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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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战平：“被告人张春桥，证人徐景贤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被这些昔日在自己面前言听计从的死党骂为“罪魁恶首”，张春桥心中的怒火和不满一点也不表现出来，他看也不看这些揭发他的昔日余党。
我坐在审判台上，对于张春桥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态度十分气愤。有人说，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摇鹅毛扇的人，现在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既不像前面的王洪文，也不像后面的江青、姚文元，他将一切都深埋在心底，对抗法庭的审判。
惊心动魄的叛乱内幕
必须用事实让张春桥低头认罪。徐景贤退庭之后，担任“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施尚英被传到庭作证。
施尚英向法庭陈述了上海武装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施尚英说：“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８日的晚上１０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１０月８日晚上１２时，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帮人到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３２４０人和摩托车１００辆、卡车１００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１．３万人，起用民兵１０１艇、１５瓦电台１５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１７厂或国棉３１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９日１８时以前，全部落实。王秀珍提出国棉１７厂和国棉３１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做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王秀珍还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７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１０月９日的上午９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１０个区民兵指挥部和５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我们）从９日１８时以后就开通了电台，一直到１４日晚上，我们听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以后，就封闭了。
“从９日到１２日，我还每天按约定时间，与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等人碰头……１０月１２日晚上８点钟，冯国柱等４个常委召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１０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闹闹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１３日６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
“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妄图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
施尚英接着说：“（朱永嘉说）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作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肖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陈阿大极其反动地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冯国柱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３人，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３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
失去了张春桥这个“军师”的统率，“四人帮”的一伙余党即将发生内讧。听着施尚英在法庭上的证言，我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再看看台下的张春桥，他还是刚才的那个姿势，这简直就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家伙。
触目惊心的阴谋活动还在后头。
施尚英继续说：“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着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逼每个人，点着名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示了同意干的态度……从１０月９日开始，我和钟定栋召集１０个区、５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２万７千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２２５辆，巡逻艇１艘，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并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各区民兵携带手枪、地图，带领人员进驻设在江南造船厂的秘密指挥点。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１５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７９份电报，直至１５日凌晨１时才停止发报。
“１２日，我指使钟定栋制定了以‘捍一’、‘方二’为代号的武装叛乱方案，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３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密定联络暗语。”
接着，法庭投影了“捍一”、“方二”武装叛乱作战方案，主要内容为：“这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２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人制定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方案。‘方案’规定了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加强对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行动口令和暗语。”
法庭又投影了上海武装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的照片，内容为：“这是上海武装叛乱时使用的１５部电台，已组成了两个通讯网，于１０月９日１８时沟通联络，昼夜通联，收发电报，至１５日１时才被迫停止联络。”
施尚英对这些都进行辨认，承认是他们当时为武装叛乱准备的物品。
张春桥仍然不语。在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本法庭已就这一指控中有关你的问题调查完毕”后，张春桥被带下去，脸上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表情。
这里还得谈到另一个人，他名叫薛干青，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书记原是谭维铸，于１９７５年回警备区，后由副书记薛干青主持局党委工作。就在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大搞武装叛乱的同时，薛干青、徐成虎在上海市公安局建立了秘密指挥点，架设了电台，组织了１５２０名公安干警队伍，动员和准备了枪支１３８０支，子弹４００５７０发，汽车、摩托车８０余辆，以及配有无线电台的小轿车１７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晚，薛干青组织４００多名武装干警紧急集合，进行武装演习。１３日下午，薛干青、徐成虎还打算筹建第二个秘密指挥点。
上海武装叛乱，除市民兵指挥部和各区民兵指挥部及总工会外，市属一级的政府单位就是市轻工业局和公安局，市公安局搞的行动方案比轻工业局的还厉害。
黄金海１０月１３日上午在市革委会财贸组召开的策动武装叛乱会议上煽动说：“上海在中央的几位领导，还有江青、迟群、谢静宜都抓起来了……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我们民兵开过会了，分一线、二线……就是血战到底”。
与此同时，黄金海还布置财贸系统做武装叛乱的物资准备。他说：“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能动用金库买粮食，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到江苏、浙江去抢。”
经第一审判庭查明：
在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开会后，１０月１２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在上棉３１厂设一秘密联络点，策划制定叛乱用的反革命标语２１条。同日晚，王少庸、冯国柱（会议主持人）、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施尚英、肖木、王日初、廖祖康、何秀文等又开会，进一步提出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消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等打算。朱永嘉、王知常则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并准备发布《告全市人民书》，表示要“决一死战”。最后，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４个常委议定：要干，要准备好，要等马、徐、王回来以后再统一行动。
上海文攻武卫（即所谓组织的“第二武装”）是张春桥、王洪文等苦心经营了长达１０年之久，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帮派武装。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有力措施和上海人民的斗争，使他们的武装叛乱计划终于未能得逞。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