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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瀚将军情系屯垦半生缘
作者：熊坤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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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兵团范围内，不仅被打为“右”派、受到伤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较少，而且他还敞开博大的胸怀陆续接纳了一拨拨从全国各地遣送入疆的右派分子以及失去公职自流入疆的右派分子。其中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以张仲瀚为代表的广大兵团人的关怀保护下，既受到了劳动锻炼，又使自身的专业技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发展，为兵团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因而，当时曾有人私下里这样评价道：“张仲瀚搞生产建设是促进派，搞阶级斗争是大右派。”
屯垦戍边，为国分忧
张仲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初，就视屯垦戍边、为国分忧为己任。1962年4月，震惊中外的伊犁和塔城两地的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后，为了充实加强边境防务，粉碎苏联当局的破坏阴谋，制止我边境居民及其财产继续外流，陶峙岳、张仲瀚在积极协助配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妥善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提出了由兵团农7师负责筹办，沿着中苏边境线建立劳武结合型的边境农场带的建议，得到党中央、自治区的肯定和采纳。之后，主要由兵团抽调人力、筹集财物而建成的叶尔盖提、阿克雀、乌拉斯台、锡泊提、买海因、乌什尔6个国营农场和达因苏国营牧场，就像一道厚实坚固的钢铁长城，屏障和拱卫着祖国的西北边陲。在“伊塔事件”善后工作中，兵团总计投入钱物折合人民币935万元。
同时，张仲瀚又向来兵团视察的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提议，由兵团根据边防需要，组建民兵值班部队。民兵不脱产，生产自给，不用国家军费，只要国家装备武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向正规军看齐。中央军委很快于同年6月作出批复，电令兵团在两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连。当兵团的武装干部去北京具体领受任务时，张仲瀚向他嘱咐道：必须以大局为重，积极接受任务，不得强调任何条件，不得打半点折扣，不得向国家要钱。张仲瀚将兵团民兵值班部队的工作方针确定为：“以农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是我们生产兵团的生产方针；以劳为主、劳武结合是我们生产兵团武装工作的发展方向；‘三个队’（指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是我们生产兵团的任务，缺一不可。”因而当315个兵团民兵值班连于1964年春完全建成时，即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的高度赞誉：“兵团的民兵，一旦有事就是野战部队。”
在此前后，因外有苏联逼债，内有天灾人祸，致使全国陷入大饥荒之中。关内一些人多地少、灾害严重的省份，便有大批的流动人口拖家带口奔赴边疆而来。兵团处于开发建设的实际需要和顾全大局的考虑，在新疆的尾亚、鄯善、吐鲁番等地设有接待站，以收容接纳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省的走西口人员。谁知，越安置越多，以致兵团的人口暴涨，粮食供应骤然紧张。
196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张仲瀚得到兵团农7师政委史骥的一个汇报，说是为了减缓经济困难，兵团司令部已通知命令农7师立即精简5500名农场职工，限期遣返关内原籍。由于史骥对此有异议，加之此事十分棘手而又亟待处理，故而他便急切地对老领导说：“政委，你和陶司令知道这事吗？”
“这件事，兵团司令部个别领导提出过，但是兵团没有决定。”顿了顿，张仲瀚又果决地指示道：“史骥，决不能这样做。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我们要顾全大局，为国家分忧责无旁贷，我们兵团不为国家承担困难，让谁去承担呢？”
从张仲瀚这里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史骥，回去后很好地处理了此事。而兵团司令部也在张的敦促下，收回了成命，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张的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当初围绕着是否接收安置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兵团党委高层就曾出现过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些领导坚决反对，理由是“兵团生产也遭到了严重灾害，经济紧张，自己的生活已经够苦了，还要接收自流人员，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是什么？”
张仲瀚则力排众议，耐心地劝说道：“兵团再困难，总还有饭吃吧！农场、连队的条件总比公社好一些，总不至于饿死人。如果我们只顾自己，让没有依靠的老百姓流落社会，饿病乞讨，将会给地方社会治安带来多大的不安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政治影响？兵团的使命和作用是什么？国家有难，人民有难，我们不挺身而出，兵团的存在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以张仲瀚为核心的兵团党委坚决抵制、反驳了各种错误思想论调，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经过会内会外的大量思想工作，终于形成关于接收流动人口的决议。此外，还先后向内地灾区援调了大批的粮食等物资，仅1960年冬，就向山东灾区援助糖渣1万吨，小麦种子15万公斤，油菜种子、黄豆和豆饼各2．5万公斤，冻羊肉50吨。
为了大力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先进经验，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64年，张仲瀚毫无保留地从兵团选调出最优秀的师、团、营、连领导干部以及业务骨干178人，组建了农业建设第11师，进驻甘肃，对河西走廊进行开发，并无偿地支援粮食、种子500万公斤和部分农机具。该师成立当年，即喜获丰收。
此后有一天，周总理在接见张仲瀚时指示他：“你是兵团政委，也是农垦部副部长，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眼光还要放远点，甘肃之后，还有宁夏、青海、陕西，要放眼整个大西北，按兵团序列组建成农业师，开发大西北。”
张仲瀚便和盘端出自己思索已久的深谋远虑：“在成立第14师的基础上，陕西组建水土保持兵团，这就不仅仅是西部开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治理黄河上游水土流失，根治黄河流域水患，改善中国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
“仲瀚啊，你这可是个大战略！必要时，你召集西北5省这几个师的主要领导进京，我亲自听汇报，有什么困难给我讲。”总理兴奋地说。
尔后，张仲瀚迅速抽调师、团、营、连的全套管理、业务、技术干部450人，援建了农业建设第12师（宁夏）、第13师（青海）、第14师（陕西），选调全套干部456人援建了西北水土保持兵团（后更名为西北林业建设兵团）。1966年，张仲瀚又奉中央军委命令，从兵团各师选调167名具有丰富建筑安装经验的干部，开赴甘肃，支援酒泉钢铁厂建设。
魂归西域戍边陲
1964年，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兵团的工作，陆续从关内各军区、兵种选调了包括54军军长丁盛、69军政委裴周玉在内的一批各级领导干部到兵团工作。其中丁调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裴调任兵团第三政委。
丁盛到任后，即夸大当时“社教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兵团的一些阴暗面，肆意批评兵团抓紧生产是“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将兵团团结教育原国民党起义部队说成是“国共合作”，“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攻击兵团多种经营是“除了不开妓院，什么都敢干”；把兵团开展劳动竞赛、给先进生产者一点物质鼓励说成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搞资本主义”等等。同时，他还培植私人势力，拉帮结伙，挑拨兵团新、老军垦战士之间的团结，将兵团搞得乌烟瘴气。群众意见通过口头或书信被反映到张仲瀚那里。为此，张仲瀚一方面在大小会上反复强调，严格要求老同志关心并团结新调来的各级干部，以免内部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他对丁的一些错误言行进行了谈话批评，并就此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领导作了汇报。不料，却更加剧了丁盛对张仲瀚的不满和仇视。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丁盛从中看到了某种机遇。于是，他伙同裴周玉，乘着当时张仲瀚在西北局出席会议未归之机，在兵团干部大会上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同时，也公开批判“兵团是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向陶峙岳、张仲瀚发动了人身攻击。结果，仅仅两个多月后的1966年8月21日，自治区党委就作出“在张仲瀚因病住院期间，兵团党委工作由裴周玉主持，重大问题同张仲瀚商量”的决定。在随后改组的兵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中，丁盛被任命为组长。自此，丁盛一伙实际上把持了兵团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