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地震中的提琴手
作者：李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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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芳兵姐姐带我去她家,离我们避难的地震棚不远。大院里分列排着十几幢六层高的红砖单元楼,楼房之间有几株钻天杨和被甬路分割成小块的草地。她家住在靠里一幢的三层上。
进了房门,一阵阴凉扑面而来。水磨石地面上积了一层薄尘。对不起,家里一直没收拾。芳兵姐姐把我领到客厅,四壁中有三面立着高大的书架,摆满了书和杂志,其中不少是外文的。剩下的一面墙上挂了一幅布丹的风景画印刷品,海天之间,几艘停泊在昂福鲁尔港的帆船。画的下面立着一台钢琴,靠窗的墙角放着捷克造的唱机。当做功放用的“里加”牌电子管收音机上放着一个电动玩具,是当时广播里广为宣传的万吨水压机的模型。她拉我并肩坐进一张很深的长沙发,想喝水吗?我点了点头。她便起身进了另一间屋子。
她过了好一阵才回来,身上换了一件耀眼的紫罗兰色连衣裙,手里的托盘上放着两杯冰水,脑后的马尾辫已经蓬松地散开。请吧,她把水杯放在我面前的玻璃面小桌上,对不起,我再打个电话。又过了一阵,她回到客厅,右手捏着软软的一团棕色,重新坐到我身边,伸出象牙般的腿,再把手里那团东西从脚尖到大腿很有弹性地套了上去,一层层地撸展开。我侧目看着。这么长的袜子我只是小时候见我妈妈穿过,后来就再也没人穿了。我浑身的血液一上一下地跳,肺在收缩,吃力地咽着气。
她修饰完双腿,站起身,提起裙摆转了一圈。在外国,打扮是为了出门,可我们有几件衣服只能在家穿。可平常穿了给谁看?算了,不提平常了。今天就让你看吧。喜欢吗?
我看着她,继续咽着气,说不出话。她笑了,然后从钢琴上拿起一只口红。我知道那是口红,也是因为妈妈有过。那时候我还小,外面还没有红卫兵、工宣队什么的。芳兵姐姐拔掉口红的盖子,从色泽已经发乌的小铜管中顶出刺目的一截鲜红,对着一面镜子,在嘴唇上抹了几下。一股香气闷闷地飘来。我一阵晕眩,拿起面前的杯子又喝了一口水。咱们开始练琴吧?我准备好了。
好吧。
那咱们练什么呀?我听见你拉《春天》。就是它吧。她打开琴盖,拉出琴凳坐上去,把一本用牛皮纸包了书皮的琴谱放到谱架上,然后右手放到键盘上。一阵琶音左右流过几遍,她弹得还没我好呢。不熟练,指触轻飘。这回我放心了。我在水平高过自己的人面前会很不自在。她的琴弹成这样,这就是插队的结果,于是我在一刹那间立志勤奋练琴,坚决不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打开自己的琴盒,拿出提琴,卡上肩托,调紧琴弓,然后往马尾上擦松香。茯苓气味的微尘轻轻飘过。装松香的小盒子上,印着“高级纯嫩,乐器专用”的字样。那个嫩字读起来让我很不舒服。我伸手越过她的肩膀,触了一下钢琴的A键,根据音高一一调整好四根琴弦,轻轻拧动琴头上的弦轴,再用弦钩上的螺钮做些微调,然后拉出几组和弦,直到完全和谐,再做些快速的音阶练习热身。
我们开始练习贝多芬的第五奏鸣曲的头一个乐章。曲子又青春又流畅。我运弓饱满,拉出激昂的音色。很久没有人为我伴奏了。我找到一种对话的感觉,推心置腹。我只能靠这种间接的办法,才能有所诉说,作为自己刚才那一番木讷表现的补偿。
她每弹一个句子都要返工几次。等终于从头至尾串下整个乐章,我的肚子都饿了。再来一遍咱们就吃饭,她回过身对我说。当两组旋律再次携手走到第一个折返号前,准备重复主题呈示部,脚下突然软软地一陷,心里就像打秋千,忽悠一下,接着是轰然一阵天摇地动,架在钢琴盖上的乐谱啪地摔到键盘上。天哪———芳兵姐姐从琴凳上扑到我身上。又地震了。我们相拥着,像在惊涛骇浪中忍受着晕船,随着突如其来的失重感魂飞魄散。
后来我们终于放开对方。我的脸上沾了一丝温暖的雪花膏香,胸前仍然残留着那种柔软的压迫感,一种皮肤独有的短暂记忆。一些书和旧杂志从书架散落到地板上。帮帮我,好吗?她蹲下身,一面把裙摆掖在两膝之间,开始整理地上的书刊,我也屈身和她一起收拾残局。
一本杂志的封面把我的视线引过去。上面印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的是丰润的马约尔风格裸女塑像。MagazineofArt(《美术杂志》),1939年7月号。我捡起来一页页翻看,里面印着各种看不懂的油画和雕塑,再往后翻,有一页里面夹着残损的纸页,是从一册古书里掉出来的,摊开一看,原来是两个半页,好像一具年久蛀蚀的蝴蝶标本,右面半页是竖版印的文字,左面是木版画插图。折痕处印着书名———《玉林笔记》。
看什么呢?芳兵姐姐歪过头问。这时地上的东西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忙把杂志往后又翻了几页,重新蹲回她旁边,指着一个标题。
她从我手里接过杂志看了一眼,Post-ModernismInAmericanArtsToday。这个意思是今日美国美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她说着一面站起身,啊,这里说的是三十年代一些德国现代派画家避难到美国以后怎么改变画风的。
我还是不太懂。
以后就懂了。你要好好念书。她摸摸我的脸,今天真要谢谢你来,然后轻轻吻了我一下。我心慌意乱地迟疑了一阵,终于鼓足勇气,也把手放在她的脸上。我忘记自己手上还残留着擦琴弓时沾上的松香,涩涩的,在她脸上蹭出一个苦相。你弄疼我了,她抱怨完又笑了,没关系,说着她又撤回一步,拿开我的手,太晚了,你先随便吃一点儿,然后咱们去吃饭。
她从柜子里抱出一个饼干筒,抓了一把动物饼干,又在我面前的小桌上垫了一张《参考消息》,把饼干放在上面,然后进了卫生间。里面很快传出水声。我又拿起那本杂志,翻出那页古书,把那幅木刻插图,连同半页十行的一段残缺文字趁机偷看了一遍……
门开了,我合上杂志放回原处。芳兵姐姐走出来,用毛巾擦着脸,嘴唇上的红色已经洗净。麻烦你再等我一下,然后又进了卧室。这一回她没有把门关紧,并不太窄的门缝里,看见她不时伸出的胳膊和抬起的脚。我换了一个角度,她的侧影正朦胧地显影在卧室里的穿衣镜中,胸罩上绣着复杂的花边……等她再次走进客厅,身上已经换成平时在地震棚里的装束。后来我们一起吃饭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而且接受一个女生的接近。
我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看朝鲜电影,叫做什么战士,片名想不起来了。里面有一个游击队员被日军捕获后坚贞不屈的场面。酷刑开始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女同学吓得俯下身,抓住我的衣服,把脸埋在我怀里。最后吓坏的是我,先是僵直地呆坐着,目不斜视,过了一阵,才鼓起勇气把她推开。总之,我的表现很欠风度。后来那个女生再也不理我了。
那个学期,我们开始上生理卫生课。大家心里都在期待老师能早点讲到那个章节。等到真的开讲,我们又紧张得屏住呼吸。老师说,等到学工学农,要是有女同学不参加劳动,那并不是她们偷懒,男同学一定要理解照顾她们。老师把一幅挂图用按钉固定在木制黑板上又讲了些什么……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班的一个坏小子把手往课桌上重重一拍,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女生们顿时满面飞红。给我出去,老师把教鞭往粉笔槽里一放,手指教室门外,回去给我把你家家长找来!由于坏同学捣乱,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出现了漏洞。那天放学后,我们几个要好的男生聚在一起,找来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研究探讨。从此以后,我们中间有的人在女生面前开始说下流话,有的则更加道貌岸然,而我自然属于后者。
那天晚上,我记得体育场里支起巨大的银幕,放了一部叫做《难忘的战斗》的黑白电影。片子里讲的是共产党的军队在南方农村征集粮食的故事。放映结束后,场地上堆满观众们搬来当板凳的砖头,好像一处建筑工地的堆料场。夜里,半阴半晴的夏夜燠热无风,几点星斑透过薄云浑浊地晕开,四下里全是融化的黑暗。我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机械地重复着电影里的一句话:“粮食乃国计民生之必需。鄙人理当效力,理当效力。”抗震棚里躺满横七竖八的身体,就像电影里野战医院的帐篷。只有一张床是空的,在我两眼望着的地方,不远的地方,空成一小座荒岛,岛上流放着我的忧伤。
后来我看见海,我躺在海底,头顶上有大群的月光水母随波逐流,不停地抽动翻卷透明的体腔,拖曳着漫长的刺丝,像锋利的月光一般细密地蜇咬着我的身体。珊瑚礁旁的海葵随海流招摇着触手,像肥厚的一开一合的花瓣,花瓣是扭动的红色湿润的嘴唇,温柔地吸吮着我最怕触及的隐秘的梦。梦中的原初情景终于被触动。包覆梦的羊膜被刺丝蜇咬出漏洞。我无助地被水母翻卷的体腔抽空。所有的恐惧、快乐和羞愧愤然喷涌而出。
早晨终于露出一线生机,周围的人们一一起床,彼此打着招呼,钢种饭盒和搪瓷漱口杯不时发出敲打声。棚外自行车的颠簸声密集起来,又渐渐稀疏远去。我病了,紧闭眼睛,身体空空荡荡,浸泡在冰冷的黏液里颤抖。从那天起,体育场里一下住进更多的人。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开始播放样板戏的录音,还有关于批林批孔的评论文章。我没法拉琴了。芳兵姐姐再也没有来过抗震棚。几天后,父母委托一个亲戚把我送到上海,去度过一个更加安全的暑期,带着一个梦。那是我第一个真正的梦。在那之后,我不再小,我已经年轻了。
一个月后,当我回到北京,回到原来的家,所有的人都已经返回自己家里。大家对露宿生活的忍耐到了极限,新的防震措施开始推广,更加严重的事件也在陆续发生。那一年的地震已经波及到此间的政治生活。我们在抗震棚中建立的各种新的社会关系就此瓦解。我相信芳兵姐姐也回到了插队的地方,继续她的乡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