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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
作者：马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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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给北大历史系带来的灾难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当年６月历史系三院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后“浅”字改为“深”）。系工作组与全系师生见面会上，被推出的“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达４０多人。看了这副对联我心里很不舒服，心想，如果真得如此，我们岂不是“王八”的学生了，该是“王八崽子”了。
文革开始不久，历史系隋唐史专家汪褰先生服毒身亡。考古专业青年教师俞维超被迫无奈，试图在清华园车站附近卧轨自杀，幸而被火车头带的清道机扔了几米远，保住性命，但落了终身残疾。中国史教师李原被逼服毒自杀。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历史系文革主任吴维能跳未名湖自杀身亡。最可惜的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决定保护的翦伯赞，也在中央文革专案组成员的逼供下，同老伴一起服安眠药自杀。在他遗体的裤兜留下两个纸条：一是“问的问题无法回答”，另一个是“毛主席万岁”。每回忆至此，总让我心颤。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０日，历史系教师谭圣安被新北大公社拉到北大大饭厅揪斗，谭先生被勒令下跪请罪，他茫然不知为何，进行争辩，被对方猛烈毒打，打断了脊椎骨，留下了终生残疾。原来与他同一个战斗队的王晓秋老师写了一张纪念一二·九运动、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为了不落保守派的罪名，必须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９日当天贴出来，他连夜写作，并按当时的惯例在刘少奇名字处打上红叉，大字报正文“毛主席”和“刘少奇”三字处于上下行，王晓秋把×字打在了“毛主席”３个字上，被其对立面抓住把柄。新北大公社历史系一些下属战斗队便抓王晓秋，王晓秋不在，就抓其战斗队队长或成员去斗，谭圣安是该战斗队队长，便成了“替罪羊”。
奉命保护翦伯赞脱险
翦伯赞虽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但他是周恩来总理１９３８年亲自发展入党的特别党员，文革工作组和校文革主持斗批改的常委刘国政，委托我在批判翦伯赞先生时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每次批斗翦老时要用吉普车接送，批判内容不涉及翦老时不让他出场，批判他自身时才让他出场。由于翦老体弱多病，批斗他时把一个长凳竖起来让他当拐杖扶着，批斗完后便让他提前离开回住所。这在一般情况下平安无事，但也出现过险情。
为了纪念“六一八革命事件”３周月，校文革在斗鬼台举行批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大会，我负责接送翦老。接到３８斋后，把他放在１０３室候批。批判完后，从西门出去上吉普车，我们６２级中国史一位同学为了让翦老知道群众对他的愤恨，在翦老临上车前，大声喊：“这是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并高呼：“打倒翦伯赞！”这一喊，激起了愤怒狂浪，不少外地中学生和群众责问我们：“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为什么还让他坐着吉普车？”这时“打倒翦伯赞”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推吉普车，把车向东推了１０多米。我当时十分恐慌，若推到会场中心，不知情的群众再把翦老乱打一顿，就会要他的老命，我将成为罪人。我一面向群众解释，保护翦伯赞生命是周恩来的指示，大家要注意政策，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面调动历史系的红卫兵手拉手地把吉普车围了一圈，使吉普车一点一点地往西开，经过半小时的努力，远离了人群。到翦老家后，我浑身衣服被汗湿透了，总算完成了任务。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校文革奉中央文革之命，在北大东操场批斗陆定一、周扬等，让北大主要“反动学术权威”陪斗。这次由中央、北京和校安全部门做筹备工作，我再次奉命负责押送翦老去会场，并送他安全回家。这次非常顺利，没像上次那样出现险情。这是我离北大前的最后一次批斗翦伯赞。
令文革工作组回北大历史系接受批判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是由于毛泽东在７月２５日听取汇报后，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批、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下令“统统驱逐之”，“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北京市委根据这些指示作出的决定。
北大历史系文革工作组在撤离时，向系里师生宣布，文革工作组犯了镇压革命运动的错误，虽然撤离，什么时候要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消毒，就命令他们回来接受批判。
历史系“革命师生”在燕南园北边的风雨体育馆内进行选举。６２级有一位同学率先推举胡德平为系文革主任。其理由是：一、胡德平是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出身高干子弟，根红苗正，可信赖；二、他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听毛主席的话。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吴维能出身工农干部，曾受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被下放劳动过，又了解系里的情况。选举结果吴维能为系文革主任，胡德平为副主任。
系文革在吴维能主持下，批判工作组的工作很快提上议事日程。９月下旬，吴召集系各战斗队负责人说，咱们还是把工作组“请”回来进行批判吧，他用电话联系，各年级或战斗队派代表与工作组代表谈判，以确定工作组接受批判的时间和计划。海军航空作战部是往北大派工作组的主要单位，其总带队是彭林中将，任北大文革工作组副组长。所以海军航空作战部在前门某一招待所设了联络站。吴维能带着６３级靳枫毅、６４级谢火金、６５级 和我，去那个招待所，商定了批判事宜。
根据约定，历史系部分师生在北大三院和二院中间的院内对工作组进行一次批判。在那次批判中，校文革工作组留守组长吴振生出席了会议，他代表北大文革工作组作了检讨。吴振生是我系６１级吴生辰的父亲。因为系里师生普遍认为吴生辰为人诚恳朴实，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表现，所以批判火药味不浓。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在西观礼台观礼
１９６６年９月底，北大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主任马忠理通知我，让我１０月１日代表历史系红卫兵参加国庆观礼。我说咱们系有许多人比我积极，成绩突出，我举了许多人。他说，他们都到外面串联，不在校内，你就去吧，这是外地人求之不得的光荣。我不再谦让，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参加１９６６年国庆观礼。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早５点，我带上三顿饭，上了大轿子车。６点左右，到达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上了西观礼台。９点半左右，西观礼台上的所有人头“刷”地一下转向天安门城楼，人们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原来是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身穿崭新的绿军装，胳臂上戴着红袖章。过了一会儿，人群中又响起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久健康”的喊声；再过一两分钟，周恩来总理、陈伯达、陶涛、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
上午１０点整，１９６６年国庆大典准时进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发表庆祝国庆１７周年演说，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的说法。国庆庆典仪式举行完毕后，开始国庆大游行。
国庆游行的参加者，一般穿绿军装，戴红袖章，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远远望去，成了“绿海洋”、“红海洋”，人们一进入东华表便开始呼口号，其口号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
每位游行者都挥动小红书，并有节奏地呼喊口号，洋溢着幸福、光荣、感激等情感，不少人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检阅活动高潮迭起，一直持续到下午五六点钟，受阅人数至少２００万。这是毛泽东威望的巅峰。其后的国庆１８周年庆祝游行的规模和气势就不如１７周年了。
跟不上形势
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７年６月，我总是犯路线错误，总赶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总想不通。
第一件事是我对“打倒大军阀朱德”想不通。据了解“倒朱运动”是由林彪一次讲话掀起的恶浪。林彪在那次讲话中当着朱德委员长说，你撩起你的尾巴看看，你什么时候当过总司令？总司令一直是毛主席，你原来是钻进党内的反动军阀，是地道的老反革命，等等。甚至１９２８年井冈山会师，不是朱德与毛泽东会师，而变成了林彪与毛泽东会师。当时，林彪红极一时，我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此敢怒不敢言。
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有人写大标语，内容是打倒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开国元勋们。我便问写大字报的人，“你写这些标语有证据吗？他们可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呀！”他回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的话，还会有错吗？”我对他说：“咱们北大师生没有愚从习惯，遇事都问为什么，都是讲理性的人，雷渝平（国防部作战处处长雷英夫的女儿），她敢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说，‘江青阿姨，你可不能乱点名，说话要有证据呀’。胡德平（胡耀邦长子），赞同怀疑一切，他的对立面问他‘你怀疑毛泽东思想吗？’胡德平说‘我从怀疑出发，学习了毛泽东著作，由怀疑，达到了信赖和热爱毛主席。’咱们万不能听风便是雨呀！”他说：“现在大家都信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中央文革成员，特别是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们讲了话，不闻风而动，就会被对立打成保守派，一旦被说成保皇派一切就完了。”我明知劝也没有用，还是说了一句：“作为一个人，应该说什么写什么，都应坚持有证据的做人的起码准则。”
在１９６７年六七月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提到林彪就说他是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而日夜为国操劳、为人民着想的周恩来总理，从来就没获此殊荣，我深为周总理愤愤不平。总之，我再三想，我为什么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呢？难道我这出身贫农、受党教育多年的人，不忠于毛主席吗？虽然步步落伍，但我始终感到问心无愧。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