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

作者: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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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上旬,孙中山派夏重民,与东京总部军事部派员一同带领华侨敢死先锋队回国,进入山东潍县,归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同时,日本八日市飞机学校也调回中国潍县,定名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飞机队。
  华侨义勇团虽只有500多人,但编制却等于师的编制,团长为少将级,直属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部领导。当时这样做,一是为了壮大声势,扩大对外影响;二是准备由以后回国的华侨队员予以补充。团之下分3个大队,每大队有3个中队,每中队有3个小队,每个小队有3个分队。团长夏重民,团副胡汉贤、伍横贯,总教练官刘铖,秘书长关宝华,副官长黄伯度,特别差遣黄英、邓荣,经理处黄培、萧挂荣等。第1大队长蔡鹤朋,大队附黄惠龙、谭尚武、马湘;第2大队长李宜民,大队附黄寄生、赵德华、雷金玉;第3大队长李锐军,大队附吴泽理、雷子定、谭伟楼。
  华侨义勇团在装备方面,比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其他部队较优,当时有从加拿大购回的几十挺美式手提机关枪,此外则是步枪、手枪等武器。
  飞机队附属于华侨义勇团,除日本人仍任教官外,以胡汉贤兼飞机队管理主任,刘季谋为助理员兼通译,李赦为总务,马少汉为军需,马栋廷为会计兼出纳,马超俊为副官,梁焕庭为机械员,学员30余人,编为飞行员。
  飞行队有飞机3架,分为3队。第l队美式JN一4型飞机1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胡汉贤率领;第2队美式JN一5型飞机1架,飞行员I0人,机械员2人,由刘季谋率领;第3队英国造剪风号飞机1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李赦率领。日本人板本寿一、立花了观、吉田安仁3人为教官,另有日本机械工人6名。每日除有飞行任务外,仍按照八日节飞机学校课程训练。
  当时日本教官狂妄自大,瞧不起中国人。他们在讲课中,常常夸耀日本人聪明能干,说他们的航空事业及飞行技术已超越英、美等国,外国人很难达到他们的水平等等。言下之意,中国人也很难学到他们的技水水平。因此,他们只是应付、敷衍,并从中监视和掌握飞行队的军事行动。
  华侨义勇团5月初到达潍县后,不久即参加暗袭济南的战斗。这次战斗首先得到日本人的“支持”,继而由于日本人的出卖,以失败告终。经过情况如下:
  这次战斗是由东北军司令部副官长陈子孚指挥的(陈是个日本通,后来当了汉奸),由于他向当时占领胶济铁路的日军联系疏通,日军答应给以“支持”,约定以济南车站(有日军把守)为转运点,“掩护”革命军便衣人员先期潜入城内埋伏,等待举事时里外呼应,先袭击督军署,然后占领全城。如万一失败,城内我军埋伏人员,即退向济南车站,由日军“掩护”撤退。
  革命军决定以驻守飞机场的王贯仁团,作为攻城主力,华侨义勇团配合。在讨论作战计划时,王贯仁团长说他运气好,济南城内守军和第五师张树元退守济南的部分士兵以及守督军署的警卫连,在攻城时起义响应。需要物色一批外地人,能讲日语、英语的,扮作外地商人及旅客,潜入城内埋伏,等待举事时作内攻主力。当时华侨义勇团初到山东,渴望建立战功,即说:“我团有很多人适合条件,可干这工作”。王说派100多人即可。乃决定:由胡汉贤率领飞机队助战。由夏重民亲率从华侨义勇团中选出的100多人,化装分批乘日本人火车到达济南车站后,分头潜入城内,有的扮作外地商人,有的扮作旅客,还有的扮作日本修路工人。潜伏地点分为3处:第一处是济南城西北面的北庄,接近胶济铁路,附近住有日本修路工人1队,可作“掩护”,并有一缺口可通入济南新城,该处第5师守卫部队,已事先联络好,一举事即让我军埋伏人员冲进新城;第2处是济南新城,有日本人开的太和旅社给敢死队作潜伏地点,举事后直捣警察署;第3处是济南老城的督军署前面的院西街,有一日本人的某株式会社作潜伏地点,举事后即占领督军署,由督军署的警卫连响应。
  城外的部署是由王贯仁团攻打济南北面的商埠,王团并事先派人在南埠纬一路埋伏(以日本人开办的商店作埋伏点),约定于5月14日晚7时举事,在纬一路一空铺放火为号,外攻内应,占领济南城。
  同时,为了瓦解敌军军心,于5月10日由飞机队派出全部飞机3架,飞往济南上空散发传单,宣传敌军弃暗投明,不可附逆,并在城内外低空盘旋。那时飞机队的学员还不会驾驶飞机,只得由日本教官驾驶,每机各派1人随机做散发传单和绘图、观察等工作。由胡汉贤和日本人板本寿一驾JN一4型飞机,刘季谍和日本人立花了观驾JN一5型飞机,李赦和日本人吉田安仁驾剪风号飞机。
  当时北洋军队没有飞机,经革命军这一威胁,一时军心大变,山东督军靳云鹏还因此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后以张怀芝为山东督军。
  正当一切作战部署已经完成,即将举事之时,不料日本浪人向济南督军署告密。5月14日下午6时(离举事时间一小时)济南宪兵队接替了督军署警卫连的警卫工作,并派大批军队往济南商埠经一路和纬一路一带截击革命军王贯仁团,使王团于突围中牺牲多人。埋伏城内的华侨义勇团战士,幸得到督军署警卫连连长的通知,及时撤到车站,乘夜用专车返回潍县,虽未遭到牺牲,但已丢弃了带进城的全部短枪、火药包等武器和无线电台,且在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当时已到济南车站负责指挥的陈中孚及所有人员也撤回潍县。夏重民从危险中回到潍县后,对日人此举非常不满,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此,北洋军队对济南防守甚严。
  6月初,驻防坊子(在潍县西北)的部分华侨义勇团,击退了敌军张怀芝部的偷袭,俘获奸细数名。飞机队则照常训练。
  华侨敢死先锋队第4批人员,在6月初,由周梓骥、秦竹裴率领返国,计有队员周游、周炳琳、高汉等30余人,但他们没编到山东来,而是奉派潜入上海干别动队工作,为陈其美在上海被暗杀寻找报复。
  华侨义勇团到达山东潍县后,每日都有中外记者前来参观访问。而敌人也乘机派遣间谍来侦察动向,先后破获北京及济南方面派来的间谍就有数人。
  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两面利用,从中拨弄,互相牵制,坐收渔人之利。他们一方面支持袁世凯,但当中国人民起来讨袁贼帝制自为,看到袁贼必然会垮台时,他们又假意支持中华革命军的活动。如华侨义勇团到达山东时,在青岛和大连日本人办的报纸,就用大字标题刊登这项消息,说孙文的军队,有海外华侨出人出钱支持,集体回国当兵,配有新式武器,又有飞机助战,其力量不小,我邻邦不可轻视,云云。初时给予革命军一些方便。但当革命军有所发展时,就多方面加以抑制,甚至出卖。连从海外运来的武器,也加以扣留,此时,敢死队员身受其害,才逐步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停止进攻,等候政治解决;并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召开国会的主张。黎元洪表示同意孙的意见。将讨袁军改编为国军,欢迎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到北京协商改编工作,居正曾到北京一行。同年10月间,北京政府派曲同丰到潍县改编东北军,拟将华侨义勇团人员编入保定军官学校为学员。飞机队全部设备及人员,调往北京南苑,改为中华民国飞机学校。以此征求华侨义勇团的意见。华侨义勇团接孙中山电示:华侨义勇团同志全体返上海办实业。飞机3架,寄存青岛,听候使用(后给日本人拿去)。随后并亲笔致书团队同志,大意说,现在革命尚未达到目的,帝制余孽、北洋军阀盘踞要津,随时可以死灰复燃。未来的革命事业,依赖华侨同志之处还多,现在不可混入军阀队伍,助长反革命势力,埋没我华侨同志之革命正气。孙还在信中提醒我们,要吸收辛亥革命的教训,说当日许多同志,中了袁逆之毒,提倡功成身退,放弃革命,贻患到今,费了偌大力量,牺牲多少同志,始有一线曙光,但仍未可乐观。孙中山并谆谆告诫华侨义勇团的同志说,我人今日,不是做官时候,还是于革命时期。现在革命工作,正系开端。真正的革命,还要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有待于后来人继续努力,及华侨同志,共同奋斗,并要更加努力,后来居上。先生最后希望华侨同志,要体会缔造共和艰难,坚持革命到底……词意恳切沉痛,使华侨读后至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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