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１９６６年：周恩来的困惑
作者：张家康
字体： 【大 中 小】
周恩来一直在国事的忙碌中，一直到5月16日，他才被通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于4日召开，26日结束，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召开，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停止和撤消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稿，毛泽东的修改文字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于是，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没结束，5月25日，在康生、曹轶欧的授意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此之前，周恩来也多少预料到北大的形势，曾经指示：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贴出后，周恩来连夜派有关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并再次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
康生却居心叵测，暗暗欢喜，立即把大字报的内容，密报给在外地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当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篇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大字报刚刚播完，陈毅等带着迷惑的心情来找周恩来，问道：“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通知？”周恩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得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很快，大字报便如黑色的旋风，横扫北京的大中院校并迅疾波及全国，一时间，冲击学校党委，批斗专家、学者、权威……混乱不堪的局面，如同泥沙翻滚的恶浪，在全国翻涌席卷。
如此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已明显感到力不从心，瞠乎其后。他曾经无奈地说：“谁也没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
“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
“文化大革命”终于发动起来，北京乃至全国都处于风云变幻之中。为使运动有序地进行，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相商后，给仍在外地的毛泽东写信，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同意的态度。6月3日起，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派人到北大、清华外围巡逻，提醒首都工作组：特别要注意有无外国人带照相机进入校园，但绝对不要阻拦，由两校自己劝阻他们进入校内。同时，他又担心“三线”建设受到影响，在国务院各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会上，他指出：“三线”建设与一线、二线不同，不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毛泽东对运动的进展很不满意，认为是工作组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毛泽东由武汉回到北京后，立即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作出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批评说：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还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毛泽东甚至认为，派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红卫兵，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7月28日，他们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两张大字报。毛泽东看后极为振奋，于8月1日给他们回信，热情洋溢地支持他们。也就是这一天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的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工作组所进驻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里所说的“某些领导同志”，显然有所指的，那就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对中央政治局进行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增补至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见诸报端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序的第二降至第八。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只有林彪仍是副主席，其他的几位，都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周恩来不愿让混乱的形势继续蔓延下去，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十六条》时，他和陶铸等人竭尽努力，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周恩来处于矛盾和困惑之中，8月14日，他接见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在回答所提“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的自然结果。同时，他又谨慎地说，我们的经济界的专家和权威，爱国的、积极为人民的、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是多数。我们以“文化大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在继续发展。
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更是来势凶猛，这些不懂历史、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竟以所谓破“四旧”的名义，准备冲入闻名世界的故宫。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已是泛滥成灾，周恩来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尽可能地将乱哄哄的红卫兵运动，纳入一定的秩序之中。他指示北京市委，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以有限的纪律和秩序，规范和约束红卫兵的放任无知的行为。联络总站成立后，他又提出，在总站内设立一个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室，以及时了解和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尽最大的可能引导红卫兵不惹更大的乱子，不肇更大的事端。
在那样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做些违心的事。正如英国著名记者、作家迪克·威尔逊在其所著《周恩来传》中评述道：“周的另一选择是：继续装作拥护运动，一方面努力使它不要过分，减少它的破坏作用，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选择的道路。选择这条道路需要一种使人感到屈辱的两面手法。”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人数达1100多万。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已使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不堪重负，几乎时时处处都潜伏着事故的隐患。这段时间，是周恩来最为揪心、繁忙的日子，他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认真阅读《铁路运输简报》，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相应对策。他批评铁路系统的造反派，“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
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对此有着亲身的深刻感受：“八次红卫兵串联，都是最困难的时候。那时，总理几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会堂，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饭都没吃，到那里临时吃点饭。我也没吃，到那与总理一起吃点面条。总理问我运输的情况后，就指示哪个列车可以出去，哪个列车可以进来。我就按他的指示来办。按总理的指示来办，这个车才能行动。所以，总理有时候跟红卫兵讲，也当着我的面说：吕正操，你这个铁道部长，我替你当了。总理说过这个话。我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话，他们是哪一个都不听，只有总理说的话，还可以听一听。但是以后，我走了以后，恐怕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