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思想，历来占据传统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它如隐士的形态一
样，一向采取“遁世不见知而无闷”的隐逸方式，所以被大家轻易忽略，而容易忘记。
如果强调一点来说，隐士思想，与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便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
主要角色。至于讲到道家的学术思想，更与隐士思想，不可分离。与其说道家渊源于黄、
老，或老、庄，毋宁说道家渊源于隐士思想，演变为老、庄，或黄、老，更为恰当。为
什么我们提出隐士思想的重要至于如此呢？简单地举出三个理由，加以说明，便可易于
明了其中的道理了。

    　　　　　　　　　 （一）上古历史传说上的反证

    我们的历史，自上古以至秦、汉。可称为正史的，除了孔子著的《春秋》，以及春
秋的三传（《左传》、《公羊》、《谷梁》）与《国语》以外，便是孔子和孔门弟子参
加修整过的五经（《易》、《礼》、《诗》、《书》、《春秋》）。后人有所谓“六经
皆史”的说法，那便是说，我们所保留的五经资料，都是具有充分价值的史料，但是，
这些都是属于正史的题材；此外，如自古流传，散见于民间及诸子百家的传说当中，所
记述有关的史料，是属于历史背景上反证的部分，也不能说毫无采信的价值。相传历史
上的隐士，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物，大多都是“视
富贵如浮云”，所谓敝展功名，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同时，又说他们的学问、道德、
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敝屣功名，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
不能友”，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为之礼敬
景仰有加；换言之，凡是上古的圣君名王，无论为政为人，最顾忌的，便是隐士们的清
议与轻视。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心理，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非常重视，
到了秦、汉以后，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点出隐士一环的重要，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
在一起，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写世家，便以《吴
太伯世家》做点题；他写列传，便以《伯夷列传》做点题，尤其他在《伯夷列传》中，
借题发挥，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
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背景，与其崇高的价值。

    　　　　　　　　　　 （二）孔子与隐士的思想

    其次，如众所公认我们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心存君国的救世
主义者，他要面对现实，反对逃避责任，但在他的一生里，却极力赞叹伯夷、叔齐和吴
太伯等人的让位逃、隐，推崇他们的人格。他也讲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
行言逊”的处世方法，同时提出“宁武于，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的观感等等。这是说明孔子尽管自己具有人世救世的愿望，但对于隐士思
想“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作法，仍然非常赞同，甚至他有的处世方法，也不得不取
与隐士思想雷同的态度。所以在他周游列国的时期，遭到晨门者、荷赘者的讥刺；碰到
长沮、桀溺的批评；领会楚狂接舆的讽劝，他只有会心的叹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只有在桀溺对他批评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
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他曾莫可如何地加以按语，才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
丘不与易也”的感叹。后来大家便引用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的一句话，认为是孔子
骂隐士们逃世消极的丑陋判语，其实，他说这句话，并非如后世人所想象的那样丑陋与
恶毒，他只是说出入各有志，彼此各行其是的感慨而已。因为鸟是飞的，兽是走的，所
谓远走高飞的消极者，与积极人世者，彼此都可各行其是；表明他自己，决心走的是人
世救世的路线。我们只要一读司马迁写《老庄申韩列传》中，由孔子对于老子的按语：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给，飞者
可以为缯。至于龙，吾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一段话，便可
了解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语意何在了。并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他对于隐士思想
的估价，和推崇老子为高隐代表者的表示。因此司马迁写在捉摸不定的老子传里，也就
有了“老子，隐君子也”的结论。总之，孔子的思想，与秦、汉前后所号称的儒、道两
家思想，他们在原始的本质上，对于“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囗以行”的立身
处世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对于“蓬囗以行”的隐士们，和隐士思想，是具有
“心向往之”的潜在情感的。

    　　　　　　　　　 （三）隐土与历史政治的关系

    讲到历史政治与隐士的关系，这在我们整个的历史系统里，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问
题，只是大家都相沿因袭惯了，谈到历史，不是用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来读，便抱着疑
信参半的态度来研究；可是无论属于哪种方式，对于历史政治上幕后隐士们的价值，都
被忽略过去了。我在前面曾经强调说，隐士思想与隐士们，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
但是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已经无法确实得知他们的事迹，只有被道家的人们，
搜罗一部分，假托一部分，归入若隐若现的神仙传记里去了。我们现在提出与历史政治
有关的人物，也只能算是“半隐士”的一样。所谓“半隐士”，就是说他们的生平，或
者在前，或者在后，过的是隐士的生活，其余半截的生活，就出山人世，参与现实社会，
和实际的政治有了牵连。关于“半隐士”与“隐士”，我们引用宋代诗人陆放翁的一首
诗；做为恰当的说明、放翁的诗说：“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
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他认为真正的隐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而被人
知道出了名的隐士，已经辜负了自己当初逃隐的动机了，姑且不说别有用意的严子陵们，
就是许由、巢父他们，被人发现了踪迹，有了“高尚其志”的“隐士”声名，也早就错
到底了。这虽是陆放翁有所感而发的话，然而也足以代表“半隐士”们的一般感叹！至
于历史政治有关的“半隐士”，例如伊尹、傅说、姜尚，以及间接有关的，鬼谷子、黄
石公，与秦、汉以后的“半隐土”如张良、司马德操与诸葛亮。南北朝以后，列入道家
人物的，如王猛、陶弘景，唐代的魏征，宋代的陈抟，元代的刘秉忠，明代的刘基、周
颠，清代的范文程等等，都是其中的荦荦大者，为一般比较容易熟悉的人物。这便形成
中国历史政治上特有的情形：凡在拨乱反正的阶段，或建国创业的时期，身为中国文化
幕后的“隐士”们道家的人物，就见危受命，挺身而出，代表一般山林在野的志士们的
精神，辅翼命世之主而创造新的时代和历史。到了治平的时期，便又默默无闻，把成果
与责任，付之自命为儒生们的手里了。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演变，及其兴衰
成败，成学术思想的关键，几乎有一共通不易的定例：那便是凡当拨乱反正的时期，大
多是道家人物与道家学术思想的功劳；到了天下太平，坐而论道，讲究修齐治平之学的
时期，就成了儒家的天下了。“隐士”的道家人物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政治具有这样
举足轻重之势，除了“通古今之变”，如司马迁等少数人以外，一般人几乎不明实况，
所以把真正道家的人物，与真正道家的学术思想，就一直蒙在冤枉的档卷中了。我们姑
且举出正反面一、二种历史资料，以便有一新的认识，恕限于时间与篇幅，不能具体地
详细讲明。
    1．历史上畏惧“隐士”思想的反面
    周代：“太公望（姜尚，字子牙，因功被周室尊称为太公），封于齐。齐有华士者，
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
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
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族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
君乎？”
    这一历史故事，便是说明姜太公得封为齐君以后，要杀齐国的“半隐士”华士。他
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请他三次又不出山，这便使“半隐士”出身的姜太公动了杀心了。
因为姜太公是行家，他懂得“半隐士”的利害，又加上他初到齐国，旧有的地方势力，
还没有投诚，他决不容许这种不合作的作风养成。所以周公吃惊地问他，你何以随便就
要处决一个“高士”呢？他就说出他的意见，认为假使像华土这种人，还要褒扬他，那
么，我还要做齐国什么人的君王呢？这真是痛痛快快地说明统治者的苦经，同时，也由
此可以了解上古对“隐士”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在战国末期，齐国派使臣到赵国去，赵国的女主赵威后，在接见齐国大使的
时候，还没有谈到正题，赵威后便问了几个有关齐国政治的问题，最后，便说：“于陵
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
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这个外交史上的故事，正和姜太公要杀华士的说法，是同样
的观念，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权者对于“半隐士”的畏惧，和惧怕侠义道的情形，
是同样的心理。其实，齐国的“半隐士”于陵子仲，已经大非姜太公时代的华士可比，
赵威后挑拨齐国大使，也许正是惧怕这个“半隐士”于陵子仲的才能，对于齐国与赵国
之间的外交政治上，是一个有暗中左右力量的可怕人物，所以他在急于去掉故国贤人的
心理意识上，便冲口说出这种政治心理作战的话来了。
    2．历史上尊重“隐士”思想的正面
    帝尧想要让位于许由，周初用姜太公的建议，尊重伯夷、叔齐的志节，这些都是大
家所熟悉知道的事件。秦始皇一怒而坑不听命、不合作的儒生，因此又大失人心，汉高
祖要想换立太子，结果日后用了张良的建议，把那高隐在商山的四皓，素来不理汉高祖
的四个“半隐士”，死拉活扯地拖下山来，做了太子的老师。这样，便使汉高祖不能不
屈服，只好变更计划，也就不敢再谈换立太子的事了。此外，如历代帝王向山中的“隐
士”，动问国家大计的，也例不胜举，有名的如陶弘景，称为山中宰相。因此，在历史
文化的著作上，便有上古的“隐士”，秦、汉以后的“神仙”，唐、宋时代的“高士”
与“处士”等无位而得高名的称号产生。尤其在宋代，有一类的“处士”，以“半隐士”
的姿态而得到一举成名的光荣，致使后人笑他们有“功名捷径在烟霞”的讥刺。以及后
来两宋理学家们，讲学不仕的作风，都是由这种传统文化幕后主角的“隐士”流风所造
成的。清兵入关以后，英明的康熙，屡开博学鸿辞科来网罗不称臣、不投降的汉族知识
分子，也便是对付“隐士”的一个政策。
    我们为了说明道家学术思想的渊源，稍微多加牵扯了有关于隐士的问题，暂且到此
为止。至于“隐士”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利弊，一时很难详细来说明，总之，
姑且拿老、庄做代表的道家“隐士”思想，与孔、孟做代表的儒家思想来说，他们最高
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动机，所谓救世治平的宗旨，其实并无两样。所不同的，就是采用
的方法与态度，各自别有主张。儒家的孔、孟，他们的作法是积极的强行人世，冀图挽
救世道人心；道家“隐士”们的主张，是因势利导，处之于无形。所以道家的方法是用
“弱”、用“柔”，结果往往被用错，而致于柔弱不堪，这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在好的，
有利的一面来讲，它正是《易经》乾卦上。用九”的精神，所谓“见群龙无首，吉”。
“龙德而隐者也”。因为它不在任何的那一个交位上，所以它能够绝对的冷静，绝对的
客观，在幕后领导九五的变化。倘使它也人了交位，当然便被变道所构，自身难免不受
其变，而无补于时艰了。我们研究道家的应用，必须先要了解这个精神，才能谈道家对
于中国文化的利弊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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