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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真实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作者：余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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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秋，龙梅又一次在部队的培训班上见到了张平，再次热情地向他表示爱：递条子，约会。张平终于被龙梅的真诚和坦然感动了，牵起了这位他一直不敢“高攀”的姑娘的手。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好不容易跨过身份悬殊的鸿沟，民族差异的难题又摆在面前。张平是汉族人，龙梅是蒙古族人，家里人都希望她找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连老同志也发话了：“蒙古族培养了你，你一定要找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对张平，有人当面就讥讽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你找个英雄，将来还不是给人家带孩子、洗尿布，说不定人家地位高会把你蹬了。
那时，龙梅给张平的信也会悄悄地被别人拆掉，根本传不到张平手里。龙梅于是只得给张平的朋友写信，委托那人的妻子递给张平。每封信都辗转好几个人的手才交到张平的手上，龙梅笑言当年谈恋爱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当时，龙梅家的亲戚积极为她另择蒙古族的“女婿”，有些领导也积极为她另择当官的“女婿”，但龙梅一概谢绝，她认定张平忠厚老实、勤恳能干，非张平不嫁。至于张平，受的压力也不亚于龙梅，张平的家人劝他三思而行；有些好心人奉劝他不要找名人为妻，否则自己的一切会被名人的声誉和光环所淹没，劝他慎之又慎。就这样，龙梅和张平的恋爱足足谈了8年，期间经历多少滋味，只有龙梅和张平两个人知晓。
20世纪70年代中期，龙梅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代表团中有一位著名的“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日本人对这位不学无术之辈颇为讨厌，龙梅为其解了围。此君对龙梅非常感激，并对龙梅产生了爱慕之心，几次托人向龙梅求婚，龙梅心中只装有张平，便婉言拒绝了这位“反潮流英雄”的求婚。
直至1977年，龙梅以“为了民族团结”为由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递交了报告，申请结婚，获得批准。经过“八年抗战”式的爱情长跑，两位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然而，接下来是10多年的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龙梅没有任何埋怨，也任由外面的流言蜚语在四处传播。有的说：“龙梅结婚的第二天就离婚了。”也有人说：“龙梅不会生小孩。”龙梅倒是很豁达：“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怕。”
后来，龙梅被保送进包头市医专、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学习。自1976年转业后，龙梅先后担任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旗委副书记，包头市东河区团委副书记、统战部副部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9年当选为东河区政协主席，并在换届中连任。龙梅对这份简历常常感到不安：“我和妹妹其实只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龙梅也经常告诫自己“要面对现实，把本职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第二次生命”。
在东河区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期间，她分管群众信访、政法、城建和民族工作，工作琐碎而具体。为解决一个普通工人因住房引发的问题，她一次又一次骑自行车跑到有关部门，几乎把业余时间都赔上了。她还挺身而出，保护因揭发违法乱纪而受打击报复的群众，她说：“我不怕丢乌纱帽，不论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谁要‘整’群众，我就和他打官司。”有位工人感动地说：“不论大事小事，只要找上门来，龙梅主任都会热心帮忙。”
对政协工作，龙梅投入极大的热情。在她的带领下，东河区政协工作出色，被区委评为政绩突出班子。她曾牵头从温州引进8000多头奶牛，吸引5000多万的资金。龙梅说：“我没有利用我的名字作为便利条件来做广告、宣传，这项投资完全是一点一滴攻坚下来的，虽然很累，可是我很高兴。”抓好政协工作、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外，她还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东河区、包头市乃至自治区的招商引资上。
张平当时在内蒙古包头军分区干休所当军医，20世纪80年代因研制出羊肠线穴位植入法，配合自制中药，治疗各种类型癫痫疗效显著，在国内医疗战线上颇有影响。
1999年10月的一天，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张平的生命。龙梅悲痛欲绝。“真好像是天塌下来一般！”龙梅把女儿送去陪老年丧子的公婆，把儿子送到部队服役，曾经欢声笑语的家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龙梅索性住进了办公室。
这一住就是一年多。龙梅突然意识到她不能再这样生活在张平的阴影里了。“当时我哭了一宿，我也想不通，实际上我也不想找。但是不找，我还年轻，生活上、生理上也需要有一个伴，所以我说小孩应该回来，起码得有一个家。”
2001年5月，经人介绍，龙梅与包头市公交公司内退职工张宝生组成了新家庭。在丈夫张宝生眼里，“龙梅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是个顾家的妻子”。在外是女强人的龙梅，回到家是个地道的好媳妇，做饭、洗衣样样抢着干。她骨子里隐约透着一种努力、朴素和时时为别人着想的精神。
在感情上，姐姐龙梅似乎总是波澜不断，而身体上，妹妹玉荣的终身残疾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年仅9岁的玉荣还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天真地问护士：“阿姨，我的脚呢？”大家都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面对截肢的现实，哄她：“现在给你窝回去了，过几天才能放开。”没过几天，在换药的时候，小玉荣看到自己的脚没有了。
实际上，她的右腿膝下全部截去了，左腿保留了脚后跟，不得不装起了假肢。随着身体的成长，那一节节增长的假肢，记录了玉荣艰难成长的历程。“每换一次假肢都特别痛苦，创口处总要经历一次重新磨合，直到磨出肉茧，20岁出头才算稳定。”回想往事，玉荣感慨地说，“夏天最难熬，两条假肢护腿的材料既厚重又不透气，接口处的肢体常在汗水里泡着，走得时间一长，就又红又肿，有时还会发炎。”
玉荣一次次忍着巨痛，任由假肢在原来的皮肤上磨出血、磨出茧子，才慢慢适应了失去双脚的人生。身体上的残疾让开朗的她更加坚强起来，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在车水马龙的人流中，没有人会注意到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爱情上，她却怯步了。玉荣在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内蒙古师范学院，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她遇上了同班的一位朴实憨厚的蒙古小伙子朝克，和姐姐龙梅一见钟情、勇敢追求的方式截然相反，她迟迟没有向朝克流露任何自己的情感。玉荣想得很多，自己身体上的残疾让她自卑，而姐姐曲折的爱情经历也使她对自己的感情非常谨慎。
大学毕业之后，玉荣被组织安排到内蒙古集宁市，担任乌兰察布盟教育局副局长，而朝克也被分配到乌盟民族中学任教。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个城市，玉荣还是没有任何表示，甚至是顾虑重重。直到两年后，上天再次给了玉荣一个机会：将她下放到民族中学锻炼，在这所学校任副校长兼副书记，和朝克在一起工作。在朝克心中，玉荣与其说是位英雄，不如说是位通情达理、聪明善良的好姑娘。
朝夕相处的两位老同学心中早已暗怀情愫，谁都没有捅破这个事情。朝克质朴真诚却不善言辞，平时，他总是主动帮着玉荣做许多体力上的活儿，还默默地帮玉荣修理过假肢。玉荣也渐渐地体会到，也许朝克也有思想的包袱。他自小是孤儿，跟着养父母长大，整个背景就与玉荣差了一大截。
1979年10月，玉荣被派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进修，两人见面不能说出来的话，却在往来的书信里互诉了衷肠。回忆当时的情景，玉荣说：“当时我在北京进修，不知怎么，脑子里总是闪现着朝克的影子，我当时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就给他去了封信。我从来没有这么大胆地挑明两人的关系，在信中，我写道：‘咱们俩是同学，相互毕竟了解。如果你要是同意的话，咱们作为终身的朋友。’当然，我也要朝克仔细考虑我的残疾问题，不勉强他作任何决定。”
信寄出好多天没回信，玉荣有些着急，觉得自己太唐突、太草率，开始有点后悔。20多天后，在她即将离开北京到重庆、南京实习时，收到了朝克表明心迹的回信。朝克一下回了七八页纸的书信，他忘情地告诉玉荣：“你虽然是残疾，但这不是天生的，是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而致残的，我不嫌弃。”朝克的话很简单，很朴实，让玉荣再次感动了好久。
回到内蒙古后，组织上一次问玉荣个人问题考虑了没有，玉荣一听：机会来了。就把自己和朝克恋爱的事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于是组织上对朝克作了考察，告诉玉荣：“这后生还不错！”
1981年的五一劳动节，玉荣和朝克结婚了，与姐姐龙梅经历过的坎坷不同，她的终身大事很快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和父母的赞同。婚后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玉荣和朝克总是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如维修假肢，拧拧螺丝，添添黄油，都由朝克承包；朝克调自治区广播电台蒙语专题部任编辑后，工作十分忙，买菜、洗衣、做饭——玉荣总是抢着做，尽量减轻朝克的负担。朝克的文笔特别幽默，颇受广大听众的欢迎，玉荣也为他骄傲。
玉荣先后出任过乌盟团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等职。每年的高考，几乎都要出现残疾考生分数上了录取线而有时却录取不了的问题。经过了解，玉荣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考生报考的志愿不适合残疾人，二是校方不愿接收。玉荣就一方面利用简报等宣传形式，向广大残疾考生宣传哪些专业残疾考生能报，哪些不能报；另一方面和校方取得联系，多方做工作。一次，赤峰有位一只眼失明的考生，因报错了专业而被校方拒收，在玉荣的协调下，这位考生进入了内大学习。
后来，玉荣调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副主任，现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
1969年国庆节时，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龙梅、玉荣到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在庆祝活动中，周总理亲自安排龙梅、玉荣在中南海住了15天。还一同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宴，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一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龙梅去过法国、日本访问，玉荣去过罗马尼亚、韩国等访问。的确难以相信眼前这两位普普通通的妇女，就是昔日名扬全国、感动了几代人心灵的英雄姐妹！
岁月的长河，总有带不走的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总有无法磨灭的一段段感人的事迹。他们的事迹与精神如丰碑般永驻人心，为人们导航引路。英雄绝不会过时，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从草原深处诞生的“英雄小姐妹”，几十年来，用她们的事迹一次又一次感召着人们。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