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
想了解这个字的意义，感觉到这个字的重量，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如从忙碌的生活中逃出来，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静静地思索片刻，像一个旁观者似地回溯我的过去，我便发见在一九二八年我的日记的断片中，有两段关于死的话。一段的大意是：忽然想到死，觉得死逼近了，但自己却不甘心这样年轻地就死去。自己用了最大的努力跟死挣扎，后来终于把死战胜了。另一段的大意是：今天一个人在树林中散步，忽然瞥见了死，心中非常安静，觉得死也不过如此。……我那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话？当时的心情经过八九年岁月的磨洗，已经成了模糊的一片。我记得的是那时过着秋水似的平静的生活，地方是法国玛伦河畔的一个小城镇。在那里我不会看见惊心动魄的惨剧。我所指的“死”多半是幻象。
幻象有时也许比我所看见的情景更真切。我自小就见过一些人死。有是的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给我留下的却是同样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问：死究竟是什么？我常常好奇地想着我要来探求这个秘密。然而结果我仍是一无所得。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够回来告诉我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有时我一个人关在房里，夜晚不点灯，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注意地望之黑暗。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依旧注意地望着。我也不用思想。这时死自然地来了，但也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于是它又飘飘然走了。死并不可怕。自然死也不能引诱人。死是有点寂寞的。岂止有点寂寞，简直是十分寂寞。
我那时的确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孩子（以后自然也是）。我把死看作一个奇异的所在。我一两次大胆地伸了头在那半掩着的门前一望。门里是一片漆黑。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这探求似乎是徒然的。
有一次我和死似乎隔得很近。那是在成都发生巷战的时候。其实说巷战，还不恰当，因为另一方面的军队是在城外。城外军队用大炮攻城，炮弹大半落在我们家里，好几间房屋毁坏了，到处都是灰尘，我们时时听见的大炮声、屋瓦振落声与家人惊叫声。一家人散在四处，无法聚在一起，也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我记得清楚，那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阴历），也就是所谓“花朝”（百花生日），午前十一点钟的光景。我起初还在大厅上踱着，后来听说家里的人大半都躲到后面新花园里去了，我便跑到书房里去。教书先生在那里，不过没有学生读书。不久三哥也来了。我们都不说话，静静地听着炮声。窗外是花园，从玻璃窗望出去，玉兰花刚开放，满树满枝的白玉花朵已经引不起我们的注意。他们垂着头坐在书桌前面。我躺在床上，头靠着床背后的板壁。炮弹带着春雷似的巨响从屋顶上飞过。我想，这一次它会落到我的头上来吧。只要一瞬的功夫，我便会落在黑暗里，从此人和我隔了一个世界，留给我的将是无穷的寂寞。……这时我的确感到很大的痛苦。死并不使我害怕。可怕的是徘徊在生死之间的那种不定的情形。我后来想，倘使那时真有一个炮弹打穿屋顶，向着我的头落下来，我会叫一声“完了”，就放心地闭上了眼睛，不会有别的念头。我用了“放心地”三个字，别人也许觉得奇怪。但实际上紧张的心情突然松驰了，什么留恋，耽心，恐怖，悔恨，希望，一刹那间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那时心中确实是空无一物。爱德华·加本特在他的一本研究爱与死的书里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中，它（指死）是和平的，安静的，还带着一种深的放心的感觉”，这是很有理由的。
我还见过一次简单的死。川、黔军在成都城内巷战的时候，对门公馆里的一个轿夫（或者是马弁，因为那家的主人是什么参议、顾问之类）站在我家门前的太平缸旁边，跟人谈闲话。一颗子弹落在街心，再飞起来，打进了那个人的胸膛。他轻轻叫了一声，把手抚着胸倒在地上。什么惊人的动作也没有。他完结了，这么快，这么容易。这一点也不可怕，我又想起加本特的话来了。他说死人的脸上有时还闪着一种忘我的光辉，好象新的生命已经预先投下它的光辉来了。他甚至在战地遗尸的脸上见过这样的表情。他以为死是生命的变形内的生命的解脱。
据说加本特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但是“死”这个谜到现在为止似乎还不曾得到一个确定的解答。我更爱下面的一种说法：死是“我”的扩大。死去同时也就是新生，那时这个“我”渗透了全宇宙和其它的一切东西。山、海、屋、树都成了这个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一个人的心灵和所有的生物的心灵接触了。这种经验是多么伟大，多么光辉，在它的面前一切小的问题和疑惑都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休息。
这自然是可能的。我有时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毕竟太美丽了。而且我不曾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想到“死”的时候，从没有联想到这一个死法。我看见的是黑的门，黑的影子。倒是有一两次任何事情都不去想的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傍晚的天空和模糊的山影，树影，我觉得自己并不存在了，我与周围的一切合一起变成了一样东西。然而这感觉很快地就消失了。要把它捉回来，简直不可能。但这和死完全没有关系，并不能证实前面的那种说法。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前面说过没有一个死了的人能够回来告诉我关于死的事情。对于这句话我应该加以更正。我有一个朋友患伤寒症曾经死过几小时，后来被一位名医救活了。在国外的几个友人还为他开过一个追悼会。他后来对我谈起他的死，他说他那时没有一点知觉，死就等于无梦的睡眠。加本特认识一位太太，她患重病死了两个三钟头，家人正要给她举办丧事，她忽然活转来了，此后她又活了三四年。据说她对于死也没有什么清晰的感觉。但有一点她和我那位朋友不同。她是一个意志力极坚强的女人，她十分爱她的儿女，她不能舍弃他们，所以甚至在这无梦的睡眠中她还保持着她的“求生的意志”。这意志居然战胜了死，使她多活了几年。诗人常说“爱征服死”。爱的确可以征服死，这里便是一个证据。若就我那位朋友的情形来说，那却是“科学把死征服”了。
像这样的事情倒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然而从死过的人的口里我们却不曾听过一句关于死的恐怖的话。许多人在垂危的病中挣扎地叫着“我不要死”，可是等到死真的来了时，他（或她）又顺服地闭了眼睛。的确这无梦的睡眠，永久的安息，是一点也不可怕的。可怕的倒是等死。而且还是周围那些活着的人使“死”成为可怕的东西。那些眼泪，那些哭声，那些悲戚的面容……使人觉得死是一个极大的灾祸。而天堂地狱等等的传说更在“死”上面罩了一个可怕的阴影。我在小孩时代就学会了怕死。别的许多人的遭遇和我的不会相差多远。
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怕死甘愿低头去做种种违背良心的事情。真正视死如归的勇士是不多见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布鲁诺上火柱……像这样毫不踌躇地为信仰牺牲生命的古今来能有几人！
人怕死，就因为他不知道死，同时也因为不知道他自己。其实他所害怕的并不是死，我读过一部通俗小说，写一个被百口称作懦夫的人怎样变成勇敢的壮士。这是一个临阵脱逃的军官。别人说他怕死，他自己也以为他怕死。后来为环境所迫，他才发见自己的真面目。他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怕的却是“怕死”的“怕”字。他害怕自己到了死的时候会现出怯懦的样子，所以他逃避了。后来他真正和死对面时却没有丝毫的畏惧。许多人的情形大概都和这个军官的类似。真正怕死的人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吧。倘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那么遍天下皆是勇士了。
“死”不仅是不可怕，它有时倒是值得愿望的，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休息，那才是永久的和平。正如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所说：“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来毁掉，”一些人从“死”那里得到了拯救。拉吉穴夫自己就是服毒而死的（在一八○二年）。还有俄罗斯的女革命家，“五十人案”中的女英雄苏菲·包婷娜后来得了不治之病，知道没有恢复健康的希望了，她不愿意做一个靠朋友生活的废人，便用手枪自杀。那是一八八三年的事情。去年夏天《狱中记》的作者柏克曼在法国尼斯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患着重病，又为医生所误，两次的手术都没有用。他的目力也坏了。他不能够像残疾者那样地过着日子。所以有一次在他发病的时候，他的女友出去为他请医生，躺在病床上的他却趁这个机会拿手枪打了自己。四十四年前他的枪弹不曾打死美国资本家亨利·福利克，这一次却很容易地杀死了他自己。在他留下的短短的遗书里依旧充满着爱和信仰。他这个人虽然只活了六十几岁，但他确实是知道怎样生，知道怎样死的。
在这样的行为里面，我们看不见一点可怕或者可悲的地方。死好像只是一件极平常、极容易、极自然的事情。甚至在所谓“卡拉监狱的悲剧”里，也没有令人恐怖的场面。我们且看下面的记载：
……波波何夫与加留席利二人都吞了三倍多的吗啡，很快地就失了知觉。夜里波波何夫还醒过一次。他听见加留席利喉鸣，他想把加留席利唤醒。他抱着他的朋友，在这个朋友的脸上狂吻了许久。后来他看见这个朋友不会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鸦片烟吞下去，睡倒在加留席利的身边，永闭了眼睛。
谁会以为这是一个令人伤心断肠的悲剧呢？多么容易，多么平常（不过对于生者当然是很难堪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在美国内战的时期，曾在战地医院里服务，他一定见过许多人死，据他说在许多场合中“死”的到来是十分简单的，好像是日常生活里一件极普通的事情，“就像用你的早餐一样”。
关于“死”的事情我写了八张原稿纸。我把问题整个地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多少懂得了一点“死”。其实我果真懂得“死”吗？我自己也没有胆量来下一个断语。我的眼光正在书堆中旅行，它忽然落到了一本日文书上面，停住了。我看书脊上的字：
《死之忏悔》古田大次郎
我不觉吃了一惊。贯串着这一本将近五百页的巨著的不就是同样的一个“死”字么？
“死究竟是什么呢？”
那个年轻的作者反复地问道。他的态度和我的是不相同的。他并不是一个作家，此外也不曾写过什么东西。其实他也不能够再写什么东西，这部书是他在死囚牢中写的日记，等原稿送到外面印成书时，作者已经死在绞刑台上了。我见过一张作者的照片，是死后照的。是安静的面貌，一点恐怖的表情也没有。不像是死，好像是无梦的睡眠。看见这照像就想到作者的话：“一切都完了，然而我心里并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很平静的。像江口君的话，既然到了那个地步，不管是苦，不管是烦闷，我只有安然等候那死的到临。”这个副词“安然”用得没有一点夸张。他的确是安然死去的。他上绞刑台的时候，怀里揣着他妹妹寄给他的一片树叶，和他生前所喜欢的一只狗和一只猫的照片。这样地怀着爱之心而死，就像一个人带着宽慰的心情静静地睡去似的。这安然的死应该说是作者的最后胜利。
然而我读了这两百多天的日记，我想到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狱中等死的情形，我在字句间看出了一个人的内心的激斗，看出了血和泪的交流。差不多每一页、每一段上都留着挣扎的痕迹。作者能够达到那最后的胜利，的确不是容易的事。
“我感着生的倦怠么？不！”
“对于死的恐怖呢？曾经很厉害地感着。现在有时感到，有时感不到。把死忘记了的时候居多。只是死的瞬间的痛苦还是有点可怕。”
作者这样坦白地承认着。他常常在写下了对于死的畏惧以后，又因为发觉自己的懦弱而说些责备自己的话。然而在另一处他却欣喜地发见：
“死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也是伟大的。……”
后来作者又疑惑地问道：
“死果然是一切的终结吗？死果然会赔偿一切吗？我为什么要怕死呢？”
“死并不可怕，只是非常寂寞。我为什么憎厌临死的痛苦呢？我想那样的痛苦是不会有的吧。”作者又这样地想道。
“我想保持着年轻的身体而死去，”这是作者的希望。
我不想再引下去了。作者是那样一个厚于人情的青年，他有慈祥的父亲，又有可爱的妹妹，还有许多忠诚的友人。要他把一切决然抛弃，安然攀登绞刑台，走入那寂寞的永恒里，这的确不是片刻的功夫所能做到的。这两百多天的日记里充满着情感的波动。我们只看见那一起一伏，一潮一汐。倘使我们不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追随作者的笔，我们就不能了解作者的心情。
只有二十六岁的年纪。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而又不得不离开。不想死，而被判决了死刑。一天天在铁窗里面计算日子，等着死的到来。在等死的期间想象着那个未知的东西的面目，想象着它会把他带到什么样的境界去。在这种情形下写成的《死之忏悔》，我们可以用一个“死”字来包括。他谈死，他想了解死，他觉到死的重量，和我完全不同。他的文字才是充满着血和泪的。在那本五百页的大书里作者古田提出许多疑问，写出许多揣想，作者无一处不论到死，或者暗示到死。然而我却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一个结论。
其实这个答案，这个结论是有的，却不在这本书里面，这就是作者的死。这个死给他解答了一切的问题，也给我解答了一切的问题。
古田大次郎为爱而杀人，而被杀，以自己的血偿还别人的血，以自己的痛苦报偿别人的痛苦。他以一颗清纯的心毫不犹豫地攀登了绞刑台。死赔偿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
我想：“他的永眠一定是安适而美满的吧。”我突然想起五十年前芝加哥劳工领袖阿·帕尔森司上绞刑台前作的诗了：
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
更不要带来惊惧和恐慌；
我的嘴唇已经闭了时，
我不愿你们这样来到我的坟场。
我不要送葬的马车排列成行，
我不要送丧的马队，
头上羽毛飘动荡漾；
我静静地放我的手在胸上，
且让我和平地安息在墓场。
不要用你们的怜悯来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们还留在荒凉的彼岸，
你们还要活着忍受灾祸与苦辛。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里面，
只有我才应该来怜悯你们。
人世的烦愁再不能萦绕我心，
我也不会再有困苦和悲痛的感情，
一切苦难都已消去无影。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内，
我如今只有神的光荣。
可怜的东西，这样惧怕黑暗，
对于将临的惨祸又十分胆寒。
看我是何等从容地回到家园！
不要再敲你们的丧钟，
我现在已意足心满。
这篇短文并不是“死之礼赞”。我虽然写了种种关于“死”的话，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坦白地承认：
“我还想活！”因为我正如小说《朝影》中的青年奈司拉莫夫所说：“我爱阳光，天空，和春光，秋景；我爱青春，以及自然母亲所给予我们的和平与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