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啊，保佑我们

艾德·戈曼

   我通常认为中西部的感恩节是寒冷飘雪的。但是当我们，我父母、妻子劳拉以及我们的两个孩子鲍勃和凯特，今天下午聚到桌旁，我注意到窗外的蓝天和阳光看起来更像是个四月天而不是十一月末的天气。
   “你今天想做饭前祷告吗？”我妈妈问四岁的凯特。
   有着红棕色头发，爱含蓄地慢笑的凯特点了点头，马上就开始了。她像往常一样说错了那几个词，每个人也都像往常一样笑了那几次。接着开始吃饭。
   父亲是个退休钢铁工人。我记得，我还是个孩子时，曾吃惊地看着他快速吃完堆满火鸡肉、甜土豆、调味酱、越橘沙司以及两大块妈妈通常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准备的蜂蜜麦面包的一大盘食物。接着马上每样再来一份，而且也都立刻吃完。
   他现在六十七岁了，体重大约超重了三十磅，他的视力在下降，惟一的运动就是每天一次地把垃圾清理出去，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失去他钢铁工人的胃口。
   另一方面，妈妈还和她结婚照片上一样瘦。她每样只吃很少的一份，接着就宣布，相当正式地，“我饱了。”
   “那么，律师现在干得怎么样？”在每个人结束了传递食物之后，爸爸问道。
   爸爸永不厌倦提醒每个人他的小儿子在从事一份我们这个工人街区的年青人很少干的工作。他成了个律师，还是个能称得上成功的律师，在市中心河上的一座闪亮的办公大楼里有办公室，家里有两辆宝马车，尽管其中一辆已有十四年的历史了。
   “挺好，我想。”我说道。
   劳拉笑了，温柔地把手指搭到我的腕上。“有一天，你的这个儿子得学会为自己辩护。他做得很好。事实上，比尔·戈瑞——三个股东之———曾告诉你这个儿子，两年之内他也会被邀请成为股东的。”
   “你听见了吗，玛格丽特？”爸爸对妈妈说。
   “听见了。”她说，由于爸爸在笑她也咧嘴笑了。
   爸爸的祖上是捷克人。他的父母坐船在埃文斯顿登陆，然后一路循着有关钢铁作坊工作的传言跋涉到密西根。爸爸是他家头一个学好英语的人。所以我能理解他为我感到的自豪。
   劳拉又轻拍了我一下，重新开始吃饭。我感到高兴。结了婚的夫妇有时会发现他们比以前，甚至比在花前月下的那段恋爱日子，更加相爱。
   当然在那时，我把劳拉带到家里来时有些紧张。妈妈和爸爸是很好的人，你知道，但是劳拉的父亲是个非常有钱的投资银行家。我不确定她会对工人阶层的生活习惯有什么反应——起居室里悬挂着浓墨重彩、令人发腻的耶稣像；爸爸看电视上的职业摔跤赛时总爱大呼小叫。
   但是她表现得很好。她立刻就爱上了我妈妈。虽然一开始她有些惧怕我父亲斯拉夫人那难以理解的强烈感情，她还是能够发现他内心是个正直温柔的人。
   我想到这些时，环顾了一下桌子，几乎流下泪来。上帝，我爱这些人，他们使得我的生命有了意义、价值和尊严，他们每个人都是。
   接着妈妈说了句我知道她一定会说的话，“达维不在这儿，是不是有些缺憾？”
   劳拉隔着桌子瞥了我一眼，又马上低头吃她的越橘沙司。
   爸爸立刻握住妈妈的手，说：“现在，他妈妈，达维会希望我们过得愉快的，你知道这一点。”
   妈妈已经开始哭了。她站起身，低声说了句“对不起”，就离开餐厅进了厨房边上的小浴室。
   爸爸放下叉子说：“一两分钟后她就会好的。”
   “我知道。”我说。
   我六岁的儿子鲍勃说：“奶奶是在为达维叔叔伤心吗，爷爷？”
   爸爸，他自己看上去也很伤心，点了点头说：“是的，宝贝。现在你把饭吃完吧。”
   鲍勃并不需要太多的催促来做到这一点。
   一分钟后，妈妈回到了桌旁。“对不起。”她说。
   劳拉凑过去在她颊上吻了一下。
   我们接着吃我们的感恩节大餐。

   达维是我弟弟。比我小五岁。他具有我所没有的一切特点——社会交往均衡，有艺术天赋，被众多女士迷恋。我是沉闷苦干型的，没有想像力，也没有影星罗伯特·雷德福的英俊深洒，真的。
   我只在一点上比达维强。我从来不吸食海洛因。这事发生在他二十一岁的什么时候，那时六十年代的抗议性的刺耳吉他声已经进入了末期。
   他从未摆脱毒瘾。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家里有瘾君子的家庭。但是从某些意义上来说，遭受痛苦最轻的是有瘾的那个人。他或她能躲藏在毒品或酒精里。他不必看着自己慢慢地死去，或者看着他所心爱的人们在和他一起死去，或者看着他们花掉仅有的积蓄试图来救他。
   达维染上毒瘾有十四年。在那段时间里他总共被逮捕了十六次，在县监狱里三次长时间地服刑（他没有坐牢完全是由于我求了人情），经过六次不同的戒毒训练，制造了两起车祸。一次自己几乎丧命，一次差点儿撞死一个六岁的女孩。还经历了两次婚姻和无数次闹得风风雨雨的暧昧关系，通常是和
那些也有毒瘾的女人（我以为，因为他整洁我才不把他叫“大烟鬼”的）。
   在大部分的这段时间里，尽管有婚姻，尽管有暧昧关系，尽管有戒毒计划，他都在家中和我的家人呆在一起。
   他们长期梦想的幸福的退休生活永远也没实现，因为达维从来没让他们闲着。一天晚上，一个陌生的古里古怪的家伙跑到前门来告诉爸爸，如果在随后的二十四小时里达维不还欠他的毒品钱，达维就是个死人了。还有一夜达维在门口的草坪上差点儿把另一个人打死。
   太多次，爸爸不得不深夜赶到市监狱把达维保释出来。
   太多次，妈妈不得不去医生那儿拿剂量日益增加的镇静剂和安眠药。
   达维死时差六个月满四十岁。考虑到他强壮的捷克体质，他不用放弃海洛因，似乎，也能活得很长，也许能再活整整十年，再折磨爸爸妈妈整整十年。
   接着在几个月前，九月初，一个旅店的店员在那个常被称做“注射艺廊”的破旧房间里发现了他。他死了。吸毒过量。爸爸妈妈现在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有粉红色的冰淇淋吗，奶奶？”凯特问道。
   妈妈朝我笑了笑。巴斯金——罗宾斯商店有一种泡泡糖风味的冰淇淋。凯特每次来，妈妈都要用它来特别款待她。
   “有足够多的粉红色冰淇淋，”奶奶说，“尤其是对像你这么好的姑娘来说。”
   就在那时，看着凯特和我母亲相视而笑，我知道我是做对了。我溜进了达维和其他大烟鬼常去的那间旅店的房间，又给他注射了一针。他当时正由于第一针的注射而神质昏迷，盲目狂喜。当他躺在我面前逐渐死去时，他还是我弟弟，但我是在为我的全家做件好事。我想让爸爸妈妈不管怎么样能享受几年好日子。
   “嘿，顾问先生，”爸爸说，把我的注意力又拉了回来，“看来你还能再来点儿火鸡肉。”
   我大笑起来，拍了拍日益鼓起的中产阶级的肚子。“没错儿，”我说，“我还能再吃好多火鸡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