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话题
    “历史的经验”这个题目，是贵会负责人出的，大得无可比拟。若想要就这个
题目研究，同时可走几种路线：一个是应用的方面，怎样用得上历史的经验。一个
是纯粹的推论，研究学理的一方面，这是历史学家的事。现在大学中的历史系、历
史研究所，大概向这一方面走，偏重研究学理，不大讲应用。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性
质，是要偏重于讲应用的。
    历史的经验，如果我们以逻辑的立场来看，这个题目的本身就是答案，因为历
史的本身就是经验。如果我们以学术的观点看历史，所谓历史，全部不过是两个问
题：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事的问题。历史的记载，不外人与事。从人的方面来讲，
大概又分两个方向来立论，拿旧的观念说：一个是经，一个是权。经是大原则，不
能变动，权又叫作权变，就是运用的方法。从事的方面来讲，西方文化现在是二十
世纪，只有两千年，但在中国来说，已经上下五千年了，所看到的事，似乎有现代
与古代的不同，假使我们对历史有真的了解，就没有什么不同了。“风月无今古，
情怀自浅深。”宇宙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太多不同，它永远是这样的太阳、
这样的月亮、这样的风、这样的雨，只是人的思想观念上感受不同，发生了情感、
思想上不同的形态，我们中国人用文学来表达，就成了这样的诗句。古人主张多读
书，就是在于吸收历史上许多经验。
    今日我们讲“历史的经验”这个课程，应该向哪一方面讲？这就要先有一个立
场了。应该先问问我们今日工作上、业务上需要的是什么？就在这个观点去找历史
的经验，这是一个立场。假如我们是在大学里，从学术的立场去看历史的经验，又
是另外一个讲法。因此，今日我们以应用的立场来讲历史的经验就相当的复杂了。
当商量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好玩，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有一大毛病，到老
改不了“童心未涡”，始终贪玩。等到真正临讲以前，一个星期以来心情非常沉重，
因为没有东西可讲；这是一个创新的课程，国内外各大学，还没有这样一门课程，
无成规可循。其次包括的资料太多，假使编一本书，一定很有趣，编得现代化一点，
销路一定不坏。但没有这个准备和时间，它的范围牵涉到二十五史内外许多学问，
什么都用得上，这是第一个精神上感到负担很重的地方。其次站在这个立场来讲这
个题目，责任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这里要讲的“历史的经验”，实际上就是讲
“谋略”，看到现在学校里专讲“谋略学”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七十二变、三十
六计都拿出来了，还有人专门写这类的书。但我觉得讲“谋略学”必须要严格的负
责，因为“谋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没有善恶，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确
是害人的。我们受旧文化的影响很深，因果的观念根深抵固，去不了的。假使有人
听了以后，用来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害了别人，自己好像就会背上很大的因果责任，
良心上很难受，所以觉得负担很重。
                                神谋鬼谋
    真讲“谋略学”，要先有几个方面的认识，以前讲《论语》时曾提到过，中国
文化大致分为君道、臣道和师道。君道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臣道也包括了领导的
艺术，不过，比较有承上接下的哲学与艺术；至于师道又另当别论。可是说到师道，
我们中国文化历史上有句成语，在曾子这本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原则：“用师者王，
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们的历史经验，“用师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称之
为尚父，这称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当然不是现代所说干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
重，是对尊长一辈的人，才能称呼的。历史上列举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吕望（姜太
公），都是用师，就是领导人非常谦虚，找一个“师”来“用”，便“王天下”成
大功。至于齐桓公用管仲，汉高租用陈平、张良之流，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
“用友者霸”的好例子。至于“用徒者亡”，是指专用服从的、听命的、乖乖的人，
那是必然会失败的。这是曾子体察古今的历史经验，而后据以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
大原则，由此可知师道也很难讲。
                               春秋多权谋
    那么我们对于谋略学，该怎样讲法？走什么样的路线呢？我们先看谋略的本身。
讲到“谋略”两个字，大体上大家很容易了解。假使研究中国文化，古代的书上有
几个名词要注意的，如纵横之术、勾距之术、长短之术，都是谋略的别名。古代用
谋略的人称谋士或策士，专门出计策，就是拿出办法来。而纵横也好，勾距也好，
长短也好，策士也好，谋略也好，统统都属于阴谋之术，以前有人所说的什么“阴
谋”、“阳谋”，并不相干，反正都是谋略，不要把古代阴谋的阴，和“阴险”相
联起来，它的内涵，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所谓阴的，是静的，暗的，出之于无形的，
看不见的。记载这些谋略方面最多的，是些什么书呢？实际上《春秋左传》就是很
好的谋略书，不过它的性质不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一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和现代
国际问题有关的，就该把《战国策》、《左传》、《史记》这几本书读通了，将观
念变成现代化，自然就懂得了。现在再告诉大家一个捷路：把司马迁所著《史记》
的每一篇后面的结论，就是“太史公日”如何如何的，把它集中下来，这其间就有
很多谋略的大原则，不过他并不完全偏重于谋略，同时还注意到君子之道，就是作
人的基本原则。
    研究这几本书的谋略，其中有个区别。像《战国策》这本书是汉代刘向著的，
他集中了当时以及古代关于谋略方面的东西，性质完全偏重于谋略，可以说完全是
记载智谋权术之学的。这本书经过几千年的抄写刻板，有许多字句遗漏了，同时其
中有许多是当时的方言，所以这本书的古文比较难读懂。左丘明著的《左传》，如
果从谋略的观点看这本书，它的性质又不同，它有个主旨——以道德仁义作标准，
违反了这个标准的都被刷下去，事实上对历史的评断也被刷下去了。所以虽然是一
本谋略的书，但比较注重于经——大原则。至于《史记》这一本书，包括的内容就
多了。譬如我们手里这本《素书》中，就有一篇很好的资料——《留侯世家》，就
是张良的传记，我想大家一定读过的，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为张良所写的传记。
如果仔细研究这一篇传记，就可自这一篇当中，了解到略谋的大原则，以及张良作
人、做事的大原则，包括了君道、臣道与师道的精神。
                                正反相生
                        （《长短经》——反经）
    反经在领导哲学的思想上很重要，我们看过去很多的著作。乃至近七、八十年
来的著作，都不大作正面的写法。所以，我们今日对于一些反面的东西，不能不注
意。
    反经的“反”字，意思就是说，天地间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
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这个原理，在中
国文化中，过去大家都避免谈，大部分人都没有去研究它。这种思想源流，在我们
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有，是根据《易经》来的，《易经》的八卦，大家都晓得，如
“三”是坤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大地，“三”乾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天体，
两个卦重起来，“囗”为天地“否”卦，否是坏的意思，倒霉了是否，又有所谓
“否极泰来”，倒霉极点，就又转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倒过来看这个卦，就不是
“囗”这个现象，而变成了“囗”地天“泰”卦，就是好的意思。《易经》对于这
样的卦就叫作综卦，也就是反对卦，每一个卦，都有正对反对的卦象。（其实《易
经》的“变”是不止这一个法则，这都叫卦变。）
    这就说明天地间的人情、事情、物象，没有一个绝对固定不变的。在我的立场
看，大家是这样一个镜头，在大家的方向看，我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镜头。因宇宙间
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
有好必然有坏。归纳起来，有阴就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阴。阴与阳在哪里？当阴
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涵在阴的当中，当阳的时候，阴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阳的里面。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种因在好的里面。譬如一个人春风得
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去了2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
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
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我们在就反经之前，提起卦象，是说明人类文化在最原始的时代，还没有文字
的发明，就有这些图像、重叠的图案。这种图案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原理：
宇宙间的事没有绝对的，而且根据时间、空间换位，随时都在变，都在反对，只是
我们的古人，对于反面的东西不大肯讲，少数智慧高的人都知而不言。只有老子提
出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没有绝对的，这虽然是中国文化一
个很高深的慧学修养，但也导致中华民族一个很坏的结果。（这也是正反的相对。）
因为把人生的道理彻底看通，也就不想动了。所以我提醒一些年轻人对于《易经》、
唯识学这些东西不要深入。我告诉他们，学通了这些东西，对于人生就不要看了。
万一要学，只可学成半吊子，千万不要学通，学到半吊子的程度，那就趣味无穷，
而且觉得自己很伟大，自以为懂得很多。如果学通了，就没有味道了。（一笑。）
所以学《易经》还是不学通的好，学通了等于废人，一件事情还没有动就知道了结
果，还干嘛去做！譬如预先知道下楼可能跌一跤，那下这个楼就太没道理了。《易
经》上对人生宇宙，只用四个现象概括：吉、凶、悔、吝，没有第五个。吉是好。
凶是坏。悔是半坏、不太坏、倒霉。吝是闭塞、阻凝、走不通。《周易·系传》有
句话，“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告诉我们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的道
理尽在其中了。人生只有吉凶两个原则。悔吝是偏于凶的。那么吉凶哪里来？事情
的好坏哪里来？由行动当中来的，不动当然没有好坏，在动的当中，好的成分有四
分之一，坏的成分有四分之三，逃不出这个规则，如乡下人的老话，盖房子三年忙，
请客一天忙，讨个老婆一辈子忙，任何一动，好的成分只有一点点。
    这些原理知道了，反经的道理就大概可以知道。可是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对于
反经的道理是避而不讲的。我们当年受教育，这种书是不准看的，连《战国策》都
不准多读，小说更不准看，认为读这方面的书会学坏了。如果有人看《孙子兵法》、
《三国演义》，大人们会认为这孩子大概想造反，因此纵横家所著的书，一般人更
不敢多看。但从另一观点来说，一个人应该让他把道理搞通，以后反而不会做坏人，
而会做好人，因为道理通了以后，他会知道，做坏的结果，痛苦的成分占四分之三，
做好的，结果麻烦的成分少，计算下来，还是为善最划算。
    其次所谓反，是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
时代的变化，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就是我们拟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
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
变成了坏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第一等人晓得
要变了，把住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
在那里骂变，其实已经变过去了，而他被时代遗弃而去了。反经的原则就在这里。
                               古今无定法
    现在看《长短经》的本文，举了很多历史的例子：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述，苟非
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
王王治世之术。
    这是大原则，这里列举中国上古三代的亡去，这个亡不要一定看成亡国的亡，
时代过去了，没有了，都称亡，如昨天已经过去了。用古文可写成“昨日亡矣。”
这里的写法，不能认为昨天亡掉了，亡者无也，是过去了，没有了的意思。所以三
代的成为过去，并不是因为政治上法治有什么不好而亡的。而是说不管走法家的路
线、儒家的路线或道家的路线，一切历史的创造在于人，如现在讲民主，民主是很
好，但统御这个民主制度的，还是在于人，如果人不对，民主制度也会被用坏了。
专制也是一个政治制度，是一个“法”，法本身没有好坏，统御法的人，领导的人
不对，就会弄坏。所以从这里的论断来说，民主也好，法治也好，专制也好，独裁
也好，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的陈述，都成了过去，实际上做坏做好，还是要靠人。
    仁、义、礼、乐、名、刑、赏、罚，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反经的
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这些名称，都不过是政治
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
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
                               仁爱的流弊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
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
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譬如仁就是爱，普遍地爱大家，当然是好事。可是爱的反面，就有私心，有爱
就有偏私，这里并举出，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家与国是要分开
的，所给某一家的义务不能普及到全国，给某一家的鼓励，也不能普及于全国。在
位服务公家的人，虽然为官大夫，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绝不能归于己有。如宋史
上有名的宰相王旦，他提拔了很多人，可是当面总是教训人，等他死了以后，大家
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他提拔过。当时范仲淹曾经问他，为什么提拔了而不让人知道？
王旦说，他提拔人，只是为国家遴选人才，何必让被提拔的人来感谢他私人，所谓
“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不干，这是大夫不收公利的例子。
    接着又举孔子的话：“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仁爱有一定的范围，
超过了范围，就变成私了，如果有偏心，他对我好，我就对他仁爱，这是不可以的，
只要偏重仁爱，偏私就会来。自古府主败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项羽、梁武帝等人，
其例甚多。
                               仗义的流弊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亡身殉国，临大节而
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之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
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度，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刚有功
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
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了。而且变成“华伪”，
表面上很漂亮，实际上是假的，这就是反义。从历史的经验来说，义的正面是国家
有困难，社会有困难，为了救社会，为了救国家，为了帮助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生
命都牺牲掉，在最要紧的地方，绝不投降，绝不屈服，这才是正义，在义的正的一
面，便是大义。
    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讲义，实际上都错了。
    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
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书——《虞氏春秋》，比吕不韦写
的《吕氏春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
王的信任当辅相，而在当时国际之间，那么紊乱的情形，他起码比现在的基辛格更
高明。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平原君极为信任的辅相，而他的朋友，
魏国的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了，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的魏赵之间
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的辅相，魏齐以当年未
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玉，
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了。魏齐是自己年轻未发
达时的好朋友，今天他在魏国政治上遇到这样大的困难，偷偷来投奔，如果把他送
回魏国，就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
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件历史上的故事，从作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
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信陵君的故事
    第二件故事，在《古文观止》上就有录载，战国时代魏公子信陵君，是战国时
的四大公子之一，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先后齐名，都争
相养士。信陵君名无忌，和赵国的平原君是好朋友，平原君有了急难，非要魏国出
兵，可是魏王不答应，于是找信陵君，信陵君就把魏玉发兵的印信偷出来——送了
一件最名贵的皮大衣给魏王宠爱的妃子，把印信偷出来，发令出动自己国家的三军，
帮助赵国打垮了敌人。这件事在信陵君来说，对赵国的平原君是够义气了，但到底
兵符是偷来的，并不是国家元首发布的命令，也是不对的。
    所以对这两件事的结论是“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以历史上这
两个大名人的故事来讲义，他们违背了大义。为朋友可以卖命，犯法就犯法，为朋
友是真的尽心尽力了，这种私人的义气是够重的，但是这两个人可不能只讲私人的
义气，因为他们是有公家职务的人，这样做违背了职务的守则，是对上不忠实的。”
守职奉上”之节也是义，所以从这两件事上来讲，他们实在有亏职守。因此毛公
（赵国隐士）就批评信陵君，这样做，对于赵国虽然有功，而对于他自己的魏国来
说，就并不算是合理了。凡这一类的历史故事，把义做得过头，反过来了，就容易
变成虚伪，都是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
                               讲礼的流弊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
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
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
    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礼、有规矩，在公家或私人的
行为上，是比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行久了，太多了，会出大毛病，会
使人偷懒、逃避。和法令一样，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钻了。在这一节中提出反礼
的历史事例。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战国
下来，经过秦始皇到汉代为止，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没有好好地建立。叔
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现在讲到中国的学术思
想，都讲“汉学”。“汉学”也称作“经学”，像四书、五经等等，都是在秦始皇
的时候，没有被烧光的，由没有被杀的读书人找出来，背出来的，汉时重新建立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等等古书，认真考证起来，有
的地方是有问题，不一定和当时的原书完全一样，在汉代重新建立时，有的还是难
免背错了，所以最初文化没有建立根基。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学者们建议定礼，可
是汉文帝反对。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
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是主张政
简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尽量地简化，不主张繁琐，这是有名的所谓“文景之治”。
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
国的文化历史上，严格地看“文景之治”这一段，比较空白，但也比较朴素。汉文
帝当时反对定礼，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礼太繁了，我们读《礼记》就知道，他的
说法不无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褥节，
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照《礼记》的规矩，真是繁琐得
很。我们现在这样站，这样坐都不对的，讲话、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点
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说是繁礼，麻烦得很，讨厌得很，专门讲外表，笑都不
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齿，那多痛苦！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
么多条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
                            郭嘉论袁绍与曹操
    另外一个故事，是用曹操的例子。郭嘉是曹操初期最好的参谋长，头脑并不亚
于诸葛亮，可惜年轻就死了。当时曹操想打培袁绍很困难，袁绍当时是世家公子，
部队也多，等于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袁绍手里。曹操力量薄弱，简直不能和袁绍比。
可是当曹操和郭嘉讨论当时的战略时，郭嘉对曹操说，不必担心袁绍。袁绍一定会
失败的，因为袁绍是公子少爷，世家公子出身，处处讲规矩，到处要摆个架子。而
你曹操，不讲究这些，体任自然，出来就出来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会成功。
而袁绍处处来个礼仪规矩，文化包袱太重了，摆不掉，一定失败。你的体任自然的
直截了当作风，大家都愿意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条件。
    因为处处要人守礼，要人讲节义，这是令人痛苦的事情，要人压制自己，每一
个人讲修养；要求每个人都是圣贤，有学问，有道德，守住这种贞节是很困难的。
即使每个人都讲礼，都守规矩，这样习惯了以后，万事就都没得进步了。换句话说，
文化学术悠久了，没有精进，也不行。
                               乐乐的流弊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音，乱
代之音，桑间濮上之者，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
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乐在古代的含义，并不限于音乐，以现代的名词而言，乐包括了文化与艺术，
乃至如歌、舞、音乐等等。这里说乐本来是好的东西，可以调剂人的性情，是社会
文化不可缺少的，但是它的毛病，会使人堕落。我们看历史，一个国家富强了，文
化鼎盛，艺术发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国家、民放、社会最堕落的时候，
所以乐有反的一面。《乐书》就说，春秋战国时候，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是乱世
的音乐，《诗经》里也收集了一点桑间濮上男女偷情的诗歌。我们现在的部分歌词，
以古代对音乐的观点看来，是充满了桑间濮上之音，这是靡靡之音，所以极需要把
它净化。因此引用严安的批评说：“佳丽珍怪”，如现代的各种选美，就是佳丽，
珍怪就是希奇古怪的东西拿出来公开、展览、比赛。社会太安定了，没有事做，就
搞这些事情，好听、好看、热闹。人类社会真的绝对安定，真到了各个生活满足，
那么整个社会就完了。“养失而泰”，养就包括民生，民生太舒泰了，社会就堕落
下去。“乐失而淫”，淫就是过度了。“礼失而彩”，文化精神丧失了，表面好听
好看的东西却特别多。文化不是只靠歌舞戏剧就可以宣传得好的。如戏剧里演出来
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该是正确的，可是一些孩子看了，专去学戏里坏的动作
那一部分，这后果可严重。“教失而伪”，提倡教育是好的，教育的偏差，结果知
识越丰富的人，作假越厉害。养乐礼教都对，但每一事都有反的一面，“伪彩淫泰，
非所以范人之道”。要求社会上每个人都一定走上一个轨道，是做不到的，所以讲
领导哲学，为政之难，目的在矫正，如矫正得过度了一点，结果发生的偏差就很厉
害了。
                               名器的流弊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
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曰：
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名，是很好的，给人家名誉，这是好事，如现在的表扬好人好事，绝对没有错，
但是也会使人生矜篡的念头，就是傲慢、篡夺的念头，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
面。中国的古礼，名称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严格，阶级不同，穿
的颜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扬有德，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车服，显示
得那么威风，而汉高祖和项羽，当时看了秦始皇的那种威仪以后，汉高祖心里面就
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的念头，项羽更直截了当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名
位就有这样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话：“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
差了，就提倡礼，但是有了礼，制度规范是很好，可也是倡乱的开始。从汉高、项
羽看了秦始皇的威仪所起的念头就件事，老子的这句话是可信的了。
                              重法制的流弊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法令
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又云：法出而奸
生，令下而诈起，少匕乖分也。
    这是讲法治的道理，每个人处处规矩，每人都有他的守则或范围，本来很好，
可是毛病也出在这里，正如《道德经》上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
个社会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令规定越繁，空隙漏洞毛病愈大，历史上秦始
皇的法令那么严密，还是有人起来革命。汉高祖一打进咸阳，把秦始皇的法令全部
废了，约法三章，只有三项法令：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很简单的三条，老百
姓就服了他，所以贾谊也说，法令越严密，犯法的人也越多起来，有的人要做坏事
之前，先去找法令的漏洞做根据，做出来的坏事就变成合法的，法律不能制裁他。
法规定了，有时反而容易作假，真正会犯法的人，都是懂法的，法令对这种人毫无
办法，这就是乖分。
                               刑赏的流弊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次暴。——反刑也。
    刑与法不同，刑是杀人，或拘留人，是处罚人，给人精神上、肉体上一种痛苦
的处罚。这是以刑树威、遏阻那些不守法的人。但是执行的人，会滥用刑法来欺负
别人，有时好人也会受到刑法惩罚的痛苦，这便是刑的反作用。
    赏者，所以劝怎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有功奖励，本来是好事，但奖励也会产生卑鄙的竞争。得奖的人，与没有得奖
的人，常常会争功、争赏，而争得很鄙俗，所以行赏也有好有坏。
                               学识的流弊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
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
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冢。大儒曰：东方
作矣！事之何苦？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
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岁页)（音许秽反），儒以金椎控其颐，
徐别其颊，无伤。中珠。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
    文子说，上古时的人，造了文字，有了知识。为什么作了书，要教人懂得文字？
文字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有知识、懂事。使笨的人思想能够开发，不要忘记过去的
错误，聪明的人知识学问高了以后，能够懂事。可是相反的，等到知识越广博，作
奸犯科，作假的本事也越大，懂了文字，有了知识以后，犯法的也许就是这些人，
而且有理论，讲得出道理来，有罪的人他可以说成没有罪，好人可就受害了。最著
名的，如清代小说中的四大恶讼师，以一个字之差，就可以变更一个人有罪或无罪，
由此可见一个当公务员的，手里玩笔杆的，有时候真厉害，真可怕，尽管现代是新
式公文，还是要小心，不能随便用字，有时候一个字的关系都非常大。老一辈的人
常说“一字人公门，九牛拖不出。”可见其严重，这就是文字效用相反的效果。
    文子更进一步说，有些人做幕僚出身，专门在文字上挑剔的，笔比刀还厉害。
在公文上是完全办对了，也符合法令，可是这件公文出门以后，会造成社会的紊乱，
会使人造反。所以会办公文的人，不一定懂得政治，等于学军事会打仗的人，不知
道国家的整个政策和战略一样，所以“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
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这两句话是名言，要特别注意的。
                             盗窃死人以自豪
    下面是举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又举出庄子来了，庄子是很会挖苦人的，这个
故事记载在《庄子》的外篇里面，这个故事很妙，他说读书人没有一个好人，都是
在挖开死人的坟墓，偷死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把死人坟墓
里的东西挖来，当成自己的，在这里吹。这个故事说，老师带了学生，去挖前辈一
个读书人的坟墓，挖了一整夜了，老师站在旁边问道：天都快要亮了，你挖得怎样，
拿到了东西没有？学生说：已经挖开了，看见了死人，不过不好意思脱他身上的衣
服，可是他的嘴里含着一颗宝珠，这颗宝珠一定要挖出来才行（我们今天所讲的，
都是古人吐出的口水，我们将这些残余的唾沫拿来，加一点化学作用，就变成自己
的学识在这里吹，这就叫做学问，也就是庄子所说死人口里的宝珠）。老师一听见
学生说死人嘴里有珠，就说这有道理，古人说的，绿油油的麦子，要生长在旷野的
山坡上，人生也要在活着的时候，显现出现实的美丽来，可是坟墓里的这个家伙，
生前那么悭吝，向他请教他都不说，死了嘴里却还含了一颗宝珠，快把他的珠子拿
来！可是，小子得小心地偷，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压开他下巴的两边，然后用铁
钉撑开他的嘴。慢慢张开他的牙关，他的尸骸骨头弄坏了没有关系，可是他嘴里那
颗宝珠，千万要小心拿来，不要毁损。
    这是庄子在骂人。试看各种文章，里面“孔子日”就把孔子嘴里的珠掏出来了，
“柏拉图说”就把柏拉图嘴里的珠掏出来了，都是偷死人嘴里的宝珠。读书人都是
这样教学生，这样说起来，知识毫无用处，越有知识的人，越会做小偷。还有，自
己有一肚子好学问，著一本书，流传千古，还不是又被后代的人偷去。没有学问还
没有人来偷，如果嘴里含一颗宝珠，死了以后，棺材还被人挖出来。暴君就专搞这
一套。
    这故事把天下读书人都骂尽了，但是也使我们懂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一切的
努力，都是为别人作准备。
                              福利社会的事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表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
——反囿也。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为困，方
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
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楚灵为章华
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
地，其为不反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事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
闻其以匮乏也。
    中国古代的困，是帝王宫廷所造的大花园。造困的第一个宗旨，奉宗庙社稷，
把祖宗的牌位摆在里面，作为国家的象征。另外一个宗旨，是“简士卒”训练部队，
以戒备国家的不时之虞，防止随时随地意想不到的变乱事故。这本来是好的。可是
国家到了鼎盛的时候，这种戒备的心理松弛了，失去了警觉性，练兵的操场，变成
了运动场，最后还被敌人占领去了。这就是造囿的反效果，所以天下事都有正的一
面和反的一面。
                               孟子讲故事
    在历史上也有困的故事，齐宣王看见以前文王的囿大，可是一般人还以为太小
了，就问孟子这是什么道理？这一段读过《孟子》的都知道。中国上古周朝的时代，
虽然是皇帝的专制政体，他修的囿，是与民同乐的公园，到春秋战国以后，就没有
公园了，变成皇帝私人玩赏的地方。我们中国现在的公园兴起，老实说是近百年来
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历史上我国在周代以前的文化，本来就有公园，所以盂子
告诉齐宣王，造公园与民同乐、同利益，大家自然会认为方圆七十里的公园还太小
了。他同时对齐宣王说，听说你修的囿，方圆只有四十里，里面养了许多动物，小
羊、小鹿之类，如果老百姓打猎杀了小鹿，你就要把打猎的人抓来，如同惩罚杀人
犯一样抵罪。所以老百姓会讨厌，因为你只是私人的享受，何必修那么大的花园。
                              楚灵王的故事
    另一个历史故事，楚国的灵王修章华台，伍子胥的祖父伍举反对，他对楚灵王
提出意见说，照中国文化的道理，我们的大建设，修建大广场，是讲军事，为训练
部队用，建筑高台是研究天文用的。可是尽管国家需要这样大的建设，还是有四个
条件，就是第一不能占用老百姓用来种田的土地；第二这项建筑的经费，不伤害到
国家的财政；第三对于工程，雇用老百姓来做，并不妨碍到公私的事情；第四在时
间上，绝不在农忙的期间动工。所以一个国家伟大的建设，是教人有利于社会，这
样国家进行的伟大建设，不但不会招惹民怨，甚至都将成为百姓感戴颂扬的对象了，
就不会发生国家财政上有所匮乏的问题了。
    我们现代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政治观念，当然到了最进步
的时候，而在古帝王时代，就有这许多毛病，这都是讨论古代政府在建设方面的反
效果给予我们历史教训的经验。
                               尚贤的流弊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
至于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
—反贤也。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
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
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君以
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
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在诸子百家中，墨子主张贤人的政治，“尚贤”、“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
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圣贤的政治哲学。现在这里的反贤，并不是反对圣贤
政治，而是说太过分了，太偏重了，就会出问题。正如孔子说的“矫枉过正”，矫
枉到超过了正的分寸，又是偏了，尚贤也是一样，原文“上贤”的“上”与“尚”
通，就是重视的意思。在尚贤政治好的一面，是平教化。社会的教育文化到最高的
水准，社会安定，没有犯罪的人，所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是中国政治的
大原则，最终的结果，就是“泽施于人，万人怀德”八个字，使全民得到这种政治
所产生的福利。而在另一面，光讲贤人在职，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好人或不好的人，
很难分别，如果走偏了，好人与坏人往往也会结成一党。比如历史上很有名的党祸，
在汉、宋两代都很严重，宋代乃至有一度立了党人碑，连司马光、欧阳修，这一班
历史上公认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党人碑上，几乎要杀头坐牢的！而我们现代从
历史上来看宋代的党祸，双方都不是坏人，这两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领袖王安
石，历史上说他如何如何坏，其实也说不出他什么坏的事实，只是说他的政策不对，
当时实行得不对，但是我们政治上的许多东西，如保甲邻里制度，就是他当时的这
一套制度，他的收税原则也没有错。王安石本人，既不贪污，又不枉法，自己穿件
衣服都是破的，虱子都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去，被宋神宗看见，都笑了。三餐
吃饭，都只吃面前的一盘，一则是因为近视，看不见对面的菜，更重要的是从来不
求美食，对于物质的生活，没有什么过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他形成了那么大的朋
党，只是政治意见不相投，而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朋党则比周，同一政治意见的人，
会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就废公趋私，变成
一个大私的集团，内外挟制，而被坏人利用这个团体，把好人当招牌，安安稳稳坐
在上面，替坏人做了傀儡。这就成了贤人政治的反面。
                            姜太公论派系问题
    接下来引用姜太公对文王的建议，作为这个道理的伸论。姜太公告诉周文王，
如果完全听信社会上一般人的推举，社会上都说某甲好，就认为某甲好。但社会的
这种舆论，不一定有标准，因为群众有时候是盲从的（古代是如此，现在用在民主
政治，更要注意）。有时候非贤为贤，并不是真正贤人，因为社会关系多，制造他
变成一个贤人的样子，乃至于并不是大智大才的人，也会被社会制造成智者的样子。
如果根据社会上这种舆论，领导人便公认这样就是了不起的人，以为就是贤人，就
有问题。相反地，对于世俗一般人认为不对的，也跟着大家认为这人就是不对的话，
那么拥有多数群众的就能进身，群众少的就会被斥退。于是一班坏人可利用这种机
会，彼此结合，遮蔽了贤者之路。因此世乱愈来愈甚了。这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
外，人相处在一起，自然就会结党，派系就出来，所以姜太公提出这个意见。
    文王问他：我专用贤人，这就好了吧？姜太公答覆文王：做领导人的要公平，
人与人之间，两三个人在一起，派系就出来了，所以不能怪他有派系。人的社会就
是如此，主要在于领导人的公平，将与相，文的武的，制度职务处理得好，在职务
上，为政治的需要而找人才。“以官举人”这句话不要轻易放过。看懂了人事，再
回过头来看历史，几十年前出来做事的，哪有现在的困难？那时有什么考试？只要
找到关系，写一封介绍信，没有缺额，也因人而设官。而政治上轨道的时代，则以
官举人，真需要人办事，职务确定了，才找适当的人才，绝不因人情的关系，而另
外设一个官。要规规矩矩，不可以乱来。我们看周代八百年初期的政治，确是“案
名察实”，脚踏实地，用人绝不讲人情，选他的才干，考察能力，所以这里的“贤”
是实用的人才，稍有不同于四书中，孔孟所讲的贤人，这里的贤包括才、能、品格
在内。这样才是获得有才能、好品格人才的方法。最后引用三句古话：“重朋党则
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这三句话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小自个人的
修养，大至政治的修养，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时代，如果派系倾轧，只以小圈子利
益为主，互相朋党，则蒙蔽了领导人，重视了权利、地位的名义和利益，有时就会
伤天害理，害了好朋友。万事不可求速效，办一件事若要马上得到效果，为了赶成
绩，就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职务，乃至扩大伤害到国家社会，就出了大毛病。
                           不能善用所长的五反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奠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
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
者，欲穷不可得。梅福田：存人所以自立也，重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城，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
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
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欲。——反貌也。此五者，所谓士失其
美质。
    这里是讲士的五反，古代的所谓士，以现在来勉强解释，包括了一切知识分子，
不过一说知识分子，很容易误为限于读书人，其实不然，无论文的武的都称为士。
    这里提到古书的《韩诗外传》里一段文章：一个人有五反，贵、富、勇、智、
貌等五种相反的一面。
    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高了，譬如一个人穷小子出身，到了尊贵的时候，本
来应爱护别人，爱护朋友，但是他反而不爱护别人，也不爱护朋友，而且做事不照
义理，反而骄傲起来，脾气也暴躁起来，这是反贵——第一反，就是说人没有把握
永远不变的，看别人，看历史，看社会，乃至看自己，都没有把握不变。现在自己
可怜兮兮的，还很自我欣赏，说不定到达了某一个位置，观念就整个变了。所以要
在富贵功名，或贫穷下贱，饥寒困苦都永远不变，保持一贯精神的做法，是很难做
到的。但有势尊贵以后，反转来不爱人，不行义理，反而变得暴傲，这就是贵的反
面。
    这里又引用中国古人的老话，“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等三句，乍看之下，
好像不可能，但从经验中体会事实就是如此。有钱的人，在他富有的时候，还能够
帮助别人也富有，这样广结善缘，得道多助，自己想穷一点都做不到。一般人想，
钱越多越好，有谁会希望自己穷的，这就要看个人的人生经验了。人到了有钱、有
地位时，若想下来一点，却做不到。有些人运气好，追随到一个了不起的人，一步
步富贵上去，想下来做一个老百姓却不可得，能够帮忙别人发达，提拔别人的人，
自己想退休不干，也办不到。所以梅福（汉朝人，后来成了神仙，宁波四明山，就
是他归隐成仙的地方。）说：帮忙人家，结果还是帮忙了自己，阻别人路的人，最
后还是把自己的路塞了。
    这一段话，仔细去思想，多处去体会就发现意义很深，把前面的古语和梅福的
话，对照起来，就可以了解。这些话，并不像其他的书标榜因果的道理，而只是说
人的心地要忠厚。
    ……
    第二个是富的反面。本来，一个人有了钱财，应该帮助人家，帮助亲戚朋友，
乃至整个社会的贫人。可是，有的富厚之家，不但没有帮助别人，做社会福利、公
益事业，反而因家庭的富厚，侈奢无度，这是富的不好，因此有时富贵反而害了人。
    ……
    第三是武勇的反面。有的人，勇敢彪悍，可以做军人，保卫国家，而结果走错
了路，如现代青年，当太保流氓，好勇斗狠去欺负人，成为私斗，这是勇的反面。
勇是了不起，但有勇的人，走偏了路，就变成大太保，乃至当强盗土匪。所以领导
的人，对于勇的人才处理，国家社会该怎样培养他，要很恰当。“将帅轻去就者，
不可使镇边。”如果一个将帅有勇，而行事不够慎重的话，就有“轻去就”的倾向。
因为有勇，所以决策时不免参杂个人的主观好恶，而忽略了整体大局的考量。这样
的将帅是不适合镇守边疆的，应该用有仁德持重的镇守边疆，才可常保边界的平安。
我们再去读历史，常常看到某一将领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会把他调回来，当
然，也有的调错了，乃至因而亡国的。如明朝末年，熊廷粥镇守东北，把满洲人挡
住了，最后皇帝被奸臣蒙蔽利用，把熊廷粥调回来，乃至论死。假如说皇帝混蛋，
本来他在宫廷里长大，对外面事不全懂，实在就无话可说了。但这些职业皇帝也满
聪明的，他从左右大臣那里听来的理论，比我们书本上得来的多，公文比我们看得
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干得好好的将领调回来，也自有他的道理，因
为犯了他内心上的妒忌。换什么人？“使仁德守之则安矣！”换一个大度雍容，有
仁德、识大体的人坐守边疆，不要打起来就好了。读了这一段，再一想欧美各国的
作风，都有他的道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这种做法全错了，但不要忘了，我们是
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批评，就我们目前的观点而言。而在他们的立场，只希望他这一
代不乱，安于现实就好了。
    由这里知道，书本上的道理到底对或不对，很难评断，同一个道理，同一个原
则，用对了就有益，用错了就有害，所以知识这个东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个人
的运用。
    ……
    第四是智惠（“惠”通“慧”）的反面。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很有智慧，
用之于正，对社会有贡献，而相反的就是好，做作，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说
苑》这部书上说，“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手段本身并
不是坏的名词，圣贤讲道德，道德也不过是一个手段，仁义也是一个手段，这并不
是坏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动机，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门的人，即
使用仁义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
    第五是美貌的反面，用人先看相貌好不好，态度好不好。古今都是如此，距离
我们比较近的清朝几百年历史，尤其晚清，有一个人一脸麻子，考取了进士，最后
廷试，要跟皇帝见一面的时候，本来是状元，结果因为是麻子，而换了别人。风度
好，相貌好，也是件好事，并不是坏事，去做外交官或政治上需要讲究仪表的人物，
本来很妥当，如果利用自己的美貌去搞男女关系，去纵欲，这就是貌的反面。
    总括说这五个条件，一个人够称得上士，具备了某一个条件，但是不能善用其
所长，反而把优越的条件变成所短而弄成反面的，还是很多，这就失去了士的原本
素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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