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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邓、毛、谢、古”被整始末

作者:孟昭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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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毛泽东将古柏调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而总前委书记便是毛泽东。当时,总前委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常与古柏一起研究或委托古柏去处理,古柏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古柏的妻子曾碧漪与贺子珍一道在总前委机关专门负责收发、保管文件,搜集、整理报纸,将有用的材料剪辑、摘录下来,供毛泽东参考。毛泽东需要什么文件或要看什么书,总是向曾碧漪要或让她去找。曾碧漪跟贺子珍相处得非常好,两人情同姐妹。
  正因为毛泽东跟古柏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富田事变”中,那封伪造的毛泽东的信,就是写给古柏的。
  1930年底,古柏奉总前委之命,前往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协助肃反工作。晚上,古柏正和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在省苏维埃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村召集会议研究工作,不料先行到达红20军军部负责肃反的李韶九大搞肃反扩大化,激起了红20军一部分官兵极度不满,引发了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叫嚷着要抓曾山和古柏。古柏连夜逃出了富田。天亮后,古柏跑到兴国县,被兴国县苏维埃主席钟世斌当作坏人抓了起来。待弄明情况释放后,有人送来一封“毛泽东亲笔信”。信称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等人是AB团重要成员,要古柏立即前往红3军团对这些人进行审查。乍一看,笔迹很像毛泽东的,但古柏还是从落款日期上看出了破绽。他太熟悉毛泽东笔法了,当时毛泽东无论是写信还是批阅文件,日期全是大写,而此信的日期却为小写的阿拉伯字码,便确认此信是伪造的。这样,古柏就戳穿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危机,使红军领袖之间更加团结,战斗友谊也更加牢固和纯正。
  
  六
  
  毛泽覃、谢维俊、古柏3人对博古等领导人不满,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他们来自上海的“洋房子”。
  “洋房子先生”排斥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跟邓小平一样,理直气壮地反驳道:“谁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
  他们对“洋房子先生”的揶揄,传进了“洋房子先生”的耳朵里。“洋房子先生”勃然大怒,于是他们立即成了4个“罪人”,受到铺天盖地的挞伐,邓小平则首当其冲。
  1933年4月16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下,在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的江西党组织3个月工作总结大会上,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毛、谢、古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1933年5月4日,中央苏区纪念“五四”青年节,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操纵的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总批判》的决定,文中写道:以邓、毛、谢、古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邓、毛、谢、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致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经过反“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和古柏被撤销了职务,并给予“最后严正警告”;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维俊被处分后调离工作。
  这场斗争,直到红军长征时才停息。
  
  七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战略转移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人。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部分红军队伍在瑞金附近的黄膳口红林山被国民党“进剿”军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阵亡。敌人在其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的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亲笔题赠他的字,才知阵亡者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毛泽覃牺牲时年不过30岁。
  
  谢维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特击队员,从事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部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古柏被宣布撤职时,连自卫武器手枪都被收缴。他被派往会昌担任扩红突击队的队长。“左”倾错误领导人无视苏区大部分青壮年已上前线参军参战的实际情况,提出会昌一个月扩红两万的高指标,结果只完成原定数字的百分之四十。这下子古柏被认为“不能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加上“标本官僚主义”的帽子,遭到批斗,被开除党籍,撤销其扩红突击队队长的职务,调去征集粮食。古柏虽屡遭打击,但没有气馁,仍然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古柏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晚上,古柏在一个叫鸳鸯坑的纸棚(造纸的棚子)里,召集五华、兴宁、龙川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开会,传达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发来的二月指示。由于叛徒告密并带路,会场被龙川县保警大队百余名兵丁和几十名民团包围。当古柏举枪指挥突围时,不幸中弹倒地,血流如注,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937年秋,寻乌古氏家族修订族谱,准备为古柏立传,为了准确地弄清古柏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任职情况,古柏的二哥写信到延安,向毛泽东询问,并请毛泽东为古柏作传。
  毛泽东得知古柏在南方游击战场牺牲的噩耗,为失去一位诚挚热情、少年英俊、奋发有为的战友而深感痛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索片刻,忍泪含悲命笔复信。信中说:“由西安转来大函敬悉,嘱为令弟古柏同志作传记,因忙未暇,为聊书数语,以慰古氏同胞。”
  毛泽东在一张宽约20厘米、长30厘米的洁白的宣纸上,饱蘸浓墨,挥毫为古柏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在悲壮流畅、笔力遒劲的字里行间,饱含毛泽东对古柏的深情厚谊和亲切的怀念之情。
  与毛、谢、古3位相比,邓小平还算不幸中的万幸。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后下派农村劳动的事,对“左“倾领导把这么一位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青年干部放在一边不用,很不满意。于是给中央打电话,力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工作。以后,邓小平担任《红星》报的主编,随中央红军长征。红军打下遵义城后,调任中央秘书长,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党和红军的领袖们一道,进城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并在会议上作重要记录。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3个人,希望活着的邓小平要为党争口气。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对邓小平作出这样的评价:“人才难得”。这里所说的“人才”,恐怕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而是说他在治党、治国、治军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谋略和才华。
  邓小平最终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一位继毛泽东之后为世人所瞩目的伟大人物。
  责任编辑 杜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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