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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连载二）
作者：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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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省医院，在这个医院上班的玉兰妹妹玉霞，已经安排好了母亲住院的病床，便立即将母亲送进了病房。这次，母亲由于肠炎同时并发肺心病，病情很快恶化，第二天心脏就出现衰竭。医院的医生、护士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是，由于母亲长期百病缠身，身体极度衰弱，再加上这次数病并发，不幸于1983年5月3日上午就病逝了，享年69岁。
对母亲怀有深厚感情的玉兰，常常向我和女儿忆及老人的情况，表达自己不尽的思念之情。在母亲的周年祭日，玉兰在她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摆上了一盘饺子，又对我和两个女儿，谈起母亲对自己和孩子的关怀：“三年困难时期，娘为了重点保俺，常常蒸一碗瓜片，或馏一个窝窝，或炒一把花生仁，或煮一个鸡蛋，放在炕头上，等俺晚上开完会，回家来吃。可是，娘自己呢，却是啥也舍不得吃。”
玉兰在说到母亲这一辈子的命运时，这样说：“想想俺娘过去的那种苦日子，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是为了支持俺的工作，费心操劳，走过了一条多么艰难的路。真没想到，到了1980年，又从天上掉下一块大黑石头，砸到了俺身上，栽在了俺头上，硬说俺有‘八大问题’。这顶沉重的帽子，压得俺喘不过气来。整整3年时间啊！为这，俺娘担惊受怕，连气加病，最后这次住院，只见她使劲儿地坐起来，从褥子底下找出平时省下的零用钱，要留给俺们，这都是因为钱太紧呀！娘的丧事，只用了200块砖，埋在了俺们村北树林的公墓里。娘这一辈子，只灌了一肚子苦水，啥福也没享。当时，俺不会哭，像傻子一样。娘呀，你养育了俺几十年，俺报答了你啥呢？俺真对不住你啊！”懂得这份深情，谁不会心碎呢？
1984年9月，我们忽然接到一位亲戚从临西县打来的电话，说是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了。当时，玉兰正在保定河北农业大学学习。我和玉霞听了，十分震惊，连忙让玉霞回去，把老人接到了石家庄。原来，父亲早就患病在身，肚里都有了腹水，却一直没有告诉我和玉霞，也没有告诉在保定上大学的玉兰，生怕牵挂我们的心，生怕耽误玉兰的学习。
玉兰一听说父亲患病的消息，就急急忙忙从保定回石家庄。从河北省医院到省二院、省四院，从石家庄又到位于正定的部队医院，反复给他检查和诊治。但不幸的是，父亲患的是肝癌晚期的绝症。只见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玉兰焦急得日夜难眠。她一再对我念叨：“俺知道，爹是为俺操劳病的，爹是为俺担心病的。眼下，爹得这病，俺却治不了，俺对不起爹呀！”
父亲在垂危之际，握着玉兰和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仿佛还有千言万语要讲述，还有千情万结要倾诉。但是，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说话了。只有一双大眼睛，还流露着慈祥的目光。此时，玉兰在上年失去母亲之后，仅仅相隔一年半的时间，又要失去父亲，悲痛的心情无法抑制，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那样流下来，把心都淹了。
1984年10月8日，父亲终因病重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61岁。据玉兰说，他一生没得过大病，也从来没有住过医院，甚至连针都没有打过一次。然而，这次他从住院到去世，竟不到20天时间。
后来，玉兰和我一道回东留善固。临离开村时，她对我说：“俺爹跟俺，从来不说客气话。但看得出来，他欢迎俺回来，不愿叫俺走。不论什么时候，他都要送俺上车，目送俺的车看不见了，才回去。俺觉得，俺爹还活着，还在目送俺外出。”
玉兰由于工作繁忙，不能像别的母亲那样带孩子，两个女儿生下来后，竟没有吃过她一口奶。但是，她仍力所能及给予照料、体贴和关怀，尽到了一个慈母的心。我们的家住在一楼，每到夏天房里就有蚊子，她常常深更半夜不厌其烦地爬起来为孩子打蚊子。有一回，她带两个女儿外出，居住的房间里只有一顶蚊帐，她让两个女儿睡在蚊帐里，自己睡在外面。她平常抽不出时间来为女儿买吃买穿，就利用出差和上班回家的机会，顺路捎带着买点。她没空给女儿做饭，有段时间听说女儿想吃米饭，她就天天在上班时带上饭盒和大米，到机关食堂蒸好米饭，中午再特地送回家来。到了节假日，才能给孩子包顿饺子吃，改善一下生活。
她十分注意培养女儿有个好品德、好作风，这是玉兰教育孩子的一个特点。由于经常出门，玉兰同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她就找机会带她们出门，这样既增加了母女之间的接触机会，又使她们增长了见识。玉兰曾带着女儿到过北京的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给她们讲述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使她们从小就热爱社会主义；曾带着女儿去长城，上山海关，下白洋淀，给她们讲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物产，培养她们爱国主义的思想；还曾带着女儿到山东聊城拜访过身残志不残的我国当代优秀青年张海迪，鼓励她们向张海迪姐姐那样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每逢节假日，她在家里不论是做饭，打扫卫生，还是在菜园里拔草、浇水，总是叫孩子一块儿参加。有一回，我劝阻道：“孩子这么小，别叫她们了。”她说：“人都是从小看大。树立热爱劳动的习惯，从小就要培养。”她看到女儿有啥缺点，总是及时指出，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女儿小时候不懂珍惜粮食，玉兰就给她们讲1963年大水灾的情景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教育她们永远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常听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然而对于我和玉兰来说，它却是爱情的起点。从1974年我们结婚到玉兰1993年3月31日逝世，在长达20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们一直相敬相爱，如胶似漆。我喜欢她的一切。特别是她的思想敏捷、工作泼辣、敢说敢当，令我敬佩。每当她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比如她探索的某项工作经验得到了推广，或者她在某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或者她的某个观点后来被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所印证，我总是由衷地向她表示祝贺：“这回你又对了！”玉兰则常常称赞我为人坦诚、甘于谦让、埋头苦干。每当有人邀请我去采访，她总是很愉快地转告我；每当看到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她总是将这份报纸拿回家来，兴奋地对我说：“嚯，又上了一篇！”每当家里需要弄文舞墨的时候，像给亲朋好友复信、帮助孩子修改作文，玉兰总是说：“大记者，这回看你的啦！”确实，我和玉兰的爱情，首先是从这种相互敬慕和信任开始的。
当时，玉兰担任的领导职务比较多，联系人很广，每到节假日，我们家的会客室里总是坐满了人。开始，她跟人谈话，我在旁边听。有一次，玉兰对我说：“江山，你出去一会儿，我跟这位同志谈点事情。”我听了很不自在。可想想，的确不该听。后来，每当玉兰同别人谈话，如果她不提出来让我参加，我总是主动离开。
这些年来，担负领导工作的她，要经常出门，当记者的我，也常外出采访，我们每年在一起相聚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当我们需要暂时分离时，她总是恋恋不舍地不愿让我出差，可又无可奈何。她几次在北京开会和参加长时间学习，都给我打电话或写信，让我去，但了解到我有事不能前往时，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们久别重逢之际，她是那样温情脉脉，仿如新婚燕尔，同时又深深地叹息：“我们这对正常人却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这样，玉兰对我的爱，就更深更浓。
爱，是在饱含酸甜苦辣的人生道路上，同承一方风雨。自从省委给我们找了几间平房，安了家，也就有了家务事。玉兰工作忙，很少有在家待的时候，可她一有空儿，总是抢着干家务事。她爱干净，拆被褥、擦窗台，是她最爱干的活。此外，她还十分乐意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浇水种菜。这样，洗衣做饭、买米买面、换煤气等家务事，就落在我的身上。多年来玉兰一直主“外”，我主“内”，久而久之，玉兰送了我一个“男内助”的雅号。她几次对河北省农业厅的同志说：“俺在家里，全靠江山的理解和支持，使俺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江山是俺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