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野心勃勃的美国青春期
作者：薛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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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科恩，耶鲁大学的博士，开了一个名字响当当的公司：常青藤智慧。该公司的业务，是给学生提供申请大学的咨询。虽然一个学生的咨询费达29000美元之巨，公司照样生意兴隆。
美国的大学录取，相当于中国的高考。不同的地方是，人家的程序复杂得多。如果光看分数，参加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大学入学智能测验）补习班就够了，SAT的分数其实只是录取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你还要提交带有自传性的短篇作文、个人简历、高中成绩、课外活动记录以及各种成就，大多数还要经过面试。因此，如何包装自己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学问。凯瑟琳·科恩的专长就在于此。她指导学生如何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变成简历中给人印象深刻的特长，进行模拟面试，对之全程录像并作细节分析，向学生介绍每一所大学的特征、课程，甚至推荐学生读“目标大学”的教授的著作。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她再根据学生的实力，确定申请战略。
这种美国式“高考”竞争，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白热化。人口增多，大学竞争力加剧当然是一个因素，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这几十年的社会、经济转型，塑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青春期”。现在美国的高中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野心的一代，这提高了大学竞争的砝码。
先看几个数据就可以明白。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55%的高中毕业班学生希望上大学，42%希望成为专业人员。到了90年代，高中毕业班90%的学生想上大学，70%想成为专业人员。
在高中生中，普遍的潮流不仅仅是重视教育，而且是“高估”教育。知识的升值，使有大学教育的人和没有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在90年代，那些拥有法律、医学学位的人平均一生的收入为440万美元；拥有博士学位的一生收入平均为340万美元；拥有硕士学位的一生平均收入为250万美元；拥有学士学位的一生平均收入为210万美元；拥有高中学位的一生平均收入仅为120万美元。
美国自19世纪南北战争后，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优势在于大规模的制造业上，是地道的“世界工厂”。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美国货畅销世界。其中的一个结果是，美国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所以，那时候的高中生一毕业，就有工厂的工作等着他们。这样的工作不仅稳定，而且薪水不薄，福利甚好。
但是6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到了90年代，企业纷纷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迁出美国，制造业的工作越来越少。那些高中毕业生能干的，大多是服务业中的低端工作，如麦当劳、沃尔玛中的售货员、清洁工等等。
这就造成了90年代以来的高中生的独特生存状态。首先，他们把学业摆在第一位，为了功课拼命竞争，即使参加社会活动，也是为了申请大学积累资本。因为青春期的野心，已经使优秀学生越来越集中在几所超一流大学。这一点，看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生毕业后的走向就能明白。1964年设立的“总统奖学金”，旨在选拔全国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每州只有两个名额，另有15个机动名额。从1987年到1989年，这些学生中的一半都到了7所精英大学读书。哈佛吸引了这些学生中的18%，其次是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麻省理工、杜克、密歇根。
上名校立即会为自己的事业带来优势。《财富》杂志1990年的调查印证了名校这块敲门砖有多硬。《财富》征集了将近15000位在《财富》500家精英企业和500家精英服务业中任CEO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的CEO是大学毕业生，其中19%来自常青藤。培养这些CEO最多的还是上面所说的7所精英大学。
高学历、名校的奖赏，激发了高中生的野心。美国的考试服务业，一下子成为一个富得流油的产业。就个人而言，野心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成功的基石。但就群体而言，野心带来的未必就是成功。特别是当大家都同时有了野心，马上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式的水涨船高的局面，野心在个人成功中的价值就可能贬值。一个90年代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希望长大成为企业总裁、工程师、律师、医生、体育明星。但是，到2005年他们真正成年、开始在这些行业就职时，实际的职位只有这些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一；在作家、艺术家、娱乐圈和体育界中，竞争者比实际位置多出14倍。
美国是一个注重平等的草根社会，而这一代人，从小就一心想往上爬。他们的理想，是成为脱离草根社会的精英，他们的成功，可能使基层社会失去大量人才。而且，这代人之间竞争惨烈，结果是贫富分化空前之大。家长常常在孩子三四岁时，就开始加大教育投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家庭，就有了巨大的优势。
这一代高中生无疑将是美国受教育最好的一代。同时，他们又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满足成人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代。他们的生活都围着考试和各种各样的申请转，想方设法让自己被别人接受，而不是挑战既有的权威。他们虽然重视教育，但是动机常常并非是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追寻，而是六位数的工资。
未来的美国，阶层可能不断分化，并且逐渐固定。这代人长大后，不仅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甚至有发展出一个变相的贵族社会的可能。那个时候，美国也许又需要一场新的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