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七七事变翌日的中国各方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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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全国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了蒋介石的身上。蒋介石也成了日理万机的大忙人。现在大量资料表明，蒋这一天非常不好过，他恨不能用分身术。从总的看，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电令抗战。
1937年7月8日，他致电二十七军军长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这一电令具有纪念意义，标志着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向日寇发出了宣战的命令。
这时，宋哲元尚在山东东陵老家休养，事变发生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立即派邓哲熙前往，催促宋哲元速返北平。当时，宋哲元对事态的严重性的估计不如蒋介石充足、准确，他心存幻想，对前来的邓哲熙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下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以。”所以，他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一面电令前线部队扑灭事变之敌，而一面又指示只许抵抗，不许出击。于是蒋介石又于8日之后连续两日密电宋哲元，促其回军指挥，要求不丧权、不失土。宋哲元于7月9日回电蒋介石，表示：“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情况，坚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俟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7月10日，蒋复电指示：“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精神应付；至谈判，成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其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正是由于蒋介石向二十九军军下了决战的电令，所以在七七事变之中，国民革命军抗战相当坚决，充分体现了蒋介石电令中“决死决战之决心”的3个“决”字精神。
——何应钦完成整军难题，飞返南京研究抗战措施
1937年7月7日，何应钦正在重庆召开川军整军会议。整军会议重要目的是削弱川军势力，所以何应钦的工作受到川军抵制。他在会议上传达的蒋介石关于军政统一的讲话，川军也不欢迎。
正在焦急之际，7月8日，即整军会议的第三天，重庆的大街小巷上忽然响起了一片同样的声音：“号外，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名军士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部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抗战爆发了！”
报童稚嫩的叫卖声立刻震动了整个山城。《号外》虽比巴掌大一点点，却承载着一个石破天惊的新闻！这消息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僵持整整两天的川康整军会议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各怀鬼胎”，这时却被这消息震惊激怒，在外侮面前，一切新仇旧怨都已变得不值一提，与会者同仇敌忾，纷纷高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
面对这一群激动的将领，会议无需继续，匆匆通过了整军决议，何应钦宣布散会。正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于是何应钦顺利地宣布了整军会议决议，实现了川军的国家化，这对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7月8日这一天，何应钦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径直飞返南京，主持研讨对事变的应变措施和准备对日作战。
——杨虎城热望回国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通过新任陕西行营主任顾祝同，要杨虎城“不应提出任何条件”，立即“辞职出洋”，“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威逼杨虎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蒋介石即以中央军委会委员长名义复电“照准”，并催促杨虎城立即至上海办理出国手续。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不得不离开上海，告别祖国，远去他乡。一行出国6人，夫人谢葆贞和次子杨拯中，参谋樊雨农、秘书亢心裁和那位外交部派来的、底细不清的译员王麟阁。豪华的邮船上每晚都有舞会，但杨虎城却无心去跳舞。他常独自来到甲板—边，思考中日问题。
7月8日，结识的一位爱国华侨突然匆匆找来，急切地说：“杨将军，我刚刚从广播中听到，日本兵又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闹事，守军还了枪。”
“守军还了枪”！杨虎城又惊又喜，赶紧奔回舱里。参谋和秘书都已睡了，他唤醒他们起来收听广播。果然，他们收听到了。可惜消息太短。还枪的结果如何，全无下文。挤进来的翻译王麟阁就讲：“恐伯是局部事件，偶然走火。”
不等他的话说完，杨虎城已经迅速作出了他的论断：“恐怕不是这样。对，西安事变的影响，在卢沟桥见到效果了。还有，周恩来是和我同机飞到上海来的，他转到南京，一定是谈判很成功。正因为谈判很成功，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抢先一着动手了。好，国共的二次合作只能成功，不会失败了。”他说着，想着，是越想越得意，突然朝自己猛击数掌，自责道，“为啥你还出国？前后只差7天。7天，你就把战事等上了。7天，你就可以请缨带兵到卢沟桥畔了，7天，你就可以表明谁是真心抗日，谁是软骨头了。迟钝，可怕的迟钝！”
杨虎城又给了自己几掌，而且越打越狠，惊得几个人又拦又劝：“究竟卢沟桥响枪能起多大的变化，杨将军，你还是等等看。”
杨虎城摇头：“不能再等再看了。”他作出决定，立即拍一份电报给宋子文，询问卢沟桥响枪的经过。
隔了两天，宋子文由上海拍来一份电文，卢沟桥战事已停。隔了一天，宋子文又来一份电报：“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怎么又是三句话。杨虎城一声长叹：“抗战是逼出来了，不打也得打了。可这样打能打主动？能打胜利吗？”他焦灼得气闷，独自到甲板上去透透气。
在甲板上转了几转，杨虎城回来了。他拿定了主意：“代我拟一份电文给宋子文。我准备到了旧金山立即回国。我想他会帮忙的。”几个人都惊住了。这么精明透顶的杨将军这会竟会忘记他是被逼出国、变相放逐的。但杨虎城浑身都在燃烧，他想到的是今天抗战的烈火已经点起，人家作为军人在卢沟桥抗日，自己身为军人却将去国外，于是口授电文，要求在电文中加上“作为军人，虎城应死疆场，岂能漂流海外”的字句，他是不顾一切，决心回国了。
这天的民主人士
——宋庆龄营救抗日“七君子”
进入1937年7月，宋庆龄一直在为“七君子事件”而奔走。
事件发生于1936年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之中。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人。因为这7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被捕，震动了国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摧残爱国运动，违法逮捕沈钧儒等7人。各地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也来信来电，向沈钧儒等7人表示支持和慰问，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