。李莎对丈夫的遭遇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用言语开导，在生活上多加关心和体贴。
１９４３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李立三的党籍仍然没有恢复，也没有了生活来源，他全靠李莎微薄的助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的２００卢布救济金维持生活。他四处奔波找工作，却到处碰壁，被逼无奈，最后只好给曾经担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秘书的曼努伊尔斯基写信寻求帮助。在曼努伊尔斯基的关照下，李立三方在国际工人出版社谋得了一份差事。此后的长时间里，李立三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曾负责《救国时报》的编辑工作，同时也尽自己的最大可能为中国革命做一些工作。此期间莫斯科出版的大量中文书籍都是李立三担任翻译，为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的沟通做出了贡献。虽然李立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可是他和李莎的生活却是充实而甜蜜的。
日本投降后，李立三再也按捺不住回国的渴望，多次向党中央、毛主席申请，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祖国波澜壮阔的革命之中去。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正式向苏共中央致信，拟提名李立三为党中央委员候选人。１９４５年８月底，即中共中央“七大”闭幕３个月之后，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终于批准了李立三回国的申请。李莎得知这个消息后，既高兴又矛盾。她支持丈夫回中国，又担心从此天涯孤旅，一家人难以团聚。李立三深深懂得妻子的心思，安慰妻子说，待条件成熟后，马上接她和女儿英男回中国。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６日，在异国他乡羁旅１５年的李立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同年１０月，李莎也带着女儿英男来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与丈夫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