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一名小八路的人生大错车
作者：闻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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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荒时，刘振义比谁都能干。别人开一亩，他开一亩半。他是连晚上也不休息，抡镢头把胳膊都抡肿了。彭绍辉问他：“你这个小鬼，怎么这么有干劲呀？怎么开这么多呀？”刘振义答道：“首长是一只胳膊，我是两只胳膊，所以我开荒多。”彭绍辉哈哈大笑。
老刘还讲到部队过黄河，那场景真是壮观。黄河浊浪滔滔，声响如雷，羊皮筏子在黄河里小若叶片。过黄河分好几处，每处都有几只羊皮筏子。人、马、武器都靠这小小的羊皮筏子摆渡。在队伍过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一只羊皮筏子翻了，连人带马一起被裹进湍流中。在这样的激流中，坠身黄河，没有不丢命的。两岸的人两眼喷血，但又无计可施。正在这危急时刻，落水的那匹白马，突然像龙那样仰起头，奋力救人。他叼起一个人，拥推上岸，再叼起一个人，拥推上岸……就这样它救上来５名战士，终于体力不支，白马被河水冲走。当队伍过完后，全体官兵伫立黄河东岸，一齐向着黄河，给英勇牺牲的白马敬礼。
每逢讲到这些，老刘就激动万分，有时眼里都含着泪花。
解放战争，他参加过打四平。解放后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然后他进了北京，作为后备干部，领导派他到军事学院深造。这时他已经是营级干部，又跟一个比他年轻好几岁的姑娘结了婚，可谓功成名就。他想这时可以衣锦还乡了。
从天堂到地狱
自从１９３８年光着脚丫子出走，整整２１年，他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开始是不会写。后来学会了写字反而不想写了。因为天天打仗，不知哪天就会死掉。让家里知道了，反倒多一份牵挂。不如一心杀敌，精忠报国，直到战死为止。若是不死，到时候给家里一个惊喜。
兵荒马乱，久无音信，老家的人都以为他死了。老娘哭一回又一回，还在刘家坟茔给他埋了一个衣冠冢，逢年过节，给他烧钱化纸。
没想到，１９５９年春天，一身戎装的刘家老四带着如花似玉的漂亮媳妇回来了，而且还做了大官。这消息轰动了全村和远近的亲戚。人们都过来看这对天上掉下来的夫妇。１３岁光着脚丫子走的，３４岁戴着肩章回来的，多大的造化呀。但老刘没高兴几天，因为他看到解放了的乡亲们并不富裕，人拉犁人拉耧。问到牲口，说是饿得能让风吹倒。乡亲们见了老刘，纷纷向他诉苦，而且还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老四啊，你在北京，离毛主席近。回去之后，你给他老人家反映反映，我们吃不饱啊。”诸如此类的话如重锤般敲击着刘振义的心，他悲苦难言。自己是１９３９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军官。当年出生入死的目的，不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么？报纸上也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人们都过上了共产主义那样的幸福生活。可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怎么是这样的呢？为此他走访了好几个村庄，所见所闻都令人心寒。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满腹的疑虑回到北京，在党组会上，他把他亲见的情况作了汇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不像报纸上说得那么好，还有好多的人吃不上饭。如果说解放前是穷人吃不上饭，那么现在是所有的人都吃不上饭。
这样的言论简直反动透顶，枪毙都够了。但是，好心的人包括组织上还是看在他根红苗正又是多年功臣的份上，纷纷为他解脱，劝说他只要收回发言，认真作个检讨，就放他一马。但是，他不听。不但不听，他还跟人们辩论，说党的工作路线不是实事求是吗？作为一个党员，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置身悬崖而生死不顾，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没办法，只好摘下他的肩章，戴上右派帽子。组织找他谈话，他说很好，我倒要看看右派怎么个当法。组织上说，右派也没什么，但要到农场去劳动。老刘一听就笑了，不就是劳动吗？在延安抗大，就是因为能劳动，才得到独臂将军彭绍辉的夸奖。农场劳动，也一样光荣。
可是老刘想错了，事情并不如他想像得那么简单。他现在已经是敌人了，他媳妇所在单位也找他媳妇谈话，有两条路让她挑，或者离婚，与老刘划清界限；或到东北大庆支援国家建设。这时老刘的媳妇已经怀有身孕。她不顾好心人的劝说，选择了去东北。她去东北的那天，挺着大肚子，背着一个小包袱。这时的老刘已经置身大清河农场，没有一个人送她。
老刘说，在大清河农场，劳动苦不说，连饭也吃不饱。有一个小青年，饿得受不了，插着插着水稻，突然看到一条蛇，他一把抓到蛇，几口就把它吞到肚子里去了。还有一个小青年，一大早起来就肚子疼，疼得浑身打颤。喊管教，管教也不来。不大一会儿，就挺在那儿不动了。等医生过来，人早就死了。老刘说，插秧种水稻累倒没什么，关键不是季节，插上也活不了。刚开春就让插水稻，没小腿肚子的水冻着一层冰碴，人站在里面，那是真冷啊，冷得刺骨疼。老刘说他的腿，一到阴天就疼，都是那时冻坏的。由于人们的健康得不到保障，他就提抗议，结果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还说要把他枪毙。把他关到一间小屋里好几天，但不知什么原因，竟没有枪毙他，也没再打成反革命。１９６２年，反而给他摘了右派帽子。之后分配到老家的县交通局，作一名普通干部。
从那时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夫妻南北阻隔，似有天地之遥。如今老刘终于要赴大庆与老婆孩子团聚了，怎么能不高兴呢？
大错车
１９７４年的腊月，准确说应该是１９７５年的１月份，天气很冷。腊月二十这天晚上六点多一点，我一个人来到沧州火车站候车室。老刘已经到了，见我来了他很高兴。他招呼我坐下。椅子很脏，他摘下帽子从里面拿出一块报纸，想给我垫上。但愣了一下，把报纸又塞回到帽子里去了。我知道，他是怕报纸上印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等，坐到屁股下会犯大忌的。
那时条件简陋，候车室里既脏又乱，光线昏暗，墙上挂着一面钟。旅客不多，倒是聚集着一些乞丐。我们坐了会儿，彼此也没多少话可说。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六点四十了（其实这钟慢了好多，正是它欺骗了我们）。我说：“老刘，时间快到了。”老刘说：“不着急。”他带着他那准备了一冬的两面袋子吃的东西，他说：“一会儿你替我扛一个。”说是不着急，但也就站起来背上东西走。走到检票口那儿，我问检票员这个车次是不是快到了。没想到检票员冲着我发急：“早干嘛去了？听不见广播吗？早检过了！”这时才记起，是有过一次懒洋洋的广播，但听不清是从哪儿到哪儿的。老刘一听就急了。我也急。我们扛上东西就朝里跑。还要过一个天桥。天桥窄窄，还摇摇晃晃。天桥对面电线杆子上有一盏灯，像个梨似的照不破四周的黑暗，整个站台昏朦朦的。
我们跑到天桥中央时，天桥底下正有一列客车向北开走，但天桥对面还有一列客车正在上人。我们下了天桥，气喘吁吁。车门口挤着一大堆人。老刘使劲往前挤，嘴里喊着：“大爷呀，我给你磕头哇！大爷呀，我给你磕头哇！”声音近乎绝望。我真想像不出，一个老八路怎么倒喊出这样的话来。列车门口正有一个“大爷”在使劲往下推人们，嘴里喊着：“不能上了，上不去了！”这时我看到另一个门口人已经不多了，我拉着老刘，赶紧跑过去。列车员正要关门，但由于人多还没关上。老刘一下子就蹿上去了，我把东西递给他，使劲朝里推他。终于把他挤进去了。他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好了，这下好了。你回去吧。”我也松了一口气，冲着他摆手。我想等列车启动之后再离开。
列车员终于把车门关上了，这时列车也启动了。“咕咚咕咚”，但是我惊诧万分，因为火车不是朝着大庆的方向，而是朝着上海的方向，南辕北辙。我一下子愣在那儿，傻傻地看着列车越开越远……
事过多年，我想，老刘的人生不也是一次大错车吗？我不说“搭”错车，我说“大”，老刘，真是大大的错了车。
题外话
老刘上的车是天津开往德州的慢车，逢站必停。他上错车后，我很着急，找到车站的人，说明情况。同时上错车的还有两个青年送他的姐姐去东北。车站答应通知列车。我仍不放心，回来喊上李宝义，骑着自行车向南赶，赶到沧州南边２０里外的捷地站，找人问了，说没有人下车。回来后在车站上找到那两个青年，他们还在那儿等着，说一定等到见到他姐姐返回，不然没法跟家里交代。我把我们住的地方告诉他。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他们来敲门，说他姐姐回来了，你们那个老头也回来了，已经坐车走了。后来我问老刘，什么时候知道错的，他说没走多远就知道了。但是他有经验，他说不能在小站下车，没法改乘。他是到了泊头站才下车改乘的。老刘１９７９年平反，北京来人跟他谈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的要求是：我需要一辆自行车，我上班没自行车。他跟我学说这些时，我差点掉泪。他是连平了反这样的好事都无人诉说的。他把一瓶好酒送给我，说给你老父亲捎回去吧。很快他就回东北跟家人团聚去了，但是，时间不长，就听说他瞎了，两眼看不见了。没过几年，便听说他去世了。听说后我真的很难受。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生。我想起他教给我的《铁骑兵之歌》：
快快跨上战马，挥舞着皮鞭，带着战斗的心，我勇敢地冲向前！
翻过高山，越过平原，来到了最前线。侦察警戒步步留心，来到了敌后方。打击敌人进攻！
保卫边疆！勇敢无敌的，勇敢无敌的，我们的铁骑兵。
我轻轻哼起这首歌，为他默哀。我曾经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１９８８年发表在甘肃的《飞天》杂志。现在再次写他，祈愿他的灵魂得到安稳。
责任编辑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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