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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始末
作者：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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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方面看，帮助整顿和加强了闽西地方武装力量，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连城朋口战斗，东方军打垮了１９路军主力区寿年师，是随后促使该军联共反蒋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福建军区和第３４师的帮助下，福建地方武装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不但能保卫连城苏维埃政权，而且还能深入敌后，配合主力兵团作战，牵制了大量敌人，开辟了宁（化）、清（流）、归（化）新苏区。
五
９月２５日，蒋介石瞅准红军“分离作战”、中央苏区东北方向的江西黎川县城兵力空虚之机，调集４个师兵力发起进攻。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手头只有一支７０余人的游击队，担任黎川城防守任务，红军主力兵团全都远离在外。面对４个师国民党军的进攻，他命令游击队掩护城内机关居民主动撤退，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９月２８日，国民党军一举夺占黎川城，切断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也使东方军和中央军的联系被切断。
第五次“围剿”，从一开始蒋介石就占了主动。就这一点而言，他真得感谢中共党内博古、项英等这些“左”倾教条领袖们。
９月２８日，黎川县城失守当天，周恩来连续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建议集中东方军和中央红军，利用敌占黎川后发生的兵力调整，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李德、博古、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在福建同十九路军作战的东方军撤围，日夜兼程北上，一部到黎川西南阻击城内敌人向南推进，主力则进攻黎川西北的南城县硝石镇，企图南北夹击，重夺黎川。１０月４日，东方军分为两个纵队撤退，分途回师江西，结束了第一次东征。
１０月６日，东方军在向硝石镇前进途中，不期而遇在黎川县东北洵口、飞鸢两地游击侦察之敌３个团，经激战生俘敌第六师十八旅旅长葛钟山。这个意外的“初战”胜利，使博古、项英得意忘形，并引以为据，提出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全线出击，以抵御敌人的进攻。９日，东方军受命攻打敌重兵防守又是白区的硝石。蒋军步步为营，尤讲究构筑工事，东方军连攻不克，大有损伤，不得不退守。与此同时，南城敌人倾巢而出增援硝石，中央红军未能阻止，这增大了东方军的压力。１３日晚，在硝石内外５个师敌人的压力下，东方军撤出战斗。
１０月２０日，刚刚到达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走上军事指挥前台，他命令中央红军、东方军集中主力，攻打敌人重兵把守且一直是白区、黎川北面的资溪桥，并危言耸听地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战斗中，东方军部分兵力参与佯攻诱敌，主力部队在洵口等地待机，准备寻歼援敌。结果，红军连攻４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军，主力却暴露在蒋军堡垒周围，日间遭敌机轰炸，晚上风餐露宿，不得不放弃攻打资溪桥的计划。
１０月２８日，为推行进攻计划，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７军团、红９军团，红７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下辖第１９、第２０、第３４师；红九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下辖第３、第１４师。
１１月１１日，李德又令红７军团深入敌后，进攻敌人的战备要点金溪县西部的浒湾镇。在浒湾东南的八角亭高地附近，由于遭受敌人三面夹击，红７军团身处险境，东方军主力迅速驰援。在八角亭高地东南，东方军和阻击之敌发生激烈对峙。１２日，在敌密集火力和飞机助攻下，东方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１１月１７日，敌军５个师重兵又向配合东方军作战失利、退守云盖山、大雄关阵地的中央军猛攻，“我军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继续向苏区内转移。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上取消了”。至此，中央军、东方军虽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但是，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在“实际上取消了”，是指其已经名存实无，但直到１９３４年１月才真正取消这两个番号。
六
在红军中央军、东方军反“围剿”作战受挫之时，历史给了李德、博古、项英一个打破敌人“围剿”的绝好机会，这就是“闽变”。
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等部５个团。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此时，原十九路军老长官陈铭枢旅欧归国，随即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反共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与南京蒋氏中央对垒，并设想以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对闽方抱有戒心，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下，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受中共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后脱党）去见彭德怀。１９３３年９月下旬，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彭德怀在设于延平县王台的东方军司令部与陈进行了谈判，并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会谈中，彭德怀赞扬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蔡、蒋、陈等响应中共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十九路军进入休战状态。
后来，毛泽东、朱德多次会见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等人。１０月２６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还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十九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１１月２０日发动事变。
“闽变”爆发后，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围剿”苏区的部队中抽调１０万兵力镇压“叛逆者”。这自然就打乱了蒋的军事部署，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于是，彭德怀、滕代远向博古建议：留红５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中央红军（红１军团）、东方军（红３军团）及红７、红９军团，向闽浙赣边区挺进，依托邵式平领导的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闽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既可解十九路军之困，又能撤“围剿”中央苏区之敌。
１２月１１日，为在军事上策应“闽变”，彭德怀指挥东方军主力对由黎川县城出发南犯团村的国民党军迎头痛击，以猛打猛冲的战术，将敌人击溃，随即尾敌追击。团村战斗，开头虽然将敌人击溃，由于东方军孤军无援，终未能吃掉敌人这个师，对福建反蒋势力帮助不大。
当时，临时中央只有“左”的偏见，没有真知灼见和魄力。博古认为，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是冒险主义；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也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变种”、“奴仆”，不可靠的“中间势力”，主张不予支持，让他们同蒋介石自相残杀。被博古奉为“军事权威”的李德既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他始终坚持，“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运动战”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当红军内部还在争来争去时，蒋介石已使用武力讨伐和政治分化的手段，解决了福建事变，又集中力量向中央苏区攻来。我们已丧失战机，全面陷于被动。”这时，李德又不顾实际情况，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准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作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中心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