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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缘何没有出国留学
作者：唐 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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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件事，也许是胡适对毛泽东不出国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胡适赞同毛泽东的“自修”学习主张并加以鼓励，他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
胡适日记中所记之事，在毛泽东写给朋友的信中可以得到互证。1920年2月，毛泽东离京前给陶毅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不久，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选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另外，胡适也主张青年不必盲目出去留学，还写过一篇文章叫《非留学篇》。1920年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信中提及此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太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以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毛泽东像大多数伟人一样，也是从青少年时代一个普通人慢慢成长为伟人的。青年毛泽东像当时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也有喜欢或崇拜的杰出人物：早些时候的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稍晚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闻人陈独秀、胡适等，陈、胡二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原因之三：甘为学会“殿后”及现实斗争的需要
1920年6月，向警予自法国曾致信毛泽东转达蔡和森的意见，即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留湘两年”。除了蔡和森之外，“润之兄应当留在国内”是当时新民学会成员大多数人的意见。萧子升、蔡和森赴法后，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担子更重了。毛泽东主张把有限的会员适当地分散到各地、各方面去学习，寻求救国之法，也要留人在长沙从事教育，就地培育最紧缺的人才，建立改造中国的基地，使长沙成为中国的重心。他曾与蔡和森函约：“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之基础，以为后来活动的地步。”“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为此，他还曾劝罗学瓒留湘从事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仁多数他往，……后路空虚，非计所得。”在给陶毅的信中称：“人才最讲究经济”，以免“堆积”，“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事实上新民学会大体上也是按照此想法去行动的，除了10多人先后赴法外，另有傅昌珏等赴日，李思安等去南洋，杨润余等到上海，罗章龙入北大，而毛泽东、何叔衡等则留守长沙，从事教育。
此外，现实斗争的需要也使他无法脱身。毛泽东第一次前往京、沪，使他开阔了眼界，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及中国革命的大势，预感到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风暴即将到来。因此，他一回到长沙便向会员讲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外形势的看法，介绍十月革命和北京等地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形以及如何在湖南作出呼应的计划。据周世钊回忆，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湘不久即告诉他：“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反对空洞的口号，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故回到长沙以后就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如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创办和主编《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筹办自修大学，发起和主持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稍晚一点，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与何叔衡等在建党的文件上签名，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正是由于毛泽东因实际工作奔忙，所以在1919年11月，当他的同学罗学瓒致信给他恳切相邀“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时，毛泽东谢绝了同学的好意。
毛泽东并非是一个“绝对反对出国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但是他反对随大流、赶时髦、慕虚名的做法，对那种抱着“出洋”为“镀金”或“做官”目的的人深表厌恶，不屑与之为伍。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而留在国内也许更能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
原因之四：推崇“自由研究”的治学理念和思想
毛泽东历来厌恶僵化、呆板的旧式教育模式，注重通过自学钻研和接触社会获得学问和知识，在留学问题上也不认为非要进学校不可，而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这种想法可以说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
1912年秋，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是他并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小而规则繁琐。……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阅书。我十分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在自修的半年中，他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地图，引起很大兴趣，反复细看，受到启发。
毛泽东没有经过家里的同意而擅自退学，他父亲非常恼火，不再给他钱，伙食费也没了，吃饭成了问题。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离开他寄住的湘乡会馆，寻找新的住处，并顺利地考上了湖南师范学校。但毛泽东依然认为“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殊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毛泽东还经常缺课，大多自然是他不喜欢的理科，这时候他就在自修室或寝室里自学。1920年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得更加直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1919年3月毛泽东辞别恩师杨昌济及恋人杨开慧，也放弃了在北大的工作和学习，偕同赴法诸会友离开北京。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按照恩师杨氏的希望入北京大学深造，除了母亲病重急需回家照顾和报考限制的原因外（师范生毕业需服务几年才能报考大学），似乎另一理由是与毛泽东一贯推崇的“自由研究”的理念有关。
前面曾提及毛泽东受胡适影响，主张不出国留在国内创办一所自修大学，邀集一些同志“用一二年时间，把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体现了他推崇“自由研究”的理念，这一理念还体现在建国后他的许多做法甚至重大决策中。
学习和研究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毛泽东认为求学与研究不一定非要进学校不可，而以能掌握知识为根本目的。早年在长沙求学，他经常在图书馆、自修室或寝室自修，后来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也是以自学为主。与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比较而言，毛泽东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作为领袖的所必要的素养和渊博知识，大都是通过自修（自学）获得的。
原因之五：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的思想言行对他早年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新文化运动流行的近乎“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和“国粹派”的文化主张，青年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东西文化都有长处和不足，就像东方文化有许多要批评的地方一样，西方文化也应批判地继承。他在致其师友黎锦熙的信中明确表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基于中国文化还有合理的地方的思考，毛泽东在1917年8月才对黎锦熙有这样的表示：“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并“以三年为期”，“略通国学大要”，“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