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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四大须生”的绝唱与归宿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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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测风云，《海瑞罢官》公演不到10场，就被禁演了，观众如堕五里雾中。后来才明白了内情。原来江青早盯上了这出戏，她要以戏整人。1962年3月上旬，她调看了《海瑞罢官》的两场演出，责令不准再演，诬称此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理由是：一、剧中唱词有“冤案重重要平反”，是暗指社会主义冤案重重，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海瑞退田到户，说“退田才能使民安”，是歌颂“三自一包”（即文革中大加挞伐的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反对社会主义合作化。江青据此诬称该剧是“大毒草”，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奇文，在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不久各报刊纷纷转载，揭开了10年文革的“序幕”，给与《海瑞罢官》有关人员带来灾难。
吴晗被关进监狱，遭受百般摧残，其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她二人分别于1969年3月18日和10月10日先后悲惨死去，吴晗时年60岁。吴的女儿小彦由此精神失常，被抓入狱，于1976年9月23日含冤死去。吴晗一家4口人被迫致死3口，唯儿子吴彰是个幸存者。因《海瑞罢官》一剧，受株连者众。导演王雁，经过10年的批斗，虽然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但已是伤病累累，苦不堪言。曾经为这出戏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也招来了灾难。北京出版社因为出版了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廖沫沙的《分阴集》，被诬为“三家村”的黑店，出版社被砸烂，多数人被批斗，全社人员被下放劳动；就连在语文课上讲过有关海瑞课文的广大中学教师，也不能幸免，惨遭批斗……
作为《海瑞罢官》的主演马连良，自然更会首当其冲，受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早于1966年12月含冤致死，时年仅65岁。
其实，舞台上的“海瑞戏”并不是什么新题材，表现海瑞的《大红袍》，自清代即有演出，50年代它还成为马连良的代表剧目之一。早于《海瑞罢官》的还有《海瑞上疏》等，许多剧种也有演出。这两出戏，笔者在文革前都曾看过。对马连良主演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演出时笔者未看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的1979年春节，笔者曾在北京观看了由赵世璞、王树芳主演的复排版。平心而论，作为京剧剧目，此剧的剧情结构、矛盾冲突、人物安排，乃至唱词，都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类似这种表现“平冤狱”的剧目，京剧传统戏中多多，只因为“四人帮”给《海瑞罢官》强加了种种罪名，才有了这样的后果。所幸的是，马连良之女马小曼，作为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至今活跃在舞台上。
谭富英：“谭门”第四代承上启下，一出《大登殿》成为梨园绝响
谭富英（1906—1977）是谭门“京剧世家”中承上启下的一位大家。京剧讲“家传”，传两代三代的不乏其“家”，但像谭门从清代传至今天已届7代，且代代颇具声名，尚不多见。这7代是：谭志道——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这7代人，除谭志道工老旦外，后6代均工文武老生。7代人中，现在的观众最熟悉的是谭元寿，因他饰演了“样板戏”《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其实，最著名的是谭鑫培（他有“伶界大王”之誉，1905年曾拍了我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且是清廷的“内廷供奉”）和谭富英（他是“四大须生”之一）。
谭富英自幼学戏，11岁时又进富连成科班，坐科6年，打下了十分坚实的艺术功底。22岁时他搭梅兰芳剧团赴广州、香港出，后到天津唱头牌。自津返平后，加盟尚小云的重庆社。继之又到上海，先后与雪艳琴、程砚秋、梅兰芳合作。此间，他演出了大量“谭派”剧目，如《南阳关》、《捉放曹》、《碰碑》、《秦琼卖马》、《四郎探母》、《洪羊洞》、《群英会》，形成了朴实、洗练、明快、自然的艺术风格。在上海天蟾舞台，他与雪艳琴合作演出后，1935年还合拍了电影《四郎探母》，成为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情节的京剧电影片。
经过多年的搭班演出，谭富英从舞台经验和个人声誉都取得了很大收获。于是，1935年他开始组织自己的班社，社名“扶春”。1941年，他又重新启用祖父谭鑫培的社名“同庆”，“同庆社”一直存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后，谭富英的班社与裘盛戎的班社合组为“太平剧社”，1952年转为北京京剧二团，1956年改为北京京剧团，初为民营公助，后来马连良、张君秋、赵燕侠等陆续加入，北京京剧团成为国家的大剧院。
作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演艺史上有许多高峰，成为他一生的闪光点：他与裘盛戎合演的《将相和》，在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奖，影响深远，迄今演出《将相和》者，大都宗谭、裘；1954年在根据川剧《柴市节》改编的《正气歌》中扮演民族英雄文天祥，誉满剧坛。梅兰芳观此剧后说：“富英的文天祥真正做到临危不惧，从容就义，这跟他的高尚品德的素质有密切关系。诚于中，形于外，不是偶然的。我觉得京剧界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演员值得骄傲。”他在北京京剧团时期与张君秋、裘盛戎合演的《大·探·二》，堪称一时绝唱。毛泽东非常喜欢谭富英的戏，谭、张、裘璧合的《大保国》，多次在中南海春藕斋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谭富英堪称“德艺双馨”，不仅戏演得好，同时赋性忠厚，时人谓“如此高格，能有几人？”
谭富英最后一次公开演出，也是演的《大保国》。1961年秋天，他查出患有心血管疾病，病情稍有缓解，便携《大保国》参加了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为防万一，演出时还请心血管病专家黄宛教授亲率护士，带着心电图仪器及急救药品在后台“保驾护航”。这也是谭、张、裘黄金搭档的最后一次公演。一年后的1962年8月，为纪念梅兰芳先生逝世一周年，他与梅葆玖合作演出《大登殿》，成为绝唱，从此息影舞台。
晚年的谭富英重病缠身，无缘再登台。但即使躺卧病榻时，还为常来探望他的后辈们吟唱《秦琼卖马》的唱腔：“我本是顶天立地英雄汉，好汉无钱到处难。无奈何出店门我卖……我卖……我卖锏。”
10年文革，谭富英是在病榻上度过的。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年（1977年）病逝于北京。
杨宝森：一代宗师英年早逝，《武家坡》一曲绝唱留下宝贵遗产
作为“四大须生”之一的杨宝森（1909—1958），在一般观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似乎不如马、谭、奚大。这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艺术生命较短，享年仅49岁，过世早，且中年因病即退出舞台。其实，“杨派”艺术在当年也是盛极一时的，但在众多的观众中，享誉盛名仿佛是在他去世之后。
杨宝森也是出身梨园世家。其曾祖父杨贵庆工刀马旦；祖父杨朵仙是清末与谭鑫培同时代的名伶，为“四喜班”的著名花旦；杨朵仙的长子杨孝亭亦工花旦，次子杨孝方长于武生兼工铜锤花脸。杨宝林系杨孝方之长子，秀丽拔俗，温文尔雅，谦逊好学。他自幼喜爱京剧老生行当，10岁时便带艺搭班，长期在俞振庭的斌庆社求艺并演出。
杨宝森大器早成，童年时嗓音明亮，十二三岁时专工“余（叔岩）派”，16岁时主演《打渔杀家》，并在《上天台》中饰刘秀，《断密涧》中饰王伯党，少年时即饮誉剧坛，有“小神童”之誉。此间，他主演的《捉放曹》、《击鼓骂曹》、《洪羊洞》、《失空斩》、《秦琼卖马》、《碰碑》等，稳健含蓄，韵味醇厚，体现出“余派”那种刚柔相济、曲中有直、圆而不滑、平中见奇的艺术特色，遂有“小余叔岩”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