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国共之外党派抗战纪略
作者：班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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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洪门中人称孙中山为“革命大哥”，在美洲的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完全由洪门负责。在武昌起义前，由孙中山发动的10次起义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由洪门人士和广大华侨捐赠。美洲洪门甚至将温哥华、多伦多、维多利亚三地4所致公堂大楼抵押拍卖，为孙中山筹集急需资金。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重抵美国旧金山，为了缓解同盟会与致公堂的矛盾，更是命同盟会员全部加入致公堂。革命党与致公堂的关系此时最为紧密。
武昌起义成功后，各地致公堂竭尽全力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造势：“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孙中山当选后，继而贺电如云。
然而，从此时开始，孙中山与致公堂的关系便愈趋愈远，以至于反目。
反目，自致公堂欲改堂为党而始。
为了应和新时代的政治需求，致公堂的领导人们，如黄三德、司徒美堂等都希望将洪门改为正式政党，在国内政坛某得一席之地，以维护海外华侨的利益。他们屡次向孙中山发电要求洪门在国内立案，黄三德更是亲自回国面见孙中山提出要求。可孙中山对此十分冷淡，要洪门通过广东都督胡汉民具呈。而胡汉民也拖延不办，黄三德等了一个月，毫无音讯，便屡次催促孙中山，孙中山仍以交胡办理推托。黄三德大怒，认为“孙推归胡，胡又推归孙，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此种心事，真是对不起洪门”。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仍欲得到洪门支持。可嫌隙在前，南洋华侨在邓泽如的推动下尚能给予支持，而美洲致公堂则应者寥寥，筹款更无从谈起。黄三德直言不讳：“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到护国战争时，美洲致公堂筹款甚为积极，但所有款项都汇往云南，不交与孙中山。孙中山也以不同意其再次提出改堂为党的立案要求作为报复。双方的裂痕进一步增大。
1919年，孙中山欲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要求海外致公堂全部改组为国民党支部，并要求黄三德发函。黄三德不从，两人大吵一架，一个说“你为洪门大佬，你有命令，当然要听，你不肯发函，是你反对我，不是洪门反对我”；一个言“民国时代，人人有自由权，三德不能强迫洪门人士服从我，此公函我断不发。你现在有权力，谓我反对你，你想将我枪毙吗？”不欢而散。自此，双方可说彻底决裂。
1925年10月10日，美洲、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洪门代表在香港召开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改堂为党，推举孙中山死敌陈炯明为总理，唐绍仪副之。之所以推举陈炯明，其一，是陈与孙为敌人，所谓“敌人的敌人即我的朋友”是也；其二，陈氏在漳州、广东主政时颇有政声，为人称道，即使后兵败下野，仍不乏同情和支持者，致公党举之以自重；其三，陈在军事失利后，欲图政治上的再起；其四，则是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以及镇压广州商团的举动，大失致公党人心。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应以政见不合论之，其中是非曲直，本文不再赘述，花费许多笔墨叙述致公党来龙去脉。是想说明，致公党虽在辛亥革命前与革命党荣辱与共，但在民国建立后便和国民党分道扬镳，直至正式建党，更是视国民政府和此时正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为敌。日后抗战军兴，致公党上下能尽弃前嫌，全力支持抗战，应是难能可贵。
陈炯明主政致公党后，推动党务，整理内部，使得致公党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并推出“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的“三建主义”为党纲。仅从1925年建党到1926年2月，便有10万党员登记。到1933年陈炯明去世时，“除美洲原有机关外，已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起，尔时合计已登记之党员，当有四十余万”。
现在的致公党总是不提陈炯明为党魁的历史，似乎司徒美堂一直为党魁，这是政治原因，不可苛求。陈炯明对致公党贡献颇大，而司徒美堂在1931年10月10日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仅是美洲总支部主席。
对于陈炯明这样的人物，以及致公党这样的政党，日本人自不会放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人收买陈炯明，为陈断然拒绝，并领导致公党开展抗日活动。陈炯明发表《敬告国人书》，呼吁“即由全国较有组织之职业团体、区域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武装团体、妇女团体及其他一切团体，基于自觉的决心，采取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1931年10月10日，致公党中央本部电告各埠，准备救国事宜，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
淞沪抗战之时，司徒美堂在安良堂召开干事会，作出3项决议：“一、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局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1932年3月，致公党又联合华侨建立“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1月，该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10万大洋。1933年2月，致公党派遣美国华侨救国义勇军团至南京，支援国内抗日斗争。
致公党通过其在各国的组织，积极发动海外华侨捐款。据统计，南洋一带每年汇回的抗日专款达7亿多元，美洲华侨每年汇回的款额也有2亿至3亿元。仅以司徒美堂为首的领导人在抗战期间共捐款5400万美元，他们用捐款买了100辆救护车，交给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须知，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为执政党，致公党此时已不再追究“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的旧账，数以亿计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地汇向国内。
除捐钱捐物，致公党还组织人员直接回国参战。1938年年日本侵占大鹏湾，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组织“惠侨救乡会”，以人力、物力支援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他还用个人资金创建“文森队”，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同时，组织华侨青年接受军训，建立抗日武装，与日军作战。
菲律宾致公党主办“洪光学校”，输送了不少青年骨干回国参战，很多人参加了致公党原本并不认可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不少青年在对日作战中殉国。
第三党抗战纪略
“第三党”这个名称，据说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于参加国民参政会时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戏称，后来为人们所接受。现在的名称，便是名列八大民主党派的农工民主党。这是在1947年所最后确定的党名，其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谓，但因为在其参加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时期，是以“第三党”闻名于世。所以本文遂以“第三党”称之。
如果上述三党可被划归“右派”的话，那么第三党便是不折不扣的左派，和共产党渊源极深，甚至难分你我。
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之后，与之分庭抗礼的武汉国民政府仍然打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号，其中心人物是著名的邓演达，此人既是国民党左派的最为坚决者，也是第三党的创始人。
为人们所熟悉的“宁汉合流”发生后，邓演达参加了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并与宋庆龄、柳亚子、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等22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会宣言》，提出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是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的新军阀，是总理的罪人，表示要“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名义者坚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