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禅的影响(下)



14.1 立身处世

  上一章开头曾说,谈禅的影响不容易,因为难于丁是丁,卯是卯。就这一章说就更是这样,因为是谈生活方面,谈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上一章谈学术方面,大多是有文献可征的,写,可以抓住把柄,看,因为觉得不是捕风捉影,容易点头称是。生活方面就不同了,它表现为行为,表现为爱好,行为有大小,爱好有显隐,其中哪些是受了禅的影响才会出现的?至少是有些,或有时候,很难说。又,就一个人说,生活是复杂的,由少壮到衰老,千头万绪,而且不免于变化,由其中抽出一些,说是受了禅的影响,其他不是,也太难了。
  想克服困难,像是应该:一,咬定禅家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况,用它为尺度,量;二,用大网,捉大鱼,让小鱼漏下去。但这也还会碰到问题。一个小一些的是,指出某种现象,以为这一回是摸准了,其实也许并不准。例如南宗的祖师慧能,据他自己说,是初次听人诵《金刚经》就喜爱得了不得;禅宗典籍常常记载,有的禅师是自幼就茹素,执意入空门。这是生性如此,生活态度同于禅而没有受禅的影响。问题还有个大的,是六朝以来,佛和道关系密切,互通有无,甚至合伙过日子,同路往远离尘嚣的地方走。这样,如果某人,某行为,某爱好,上面没有标明是禅或是道(典型的例是王维,他的诗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这道就一定都是禅吗?),我们怎么能知道,这是禅而非道,或是道而非禅,或兼而有之呢?总之,是苦于模棱,如果望文生义,就常常会似是而非。
  但这情况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是禅宗势力这样大,它这另一条路的人生之道,会影响某些人又是必然的。这某些人,前面说过,主要是有知识的士大夫,与禅林、禅师、禅理有交往的。有交往,大多会或有意或无意,取他们认为有用的,搀和在自己的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里,并表现为行为和爱好,这就成为禅的影响。自然,因为立身处世的范围太广,其中牵涉到思想,还苦于无形无质,想说得中肯总是困难很多。不得已,还得用前面说过的原则:取大舍小,取著舍微,而且只及全豹的一斑,以期以一例概其余。但就是这样,个别地方恐怕还是不免于似是而非,怎么办?也只能希望并不都错而已。又,为了条理清楚些,或只是解说的方便,以下把生活分作几个方面。由形迹显着、与禅最近的情况说起。

14.2.1 近禅与逃禅

  过世间生活,日久天长,有些烦腻,或只是想换换口味,到禅林去转转,或同禅门中人你来我往(包括用文字),是近禅。过世间生活,不管由于什么,失了意,于是向往禅门的看破红尘,身未出家而心有出家之念,并于禅理中求心情平静,是逃禅。二者有程度浅深的分别。深的,受了禅的影响,没有问题。浅的呢?那就不可一概而论。如唐朝的王播,未腾达时候是住在禅院里的,受了冷遇,腾达之后题“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的诗,以吐多年的屈辱之气,这心情是怨,当然谈不到受影响。比王播小之又小的人物,多到无数,与禅林接近,心情不是怨,是舒畅,甚至安然,这就应该说是或多或少受了影响。这些人是很少见经传的,但可以想而见之。见经传的为数也不少,史书隐逸传之内,之外,都可以找到。这里不是意在网罗,可以用个省力的办法,举一部书为例。那是《五灯会元》,由庞蕴居士开始,举出陆亘大夫、白居易侍郎、相国裴休居士、刺史陈操尚书、刺史李翱居士、张拙秀才、太傅王延彬居士,常侍王敬初居士、丞相王随居士、驸马李遵勖居士、英公夏竦居士、文公杨亿居士、节使李端愿居士、太傅高世则居士、太守许式郎中、修撰曾会居士、侍郎杨杰居士、签判刘经臣居士、清献赵扌卞居士、丞相富弼居士、卫州王大夫、太史黄庭坚居士、观文王韶居士、秘书吴恂居士、内翰苏轼居士、参政苏辙居士等多人,算作某某禅师的法嗣。拉这些人算作法嗣,当然也因为他们地位高,名声大,可以给禅林壮壮门面。但他们与禅有关系也应该是事实。这关系,有的并且不是一般的。这有多种情况。如庞蕴居士,至多是士而不是大夫,据禅宗典籍所传,造诣恐怕不低于南泉普愿、赵州从谂之流。又如裴休,以高官的身分拜倒在黄檗希运的门下,并为老师整理流传《传心法要》和《宛陵录》;张商英,即著名的无尽居士,官也作得不小,为了给禅宗争地位,还作了《宗禅辩》和《护法论》。再如官不很大的冯楫是:
  公后知邛州,所至宴晦无倦。尝自咏:“公事之余喜坐禅,少曾将胁到床眠。虽然现出宰官相,长老之名四海传。”至(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秋,乞休致,期以十月三日报终。至日,令后厅置高座,见客如平时。至辰巳间,降阶望阙肃拜,请漕使摄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嘱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门,建立法幢。
  遂拈拄杖,按膝蜕然而化。(《五灯会元》卷二十)
  这是名为官员而实已成为禅师,受影响当然是更深的。
  还有的连官场的名也舍掉,那就成为百分之百的逃禅。这样的人,历朝都有不少。如王维就是典型的一位。他中年丧妻,不再娶。晚年在辋川别墅中隐居,读经参禅,正如他弟弟王缙《进王摩诘集表》所说:“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这是名未出家而实出了家。白居易似乎也可以算。他官作得多而大,晚年像是灰了心,隐居香山,同和尚佛光如满结香火社,显然是不再想治国平天下,而想见性成佛了。宋朝仍是禅宗兴盛的时代,士大夫受影响而逃禅的自然也不会少。《五灯会元》卷十九记了突出的一位,是侍郎李弥逊居士:
  二十八岁为中书舍人。常入圆悟(昭觉克勤)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桥,马跃,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宁(寺),适悟出门,遥见便唤曰:“居士且喜大事了毕。”公厉声曰:“和尚眼花作甚么!”悟便喝,公亦喝。
  于是机锋迅捷,凡与悟问答,当机不让。公后迁吏部,乞祠禄归闽连江,筑庵自娱。
  乞祠禄是辞实职,领退休金。住在小型禅院里,所求自然只是禅境的心体湛然。程度浅一些的,人数会更多,如正统儒家的欧阳修,晚年致仕,也是与禅师们亲近,自号六一居士了。其后到明代,李贽是个更突出的,因为不只心喜禅,而且剃了发。他官作到知府,罢官以后,聚徒授学,学王充,连孔孟也怀疑,这是因为思想早已稳稳地坐在禅榻上。受他的影响,公安派创始人袁氏兄弟(宗道、宏道、中道)也是既作官,又修道,积极时说说儒,稍一冷就到禅那里去寻求安身立命之地。明清之际的钱谦益也是这样,晚年失意,就“卖身空门”,“惟有日翻贝叶,消闲送老”(《与王贻上》书)。稍后,专说大人物,顺治皇帝是真想逃禅的;其孙和曾孙,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不真逃,可是取了圆明居士和长春居士的雅号。这风气仍然向下流传,直到民国初年还没有灭绝。如大官僚靳云鹏、大军阀孙传芳之流,下野之后,不知心怎么样,身却也是常在禅林了。

14.2.2 正心修己

  这是道德修养方面的事。古代儒家讲怎样用功,还分为多少层次,是:“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这所谓心,与《孟子》求放(跑出去)心的心大概一样,都是“常识”的,指思维能力的本源,正心,求心不放,不过是不胡思乱想,不求所不当求。到宋朝道学家,受禅门自性清净、即心是佛理论的影响,理也求深,于是常识的心升级,变为“玄学”的心。尤其是陆王,心的地位比在程朱那里更高,所讲习成为心学。这在前面,由学或知的角度,已经介绍过。王学是强调知行合一的,但常识上又有知易行难的说法;所以这里想说得委婉些,是知不能不影响行,比如所知是十,只行了五六甚至二三,也总当算是一部分合了一。说到本题,是受了禅的影响的宋明以来的道学家,以及受道学影响的各式各样的人,在修身方面,有时就会显露出禅的影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正心,求心保持天赋之本然。如程颐说:
  学者患心虑纷乱,不能宁静。此则天下公病,学者只要立个心,此上头尽有商量。(《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五)
  如朱熹说:
  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盖蔽了,不曾得露头面,故烛理难。(《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这人心本明的想法,到王守仁就更进一步:良知是心本善,致良知是发挥心之本然的行,成为明明德,就如何用功即可有成说,与禅的即心是佛正是一个路子。
  二是“参”。禅家常用,即参话头公案。禅宗中还有特别重视这种修持方法的,成为看话禅。宋以来的道学家,以及受禅学道学影响的人,也有用这种方法以求正心明道的。如二程说:
  昔受学于周茂叔(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鸢飞戾天,龟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同上书第三)
  奇怪的是非道学家的司马光也用过这种办法,如:
  君实尝患思虑纷乱,有时中夜而作,达旦不寐,可谓良自苦。人都来多少血气,若此则几何不摧残以尽也?其后告人曰:“近得一术,常以中为念。”(同上书第二上)
  这同禅门的参赵州和尚狗子无佛性的无,以求由迷转悟,也走的是同一条路。
  三是“静坐”。这是禅家的定功,宋以来的道学家有不少人用。如:
  昔陈烈先生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故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记得书?”遂闭门静坐,不读书百余日,以收放心。却去读书,遂一览无遗。(《朱子语类辑略》卷二)
  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盖精神不定,则道无凑泊处。又云,须是静坐,方能收敛。(同上)
  前面讲过程门立雪的故事,弟子立而久待,就因为老师正在静坐。
  四是“节情节欲”。这种修持功夫,就是一般不学道的人中也不少见。但这也可能不是来于禅,而是来于儒的以礼节之和道(或兼有道教成分)的养生术。较多的可能是儒道释兼而有之;如果是这样,由果而求因,那就禅也应该占有或大或小的一份。

14.2.3 脱略世事

  这一节,以及下面两节的“处逆如顺”和“山林气”,比较难讲,因为禅气和道气都很浓,某种表现来路不明,硬说是禅的影响,说服力就不大。这沿流溯源,也许应该归咎于六朝以来的道释混合。但既已混合,再分为泾渭总是做不到了。而这几种现象,讲禅的影响又不能不涉及。不得已,只好丑话说在前面,是:一,这里说是禅,意思是含有道的成分的禅,甚至多半是道而少半是禅;二,禅少,甚至少到近于没有,那就算作姑妄言之,仅供参考而已。
  脱略世事是对于常人认为应该有甚至很可欲的世间事物的态度变淡。这与禅是一路:视世间事物为一据点,出世间是大离(至少是理论上),脱略世事是小离。说是小,因为:
  一,思想方面还没有万法皆空那样决绝;二,形迹方面还难免拉拉扯扯。但无论如何,与一般人相比,总是不那么热了。
  不热,有的带有政治意味,是无意(甚至厌恶)仕宦;有的只是一般的厌烦男婚女嫁和柴米油盐;见于经传的绝大多数是兼而有之。随便举一些例。
  王维是典型的一位,他不只行,而且宣扬: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
  唐朝末年,司空图也是这类人物。他名声大,本来有官可作,可是坚辞不作;在中条山王官谷隐居,作诗并写他的诗论。宋朝有两位有名的隐士,是连官也没有作过。一位是魏野,也许禅意更多,因为既能不仕,又能随缘。他诗名大,受到许多大人物的敬重,其中一位是寇莱公(准),可是他始终没有改变“野人”的风貌。一位名声更大,是谥为和靖先生的林逋,不娶妻,在杭州西湖孤山隐居。袁宏道曾著文称赞他:
  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解脱集·孤山》)
  其实妻梅子鹤还是其次焉者。他还有更值得称赞的,是真能够“清”,证据是临终作诗,其中有“茂陵他日求遗藁,犹喜曾无封禅书”的话。这不禁使人想到汉武帝时候的司马相如,那就偏于热,因而也就流于俗了。还有,像道学家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除去”(翁森《四时读书乐》并以之入诗,曰“绿满窗前草不除”),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14.2.4 处逆如顺

  我有时想,卑之无甚高论,禅悟,由理想方面看(实际复杂得多,应该另说),其成果或功效似乎可以用比喻来说明。
  这还可以分为浅深两种情况:浅的,像是身心之外围上一圈至坚至韧的盾牌,于是外界的刺激就不能侵入(即见可欲而心不乱)。深的,像是有了一种神妙的化合能力,不管碰到什么,都能使不可意的变为可意的(就是参政李邴居士所说自己的体验:“事无逆顺,随缘即应。”)。前一种是不为物所扰,后一种更进一步,是化扰为不扰,结果一样,都是能断烦恼。
  总之,禅终归是世间之内的事,想使周围没有逆,办不到;所能做的只是用内功(禅悟),求逆化为顺。这本领,在家人当然也很需要,因为在世间食息,碰到逆总是难免的。碰到,怨天尤人,哭哭啼啼,显然不如能化逆为顺,处之泰然。这是很高的修养,取得很难,但也非绝不可能。举偶然想到的几位为例。
  一位是范仲淹的长公子范纯仁。抄他的两件轶事为证:
  范忠宣(称谥号)谪永州。公夫人在患难时,每遇不如意事则骂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为一笑。舟行过橘洲,大风雨,船破,仅得登岸。公令正平(纯仁子)持盖,自负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苏,公顾曰:“船破,忌章惇所为耶?”(沈作哲《寓简》)
  范忠宣寓居永州东山寺。时诸孙尚幼,一日戏狎,言语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骂不已。入坐于堂上,僧诵言过之语颇侵公,公不之顾;家人闻之,或以告公,亦不应。翌日,僧悔悟,大惭,遂诣公谢。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尝闻也。(曾敏行《独醒杂志》)
  受责骂,如不闻,是禅。“岂章惇所为”,有“不思善,不思恶”的破执精神,禅味更重。
  也是那个时期,苏轼一再受贬谪,最后到琼州(今海南岛),据说还强人说鬼,人家说没有鬼,他说:“姑妄言之。”这也是处逆如顺。还有更厉害的,那是清初的金圣叹,因为哭庙被处斩刑,传说死之前还说怪话,留遗书同监斩官开玩笑。如果所传是实,那就比僧肇的“犹似斩春风”少认真气,更富于禅味了。

14.2.5 山林气

  禅院多建在山中,这是出世间理想的不得已的退让一步,因为山仍在世间,不能出,依理是应该有些遗憾的。至于身未出家的人,住在山林就可以算作已经远离红尘,因而也就可以毫无遗憾。这种向往山林的风气至晚起于六朝。有名的故事是宗少文(炳)的卧游。后来还有不少人效颦,或扩而充之,如宋朝吕祖谦,传世的《卧游录》据说就出于他之手。
  但这只是想而不是行。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就山林,如司空图的入中条山王官谷。一种是使山林缩小,就人。这后者有等级之分:上者如宋徽宗,用君权让汴京城东北部生一个艮岳;中者如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记,在宅旁修建个或大或小的园林,旧时代的上层人物几乎都是这样;下者是建园林既无地又无力,那就可以想法弄一幅山水画,悬之壁间,或一块灵璧石,摆在案头,以幻想咫尺而有千里之势。还有比山水画和灵璧石更空灵的,是只称名而未必有实。一种是为居室起名,不管如何湫隘嚣尘,而名曰什么什么山房。另一种更多,是为己身起别号,也是不管心在魏阙还是身在朱楼,而名曰什么什么山人。这风气大概始于唐朝,如隐士兼大官的李渤别号少室山人,诗人杜荀鹤别号九华山人。其后到明清就盛行而至于滥,几乎遍地都是山人,其中还有不少大名人,如明宗室朱载堉别号句曲山人,清诗人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等等。还有不满足于仅仅住山的,如清朝周金然,别号是七十二峰主人,那就把居室之外的整个山林都据为己有了。
  其实,住在天街或住在陋巷,长年骂贼颂圣或柴米油盐,未免烦腻,想到山林换换空气,也是人之常情。常情,未必与禅有关。但也可能与禅有关,那就有如风助了火之力,于是就烧得特别旺起来。这旺的情况,见于史书隐逸传的,以及不见经传的,几乎有数不清的那样多。这里随便谈一些。如唐朝早年的田游岩,隐居嵩山,名声大,乃至惊动了高宗皇帝。皇帝过嵩山,屈尊去看他,他说了两句山林气非常重的名言,是:“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这是喜好过甚而成为病态。其后的白居易,病轻一些,但不只晚年住香山;
  中年贬官,失意,还在庐山建草堂,过过山林瘾。宋朝的林逋,上面已经谈过,当然也是典型的一位。元朝可以举王冕为例,隐居九里山,也是决心作山林中人物。再其后,明清两朝,这样的人物也是屡见不鲜。且说另一种情况,是山林气,就算附庸风雅吧,总是更加无孔不入了。手头有一本明末文震亨作的《长物志》,作者是曾任东阁大学士(宰相职)
  的文震孟的老弟,官至中书舍人,所谓仕宦之家,可是书中所举长物(消闲中可喜而又可有可无之物)中有:山斋,佛堂,水石,英石,太湖石,短榻(置之佛堂书斋,可以习静坐禅),禅椅,佛厨佛桌,香炉,禅灯,钵,钟磬,坐团,番经,禅衣,这俨然是住在山林中的大和尚的气派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禅,上层士大夫大概不会这样心在朝市而貌在山林的。

14.3.1 禅意诗

  上一章谈了受禅影响的诗学;诗学是知,知要表现为行,作诗,这里谈含有禅意的诗作。先说说本源,是出家人的诗作。这本来应该都是偈颂,即用诗的形式述说禅理的。典型的如六祖慧能的“菩提本无树……”,可以不提。其后如龙山和尚的:
  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
  灵云志勤禅师的:
  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都是这样,即只有道意而没有诗意。后来,想是由于越来越向世俗靠近,有些禅师用诗体达意,就乐得于道意外兼有些诗意。如灵岩了性禅师的:
  一苇江头杨柳春,波心不见昔时人。雪庭要识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一唇。
  资寿尼妙总禅师的:
  一叶扁舟泛渺茫,呈桡舞棹别宫商。云山海月都抛却,赢得庄周蝶梦长。
  都是骨子里是道而外貌是诗。
  这两种写法,在家人的笔下也都有。可是相似的情况不同:前者几乎是照猫画虎,十之十的明道;又因为道总是枯燥的,附和的不多。后者就不然,而是有了大变化,就是不是写道诗,而是写诗带一些禅意(清幽淡远的世外意);又因为这既有理论作靠山,又有某种意境可供欣赏吟味,于是用力这样写的就相当多。
  先说前一种,用诗体明道的。其中有的明佛道,是禅的近亲。
  如赵扌卞居士的:
  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斋(其书斋名)老,只是柯村赵四郎。
  莫将居士的:
  从来姿韵爱风流,几笑时人向外求。万别千差无觅处,得来元在鼻尖头。
  都有禅悟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意味。宋以来的道学家有时也用这样的办法表意,虽然所明的道未必有很多的禅意。如程颢的《秋月》: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
  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
  程诗是间接写心,朱诗是直接写心,这心虽是道心,却是与禅理相通的道心。道学家以外,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士大夫也有用这种办法表一时有所悟的。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都是用隐语发点世俗的小牢骚,诗意很少;只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就语言的性质说是带有禅意的。
  下面说禅意诗的大户,那是地道的诗,而带有清幽淡远的世外味。这还可以细分为三种。一种是写清幽淡远的景物,以表现远离烟火的世外味,如:
  (1)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王维《过香积寺》)
  (2)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常建《破山寺后禅院》)
  (3)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
  另一种是表现以慧心观照而得的空寂之感,如:
  (4)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5)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唐庚《醉眠》)
  (6)野水空山拜墓堂,松风湿翠洒衣裳。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孙友箎《过古墓》)
  还有一种是轻轻点染,以求于迷离恍惚中有言外意和味外味,也就是以禅理说诗的所谓韵味或神韵,如:
  (7)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8)白藕作花风已愁,不堪残睡更回头。晚云带雨D(原缺,疑当作“归”)飞急,去作西窗一夜秋。
  (《续本事诗》“诗媒”条记王氏诗)
  (9)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王士禛《秋柳》四首之一)
  这最后一种,就表现方法说是不即不离,中唐以前的人很少用,宋以后有不少人喜欢用。不即不离,意境有时近于迷离恍惚,这好也罢,坏也罢,总当与禅的跳出常格有些关系。

14.3.2 禅意画

  由明朝晚期起,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画,主要是山水画,由王维开始,用水墨渲染,以表现平远疏旷的境界的,带有禅意。所谓禅意,大概是指所画景物,有远离世间烟火的意味。因为有禅意,有人甚至比附禅之有南北,说画也有南北二宗:以王维为代表的是南宗,以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为代表的是北宗。如莫是龙的《画说》说: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有人说是莫抄董其昌说)
  稍后,陈继儒在《偃曝余谈》中说:
  山水画自唐始变,盖有两宗,李思训、王维是也。李之传为宋王诜、郭熙、张择端、赵伯驹、伯骕,以及于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皆李派。王之传为荆浩、关仝、李成、李公麟、范宽、董源、巨然,以至于燕肃、赵令穰、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板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慧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至郑虔、卢鸿一、张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马和之、高克恭、倪瓒辈,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这里提到“士气”,所以又称有士气的南宗画为“文人画”。分宗,褒文人画而贬非文人画,其中问题很多。如:一,分宗说是比喻,相似与受影响是两回事。二,分宗,某人入某宗,以及二宗高下,古今都有异说。三,因此,古今有不少人反对这样的分宗说。这些问题,辨析起来相当麻烦,而与本节想谈的问题关系不大。
  想谈的问题是,所谓南宗画是否受了禅的影响。我的想法,在有关系和无关系之间,我们似乎应该肯定前者。因为:
  其一,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之中,两种意识形态毫不牵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其二,苏轼说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画表现的意境相通,王维诗中既然有禅意,画中自然也会有禅意。其三,所谓南宗的一些画,如出于宋李成、元倪瓒、明董其昌、清查士标等人之手的,确是简淡疏旷,有禅家的不食人间烟火气。其四,如明僧莲儒著有《画禅》,董其昌著有《画禅室随笔》,这是承认画和禅有密切关系。这样,我们说中国的山水画,有些也受了禅的影响,总不是无中生有吧?

14.4 禅语

  禅语,指禅师们讲禅境时说的话,即机锋公案之类。这样的话,由常人看来是不着边际,难解。但也有优越的一面,是奇而巧,因为总是言近旨远,言在此而意在彼。意义跳出语言文字之外,于是不可说的就成为可说,难表达的就成为易表达。禅语的这种优越性,对禅林之外的人当然也会有吸引力,于是而学,以表达世俗的比较难说的意思。
  世俗人用禅语表难言之意,有少数是采用禅门内的形式。
  如:
  苏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颇通佛书,解言辞,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戏谓琴操曰:“我作长老,汝试参禅。”琴操敬诺。子瞻问曰:“何谓湖中景?”对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何谓景中人?”对曰:
  “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云。”“何谓人中意?”对曰:“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言下大悟,遂削发为尼。(《苏米志林》)
  本书开头引的林黛玉和贾宝玉参禅,也属于这一类。
  禅门之外的禅语,因所表意思性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表玄意的,如:
  (1)东坡尝宴客,俳优者作伎万方,坡终不笑。一优突出,用棒痛打作伎者曰:“内翰不笑,汝犹称良优乎?”对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
  (《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
  (2)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沽酒劝其人烂醉,乃削其发而逃。其人酒醒,绕屋寻和尚不得,摩其头则无发矣,乃大呼曰:“和尚倒在,我却何处去了?”(《笑赞》)
  一种是表超脱的,如:
  (3)荆公与魏公论事不合,曰:“如此则是俗吏所为。”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宋人轶事汇编》卷十)
  (4)元章知无为军,见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传以为笑。或语芾曰:“诚有否?”芾徐曰:“吾何尝拜?乃揖之耳。”(《海岳志林》)
  一种是表示诙谐的,如:
  (5)黄鲁直戏东坡曰:“昔右军书为换鹅书,近日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家换羊肉数斤,可名公书为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一日,宗儒致简相寄,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侯鲭录》)
  (6)有士人入寺中,众僧皆起,一僧独坐。士人曰:
  “何以不起?”僧曰:“起是不起,不起是起。”士人以禅杖打其头,僧曰:“何以打我?”士人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笑赞》)
  一种是表示嘲讽的,如:
  (7)刘子仪不能大用,称疾不出。朝士问疾,刘云:
  “虚热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把清凉散。”(原注:两府用清凉伞也。)(《古今谭概·微词部》)
  (8)杨升庵云:滇中有一先辈,谕诸生读书为文之法甚悉。语毕问诸生曰:“吾言是否?”一人应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话也。”(原注:吴下谓大言曰天话。)(同上)
  一种是表示牢骚的,如:
  (9)东坡先生自黄移汝,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作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家,木强人也。闻之,即谒东坡,曰:“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东坡笑曰:“轼一生罪过,开口不在徒二年以下。”(《挥塵后录》)
  (10)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何典》第一回《如梦令》)
  一种是表示隐讳的,如:
  (11)某科会试,潘文勤公祖荫充总裁,有一卷荐而未售,评曰:“欠沙石。”及辗转托人致问,文勤曰:“其文日光玉洁,因恐风檐寸晷,未必有如此磨琢工夫,或系代枪所致,故抑之。”又一卷批一“矮”字。众皆愕视,文勤晓之曰:“矮者,谓其不高耳。”(《清稗类钞·诙谐类》)
  (12)这宝玉固然是有意负荆,那宝钗自然也无心拒客……从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案为《太极图说》中语)。(《红楼梦》一百九回)
  可以想见,语言千变万化,所对付的情境也千变万化,除了上面举的几种之外,一定还有不少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言在此而意在彼是禅门的家数,世俗人借来用,即使不能照搬,只要星星点点,也会闪烁出或大或小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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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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