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制止武斗亲历记
作者：苏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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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很多的经历，有的经历一闪而过，有的却成为印象深刻的记忆。自1966年夏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和我的战友们却因执行特殊任务远离祖国，没有参加；对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批斗会以及“文攻武卫”甚至连“武斗”这些新名词，都感到非常陌生。然而，我们奉命回国后，在玉溪休整时遇到的一件事——制止的一场武斗，使我感受到文革期间“造反派”的极端与群众运动的狂热以及两派之间所谓的“阶级阵线”的分明。那种场面是我随部队援越3年与之后在老挝期间从未经历过的?熏也是一段真实的毫无修饰的记忆。
1968年8月16日，我所在的援越抗美部队5支队，在越南胜利完成了7号公路、11号公路修建任务交接之后，全体指战员奉命凯旋回国。经过3年的越战生活，回到祖国的喜悦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我们乘坐的汽车顺利地到达中国河口边防检查站时，受到云南省、河口县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由衷地祝贺我们圆满完成了援越抗美的重要使命，热烈欢庆我部指战员凯旋。
从越南回国后，我部已受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组建援老抗美部队，部队的名称也由援越抗美部队5支队改为“中国援老抗美筑路指挥部”。我们奉命回国是进行扩编和休整的。
部队进驻玉溪进行休整期间，受到云南省党政军和当地群众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慰问。在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部队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既要接待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慰问，观看各种文艺团体的表演，又要组织汇报、演讲、交流。中央慰问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将军的率领下，带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怀，专程前往玉溪慰问越战前线归来的5支队全体官兵。我作为支队政治部新闻资料摄影员，带着相机跟随慰问团下基层看望指战员，到医院慰问“挂彩”的伤病员。
部队在玉溪休整期间，进行了援越抗美3年来的总结表彰。在“援越抗美表忠大会”（“表忠”是文革特定时期的提法，实际上是援越抗美“立功受奖”表彰大会），我和政治部文化科徐文富干事（我摄影的启蒙老师）为支队首长以及立功受奖英雄模范人物拍摄了很多照片。当时，摄影并不像现在这么普及，照相机是稀缺的高档次宣传工具，一般人很难买得起，业余摄影爱好者并不多，专职摄影的人员就更少。我们援越抗美部队5支队以及随后扩编的援老抗美部队，都相当于军级以上机构，也只有我们两个专职摄影（我从文工队调任专职摄影后，徐干事因负责更多更重要的工作，摄影已变成兼职了），担负着整个部队施工、作战、友谊、文化等新闻资料的摄影任务。这次大会拍照工作义不容辞地落在我们肩上，台上台下忙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一个载入史册的大型表彰活动以及随后到各部队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慰问和英模报告会、形势报告会，我们是不敢怠慢大意的，这样好的新闻资料一旦疏忽就无法弥补；另一方面，是有条不紊地做好出国老挝的各种准备工作，尤其是部队的思想工作，需要进一步教育、动员和整顿。这与3年前出兵越南的激情有些不同了。
部队的文化生活由我们政治部文化科总管，除了指导下属单位文化工作外，还领导着一支演唱水平比较高的文工队，长年深入基层慰问演出。为了充实文工队的力量，指挥部决定在玉溪特招了地方剧团的几名女演员。这几名女演员年轻漂亮，说唱全面，科班出身，基本功扎实，使部队清一色男性文工队员的成分中增加了“花色品种”，为奔赴老挝开展战地文艺宣传扩大了演员阵容，方便了老挝多民族国家舞蹈节目的编排。这些女孩成为军人并作为文艺兵出国参加援老抗美，走遍老挝的山山水水，经历各种磨炼，接受战争的洗礼与考验，对她们来说也是一生中难逢的机会、永久的记忆。在援越抗美战场，我们亲身经历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残酷较量，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当时武斗在国内一些地方正在进行，有的地区还相当激烈。我们这些刚刚回国的官兵，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阶级兄弟怎么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双方？在玉溪休整期间我们制止了当地的两大派进行的一场武斗，这使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挑动、被利用的群众，在所谓的“阶级阵线与大是大非”面前，如何人为地制造派别，如何对待自己的同志，如何当面编造谎言，如何指责污辱对立的一方。
“文化大革命”到了那个阶段，国内穿军装的解放军特别是军分区、武装部的官兵的威信，在群众中已经打折扣了。唯有我们穿灰色制服的出国部队指战员，在云南人民心目中威信很高：一是没有参加过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外执行军事援助任务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没有传播国内文革消息的义务，没有观点分歧与派别争斗。即使收到家乡关于文革的传单或印刷品，都要如数上交党组织，不准相互传看，不准传播小道消息，否则就是违纪，要受到纪律处分。我们这些在越战前线的年青的战士，思想是非常单纯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又是军人的天职，因此，出国部队对国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知之甚少。二是援越抗美部队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与我国云南边界一江之隔的越战形势正处于激烈而艰苦的关键阶段，从战场上下来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军人让人刮目相看，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充满着赞扬、敬佩之情，我们所到之处受到的隆重欢迎与盛情接待就充分说明这点。即使这样，我们在玉溪休整期间也不是在真空里生活，还是要面对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与群众运动的现实。尽管我们严格执行不参加、不表态、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但是，两派群众组织千方百计接近我们，都想借助我们的威望炫耀自己，依靠我们的力量制约对方。我部领导机关始终头脑清醒，不被各派活动所左右，不偏不倚，坚决恪守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原则。但是，不参加也可能被迫介入。
这次武斗的起因我已记不清了。印象中过程是这样的：有一天，一批丧魂落魄的群众跑到我们指挥部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大院，强行要求“避难”，声称有人要抓他们、打他们、杀他们（避难者可能是力量单薄被打败的一派）。另一派众多群众在造反派头头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冲进来要抓要打，甚至还有人扬言要冲击我军指挥部大楼，说我们“窝藏”反革命、叛徒、地主、资本家和坏分子。支队首长命令机关人员在上级没有明确指示之前，尽量说服群众不要武斗，不准抓人打人，不要冲击我军指挥部机关。我们机关人员用身体围成一圈，把两派群众隔离开来。即使这样，一会儿有人冲过来指着张三为“反革命”，一会儿有人挤进来指认李四为“地主”，一会儿又有人大喊王五、赵六是“坏分子”。凡是围坐在大院地上的几十号人，都被指控为地、富、反、坏、右。
我们感到很奇怪也很纳闷：这么多坏人还敢明目张胆地跑到我们的指挥部机关要求保护？同样一个自发的革命群众组织哪有这么多坏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起码也是夸大其词。我们这些年青的战士在战场上有鲜明的标志辨别敌我，而在国内群众中却很难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然，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是好人，坏人只是极少数。我们就抱着这个道理，任凭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挑拨离间，或是采取软硬兼施、轮番进攻的战术，或相互对骂、上纲上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大家手挽着手，坚守“阵地”，不让“防线”突破，不使两派刀棍相碰、身体接触。
在谩骂、吵闹声一片杂乱的状态下，在时起时伏的拥挤推搡中，我和战友们紧紧地手挽着手，前后左右移动着步子，及时调整方位，非常吃力地维持秩序。这比在战场上对敌斗争还要困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阶级兄弟”、自己的同志，是军民鱼水关系。我们只能听着、忍着，极力好言劝说，抵挡一阵阵“冲击波”，平息一阵阵的骚动。大约相持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上级下达了处置事件的3点指示，我们才从艰难的维持中解脱出来，战友们为控制混乱的局面没有进一步扩大而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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