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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周恩来处理一封人民来信始末
作者：赵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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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告状信及一幅漫画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处于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山东省惠民地区（今属滨州市与东营市）、广饶县（今归东营市）均为重灾区。当时因疾病、饥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广饶县公安局干部曹树立，毅然写了一封题为《小干部与主席谈心》的人民来信，寄给国务院，反映上述问题及个人处境。信内言辞颇为激烈。
曹树立家住广饶县城关三村，其父母因食不果腹，营养不良，于1960年下半年患水肿病和干瘦病，并于1961年8月9日、8月27日先后去世。而此时曹树立正躺在惠民专署疗养院的病床上，经受着晚期肺结核症的痛苦折磨。这一时期，他不仅陷于痛失双亲的苦闷之中，而且目睹周围老百姓，集聚一起风抢医院食堂的情形。深更半夜，疗养院大门紧闭，而群众在门外手持木棍呼喊，回头望望公路两边大杨树的树皮、叶子已被吃光剥光了。
随之，住院病号饭也难以为继了。曹树立就自己到田地挖来野菜，回来剪成一段段，放进暖瓶以开水烫焖，撒点盐巴，做成野菜团子吃。天天以野菜充饥，致使病情加重，引起大吐血，曹树立濒于绝望的境地。于是他产生了向中央写信的想法，但又觉得担“风险”，转念又想：“反正我也不久人世了，死尚且不怕，还怕什么？”他伏在病床上开始动笔了。因住双人病房，只好晚上琢磨白天写，共写满10多页纸，装进自己糊的大信封，上写“中共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收”，寄时超重了，只得补贴邮票。这是1961年10月14日的事。
曹树立这封信原文如下（有删节）：
小干部和主席谈心
我们这里的死亡太惊人！您实在不该稳坐北京，专靠行文、指示、马列主义、政治工作了。以上这些都不是粮食，不是粮食就不能充饥，不能充饥就不能避免死亡。如何避免死亡，以小干部短见，就是怎样发挥群众劳动生产的自觉性，这是解决农业问题和避免人口死亡的根本道路，别的千条妙计，都是无济于事。您应该立即想出一个既不改变生产资料（土地）性质，又能接近符合群众的心理和条件，对土地使用的措施，从而很快的（地）发挥群众的生产自觉性和积极性。我们国家这样大，像我们这里的情况总是局部的，为了避免当前这种吓人的死亡，不管您想出什么高计绝策，先别强调农业税，或者极少量的担负农业税，应该先考虑他们的生存自给就很好。我连月失去双亲，真是万分悲痛，像我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触目皆是已不为奇了。在这个时期失去爷娘的人，失去儿女的人，失去丈夫的人，失去妻子的人，怎么能不暗下议论。有的说：怨党中央、毛主席、三面红旗……
我这话您爱听也别高升我三级，不爱听生气也别叫我下牢，您不怪我好歹，今后咱就常谈心。
山东情况再不能搁延了，马上行动吧，我的好主席。
十一年的候补党员
三十二岁的小干部
患病吃不饱的人
神经正常的人
曹树立
（1961年）十月十四日
曹树立将信写好后思量再三，为防秘书阅信后扔掉，他又另用一纸写明：“负责同志：你若是保国的忠臣，爱祖国，爱主席，有良心，就一定将这份谈心书交给主席过目。（如果）你（不）这样做，把它掷到纸篓里，您可要扪心思量！”
此外，曹树立又亲手绘制一幅漫画，附在信中。漫画的内容是：一位年轻的边防战士，守候在一尊大炮旁，他力举手臂，高呼“誓死保卫祖国”。大炮后边置有两口棺材，一口殓其父亲，一口殓其母亲，再后便是曹树立本人正躺在病榻里，奄息间吸着氧气。画中那位青年军人正是曹树立正在服现役的弟弟。
周总理的焦虑
曹树立的告状信如期寄达国务院。1961年10月26日，习仲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将此信先后送交李先念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过目，最后送周恩来总理批阅。
10月30日，周总理于百忙中，亲自写信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下达有关指示。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总理奋笔疾书，心情是沉重的：老百姓吃不饱饭，是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各级干部的责任。曹信中反映的问题应认真对待，摸清实况，从速解决。
周总理致谭启龙函的原文是：
启龙同志：
现附上曹树立来信抄件一份，并有他附件一纸，请阅后派得力同志去认真地查一查。不管这个人的情况如何，总要把惠民、广饶两地方的现象弄清楚，并且对曹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希望你将查得的结果告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并退回。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周恩来写此信的历史背景在于，自1959年始，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有15个省出现饥荒，尤其山东、河北等5省严重缺粮，人心惶惶。为此周恩来忧心如焚，正如总理的秘书李岩所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于是周恩来呕心沥血，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誉为“粮食调度总指挥”。这一时期，他每周总要数次约请粮食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据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首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点、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
还需补充说明的是，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于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一日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两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会议决定，今后不再开展反右反“左”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所以，周恩来在信中特意指出“对曹树立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从而让群众讲真话，而绝不打棍子，扣帽子。
省委书记的奔忙
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于1961年11月1日亲自到惠民专署召开地区领导和县级领导会议。会上传达了周总理对曹树立来信的批示，并指派省委办公厅秘书方兴到惠民地区人民医院与曹树立晤谈，并到广饶进行详细调查。
谭启龙则自11月1日结束惠民地区工作会议后，即踏上了到各县调查的行程，至11月12日，共计跑了博兴、桓台、邹平、高青、滨县、沾化、无棣、阳信等8个县，所到之处详细了解这些地区3年受灾的严重情况及老百姓因饥饿而患病死亡的惨状，焦虑万分，急如燃眉。
方兴于11月13日将在广饶调查的情况以书信的形式及时向谭启龙作了汇报。方兴在信中说：从各方面反映看，曹树立是一个好同志，他自1953年患肺病，1955年春到惠民专署结核病防治所疗养，至今6年多，现在病入膏肓，他的父母在一个月内相继亡故……
方信中说，“广饶县病人和死亡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全县各种病人，今年（1961）一二月份六万人，五月份七万人，六月份八万人，九月份达到十二万人，占全县总人口（四十一万）的29%。一至十月份，全县共死人14272人，占总人口的3.4%。其中，八九月份死亡最多，每月都在2000人以上，十月份死1520人。病人多、死亡率高的原因，据我在城关公社调查，最主要的是连续三年灾荒，加上今年春季口粮特别紧（每人每天只有半斤），此外，秋季严重涝灾，腹泻、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发展，医疗跟不上，也是死亡率提高的原因之一。十月份以来，因秋收已接上口，病人和死亡现象都有所好转。县委目前正大力安排生活，对病人进行治疗。”
1961年11月23日，谭启龙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给周恩来写了汇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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