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8期
走出太行
作者：余义林 郑 莹
字体： 【大 中 小】
四、“不是”和“博士”
朱厂长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一次和玛利亚大学的几位教授座谈,吃饭时说起学历,才知在座的不是硕士就是博士。玛利亚大学的张教授问朱柱金是什么系的,又问朱柱金是硕士还是博士,朱柱金忙说:“不是。”哪知这一说大家都肃然起敬,原来山西方言中“不是”的发音与“博士”相同,人家看到朱柱金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以为他肯定学历高深。朱厂长连忙解释:“我不是博士,是什么都不是的‘不是’。”可是大家怎么听怎么是“什么都‘博士’的‘博士’”,待弄明白以后自然是一场大笑。笑过之后,博士们却得出一个结论,说和朱厂长相比,他才是真正的博士,我们则是“不是”,枉读了些书而已,谁有他那样的事业?
看来仅仅走出太行山,在全国坐稳首席的位置已不能满足朱柱金的胃口,他已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的生意伙伴、深圳中宝扬装具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亚娟说,在香港港岛的中心位置,爱丁堡广场的威尔士大厦九层和三层都装了朱厂长的柜子,而且引起了香港客户的注意和欣赏。香港人用东西是非常挑剔的,国内众多的档案柜生产厂家,只有朱柱金一家进入了香港,这是他产品质量的一种证明,亦是他成功的一种标识。
如果说朱厂长在那些方面与“博士”的头衔有距离,那么,他精明的头脑和巧妙的经营之道倒是不能仅从书本上学来的。档案柜厂参加过多次展览会,如第一届全国档案设备办公用品及科技成果展览会,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档案装具博览会等等。每次朱厂长都会租占大面积的展台,把他的柜子放在显眼的位置上。然而,他并不像别人似的写上报价,人家要问价,他就说,美国和我同样的柜子要多少多少钱,日本和我一样的东西要多少钱,材料一样,工艺一样,性能可能比他们还好,价钱只是他们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他这么一说,很多人就心动了,自然也记住了他的柜子。他巧妙利用了消费心理学,这一点,很让博士们自叹弗如。
故宫博物院的高级设计师、画家徐乃湘先生这样评价朱柱金:他钻研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也培养了他,开拓了他的思想,锤炼了他的气质。他现在的言谈举止已经很有现代气息,是个企业家了。
徐先生这一番话可以说是有感而发,因为他了解和理解朱柱金,并且从今年开始成了朱厂长的工作搭档。档案装具这个行业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不是一般消费品,谈不到进商场,但它的市场潜力很大,需要信息灵通,以产定销。朱厂长知道,山西是内陆省份,信息有限,所以他又有了个想法,在北京办一个装具研究所,由徐乃湘出任所长。
其实徐乃湘认识朱柱金的时间不长。徐先生长期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深知我国博物馆装具也是设备老化,技术含量不够,在防潮、防尘、防蛀、防盗等方面存在大量可发展空间,但苦于我们的大多数档案柜生产厂家是作坊式的,没有形成工业化生产的规模,而没有工业化做依托,装具的改进又从何谈起?一次他偶然接到中央档案馆秦馆长的电话,约他到国家文物局,向他介绍了一个挺棒的档案柜生产厂家及其产品,此时正是朱厂长的柜子刚被中央办公厅使用之后。徐乃湘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就是一个推进中国博物馆装具工业化生产的好机会,当即就表示想见到朱柱金。朱柱金得知有专家要见他,更是求之不得。
可以说,两人未碰面之前已被共同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见了面当然越谈越投机。朱柱金提出办研究所的想法,徐乃湘爽快答应了担任所长的要求。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并不受时间限制,有的人相处了一辈子,也许还说不上一句心里话,有的人则一见面就成了知己。
现在,由朱柱金出资、徐乃湘挂帅的“北京中文博博物馆装具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将要正式挂牌。所里汇聚了全国博物馆界的最高设计精英,让朱厂长接触了博物馆装具应该具有的理论和技术水准。这样,他不仅获得了许多高精尖的信息,还得到了众多专家为自己的工厂在设计上出点子,在技术上提要求,而他也能保证专家和学者安心做学问。两全其美。
在介绍了朱厂长如此的眼界、如此的手段、如此的气魄之后,我却不得不说几句落套的话:同一切“工作狂”一样,朱厂长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进歌舞厅,总之没什么娱乐,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工作。谈起这个,朱厂长自己还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一个台湾人病了,去看医生。医生问:“你吸烟吗?”“不吸。”“喝酒吗?”“不喝。”“打麻将吗?”“不打。”“跳舞吗?”“不跳。”“有女朋友吗?”医生又问。“没有。”“那你这病不用治了,”医生说,“你还活着干吗?”在大家的笑声中,朱柱金自我调侃地说:“我就是那人,还活着干吗?”然而档案柜厂的全体成员却深深知道这绝不仅是一个笑话,而是老厂长高贵品格的真实写照。与此相比,他的那几分固执、那一点脾气,是绝不会妨碍他们服从他、拥护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厂长有颗纯朴的、一尘未染的心。
他们愿意跟着这颗心往前走,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责任编辑 吴 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