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安娥家世考略

作者：徐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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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后，安娥辗转来到武汉，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抗战歌曲的创作。此前，她作词任光作曲的《打回老家去》（1936年）就已响彻大江南北，被认为是“当时仅次于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最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在这之后，她作词、冼星海谱曲的歌曲有《我们不怕流血》、《山茶花》、《战士哀歌》、《抗战中的三八》、《六十军军歌》等。
　　安娥在武汉还积极投入到“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中。1938年3月在社会各界700余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上，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任主席，安娥作为保育会发起人之一，在大会上作了保育会筹备经过的详细报告。保育会的成立，使炮火硝烟中无家可归的难童有了庇护所。安娥一方面积极参加抢救难童、筹措经费，一方面在报刊撰文向社会各界报道保育院的工作。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安娥又随儿童保育会的两万名孩子撤退到重庆。先后在报上发表《抢救孩子去》、《孩子们到四川去了》、 《进步着的孩子们——参观重庆临时保育院》，还创作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受难的孩子们》 等歌曲。
　　1939年安娥还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身份，赴鄂北战区采访。将自己在战区前线所见所闻写成多篇报道寄给桂林报社，后来整理成报告文学《征途杂感》等，在《广西日报》连载数月。1940年又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结伴深入到鄂豫边区李先念、陶铸领导的部队和抗日根据地采访，写成8万多字的日记体访问记《五月榴花照眼明》。曾担任鄂豫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任质斌后来曾称该报道“具有细腻、详尽的特点，但不是自然主义的猎奇，而自有独立采访所得与新鲜见闻，实属不可多得的报道新四军的力作”。
　　抗战胜利后，安娥随文化团体活动，先后辗转于昆明、重庆、上海。1948年冬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她与田汉进入华北解放区。在中共中央驻地平山，经与李克农谈话，按重新入党解决了党籍问题。
　　据范谈村老乡称，也就在这段时间，安娥偕同丈夫田汉，从当时驻正定的华北联大，回到故乡范谈村，走访了祖居故宅，探望了乡亲和儿时的乳母。
　　建国后， 安娥相继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中央实验歌剧院从事创作。1956年12月因患脑中风而失语， 以致半身不遂， 失去工作能力。 “文化大革命” 中的1968年丈夫田汉遭迫害致死，安娥也未幸免于难，于1976年8月去世。
　　由于安娥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使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品类很丰富，既有歌词、诗集，也有小说、报告文学，还有诗剧、儿童剧、翻译剧本和戏曲剧本等，据其后代不完全统计，留世的作品约计200万字。其主要作品，除如前所述的歌词之外，诗歌有《燕赵儿女》、《潮》、《寄给星海》；诗剧《高粱红了》；歌剧《洪波曲》、《战地之春》、《孟姜女》；戏曲《新纺棉花》、《黄泥岗》、《寇准探府》、《杨八姐盗刀》；话剧《小寨主》、《京报》；儿童剧《狼外婆》、《海石花》；小说《莫斯科》、《石家庄》（未发表）；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歌乐山上的保育院》、《难逃杂记》、《从朝鲜归来》；散文《遥寄陶行知》；翻译作品《在某一国家内》、《特别任务》等等。
　　笔者在翻检和查阅以上资料时，不禁为张氏父女，尤其是安娥这位伟大的女性，于风雨如磐的年代在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上的奋斗精神和卓越贡献所感动。文化部原部长、全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曾对其作过如下评价：“安娥同志是我国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过程中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她以女诗人和剧作家闻名于世。她的歌词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有着突出的贡献。”这使笔者对这位文化界的前辈更加尊崇和敬仰。
　　现在河北省博物馆这块地儿，是于1968年6月动工兴建，1969年开馆，初名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1987年改为“河北省博物馆”。馆前广场也随着时代变迁，由初建时一马平川的群众集会的政治活动场所，几经整容改建，已经成为省会人民文化休闲之地，被命名为“文化广场”。凭窗眺望，广场历历，触景感怀，浮想联翩。省城“文化广场”这块地儿，还真有其历史底蕴、文化内涵，竟和中国著名的现代女作家安娥的祖籍、家世有着这样鲜为人知的因缘。
　　责任编辑 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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