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作者：吴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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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蒋介石在作出联合共产党抗日的口头承诺之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日，张学良主动让出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出，进驻延安。
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与西安及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还有一个机场，城内的房屋与城外的窑洞比，非常充裕，足以容纳中共中央的所有机关。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威望剧增，宝塔山、延水河，延安成为中国革命圣地，全中国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要抗日，到延安去！”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不一致，共产国际担心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丧失领导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和杨虎城分别宣布了蒋介石口头承诺的和平条件。
然而，由于负荆请罪的张学良被扣，东北军的内部到了重新爆发起义的临界点。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人物——中共秘密党员、军长王以哲背负着害了张学良和毁了东北军的“罪名”，被愤怒的东北军士兵击毙；讨伐蒋介石的呐喊在东北军营中喊得震天响，周恩来几度调解群情激愤的东北军，屡被东北军战士拔枪逼指。
西安与南京之间，西安与中共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状态。对此，共产国际将责任一股脑儿推在中共身上。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给中共拍来一封批评电，认为中共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一方面把同蒋介石在事变期间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投降；另一方面则把与西安方面国民党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试图维持西北半独立局面。没有意识到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
这封措词严厉的电报是季米特洛夫1月16日起草并送交斯大林审阅过的。电报发出后，斯大林觉得意犹未尽，还应将意思表达得更严厉一些。为此，19日斯大林召集主持了由季米特洛夫参加的联共高层会议，作出决定，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中共必须根本改变苏维埃革命方针的建议。按照斯大林的指示，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用“询问”的方式要求中共中央作出答复：“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
其实，不用斯大林耳提面命，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后全局的走向胸有成竹，接到共产国际如此两个明显“兴师问罪”的电报，中共中央于1月24日召开了常委会议，将思想认识统一起来，尽量与共产国际的要求合拍。毛泽东在会上表示：认为蒋介石是投降才放了他，并把放他的条件公开宣布，这是不对的，也是幼稚的。张闻天说：我们应当发表宣言，公开声明拥护和平统一，赞助能够和平统一的中央政府，为此可以改变红军的番号与苏维埃的名称，在苏区可以实行普选制，放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
会后，根据会议决议，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提出5项原则：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的力量反对日本的侵略；2．保障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界、各军会议，共同抗日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电报说，如果南京政府接受上述观点，共产党将遵守下列4项保证：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是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是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封电报同时报送莫斯科共产国际。
季米特洛夫读了这封显示中共政策颇大变化、尽量向共产国际指示靠拢的电报，感觉这是“过”了，他担心中共变右，也没有请示斯大林，就自作主张地从1月20日电报的立场退缩。他当即复电中共说：“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最好主要限于声明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共产党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进行协商，以便对苏区政权实行民主改组，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同苏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暂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声明。”
在季米特洛夫刚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同时收到中共电报的斯大林的意见就传达到了共产国际。斯大林让莫洛托夫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很简单的一句话：“中共中央的建议可以接受。”
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显然意见相左，为了维护共产国际与联共中央的紧密团结，季米特洛夫不得不立即发出另一封电报给中共中央，转弯抹角地表示与斯大林是同样的观点，只是更关注中共实施此政策在方法上是否妥当：“联共中央认为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基本上是可以采纳的。但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即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来电所提的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做法，是否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呢？请你们回答这一问题。”
季米特洛夫电报发出后，心里还是不踏实，他唯恐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丧失自己的立场，但他又不便将自己与斯大林的意见不同表达出来，但这种疑虑挥之不去，终于表现出来。
七七事变后，季米特洛夫公开表达对中共中央的政策的担心。1937年8月10日，他发表了一通对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的长篇谈话，对斯大林赞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相信。他说，中共在过去的革命中创造了苏维埃政府，创造了红军，在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干部，但是，现在在党的政策和策略上需要由此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于是，还是这些干部……必须执行另一种政策。……由此可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指的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包围。事实上，这种危险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即使是从党的文件中，就可以指出一些可能使党误入歧途的观点，这些观点含有一种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
季米特洛夫这通讲话并不只是讲讲而已，他还立即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等人回中国去，到延安去代表共产国际纠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
斯大林得知季米特洛夫与自己公开唱反调，大为恼怒。在季米特洛夫发表讲话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他专门接见被季米特洛夫派回中国的王明和康生等人，并让季米特洛夫陪同。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批评季米特洛夫，训斥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为什么过时？因为这是你们这帮脱离实际之人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季米特洛夫脸涨得通红，张口结舌想申诉什么，斯大林根本不让他说话，继续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显然，斯大林很清楚，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是什么，根本没有季米特洛夫担心的被淹没丧失领导权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斯大林挥挥手，强硬地说，“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编制的问题不必担心，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对八路军来说，在它还没有自己的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显然，斯大林根本没有将中共拱手让给国民党去领导的意思，他完全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考虑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季米特洛夫听了斯大林这番话，感觉简直是无地自容。
由于国共两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解除了对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回国的长期禁令，蒋经国携俄籍夫人与王明、康生同行，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到海参崴后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