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郁达夫和北京的银弟
作者：■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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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3年春，郁达夫来到北京，去清华学校看望梁实秋，要梁做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梁欣然承诺，领他去看了，后者，据梁说，清华学生素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他哥哥的洋车夫陪去了一次，达夫表示甚为满意。事见梁实秋《清华八年》一文。
这不是郁达夫第一次来北京。四年前他曾来北京参加外交官、高等文官考试，均落榜。
他是前一年由日本回国，在安庆法政学校任教。总是有事不顺心，而他又是任性惯了的，便辞了职来到北京，在他兄长家闲住。兄长郁华，大他12岁，在司法部门任职，住西城羊肉胡同，离清华不算太远。当时梁实秋还是清华的在校学生，这年夏天就要毕业了。
二人的相识，缘于梁与闻一多合出一本小册子——《冬夜草儿评论》，内中对郭沫若的《女神》颇为推崇，郭来信赞美。书来信往，未见先识。1922年暑假，梁实秋送母亲回杭州原籍，路过上海，看望创造社诸君子，便与达夫相识了。时隔半年，达夫来到北京，去清华看望梁实秋，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清华八年》中还记下了在上海初见创造社诸君子的感受——
到了哈同路民厚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恐怖归恐怖，交往并未中断。直可说，梁实秋出国前的文学活动，与创造社是紧密相关的。这年夏天，与蹇先艾等人的一场笔战，就是为郁达夫的小说辩护的。八月到上海侯船赴美的一个星期里，在旅馆里写了小说《苦雨凄风》，过后在《创造周报》上刊出。上船那天，创造社的几位朋友都到码头为他送行。
梁实秋晚年写了许多回忆文章，未曾单篇写过郁达夫，一则是回国后与胡适、徐志摩、闻一多诸人交往甚厚，而文坛上，留学英美和留学日法，是天然的两大派，对郁达夫这样的留日学生，也就有意疏远了。再则，怕也真的是看不惯郁达夫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习性。他是一个旧式大家庭长大的，家教甚严，少年时有次斗胆问起麻将怎么个打法，其父生色呵斥道：“打麻将嘛，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也不敢提起麻将二字。
仍说郁达夫。这次在北京只待一两个月，便回上海编创造社的刊物去了。名声很响，个人的生活却难以保障，无奈之际，同年十月又一次来到北京。
这次不是暂住，是来学校教书的，接替北大教授陈启修教统计学，每周两课时，待遇是讲师。陈启修回来，他就得走人。
来北京的原因，两个月之后，在给郭沫若、成仿吾二位挚友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北京空气的如何恶劣，都城人士的如何险恶，我本来是知道的。不过当时同死水似的一天一天腐烂下去的我，老住在上海，任我的精神肉体，同时崩溃，也不是道理，所以两个月前我下了决心，决定离开了本来不应该分散而实际上也不分散也没有办法的你们，而独自一个跑到这风雪弥漫的死都中来。”(《一封信》)
当时他的想法是，北京能让他“转换转换空气，振作振作精神”。住下之后，才发现，先是对不起上海的朋友们，不该在创造社基业未定之际独自走开，再是更加苦了自己，在上海还能与沫若仿吾高淡阔论，呼啸而行，在这里他永远是一个多余者。上次在北京，曾与留学英美的陈源等人商定共同出版《现代评论》，这次再来，此事已成泡影。在上海期间，因为一篇文章中的措辞，已与胡适交恶。那伙人中，唯一与他交往的，只剩下中学同学徐志摩。可交往的人士，只有像吴虞这样不中不西的学者了。于是，原本就神经质的他，陷入更大的孤独与痛苦之中。
怎样排遣这孤独，如何化解这痛苦呢，一个是没钱时的办法，一个是有钱时的办法。还得引用他自己的话，倘若转述，别人是不会信的。
先看没钱时的办法。“有时候我送朋友出门之后，马上就跑到房里来把我所爱的东西，故意毁成灰烬，使我心里不得不起一种惋惜悔懊的幽情，因为这种幽情起来之后，我的苦闷，暂时可以忘了。”再看有钱时的办法。这是写给郭沫若、成仿吾信中的两段话——
有钱的时候，我的解闷的方法又是不同。但我到北京之后，从没有五块钱以上的钱和我同过一夜，所以用这方法的时候，比较的不多。前月中旬，天津的二哥哥，寄了五块钱来给我，我因为这五块钱若拿去用的时候，终经不起一次的消费，所以老是不用，藏在身边。过了几天，我的遗传的疾病又发作了，苦闷了半天，我才把这五元钱想了出来。慢慢地上一家卖香烟的店里尽这五块钱买了一大包最贱的香烟，我回家来一时的把这一大包香烟塞在白炉了里燃烧起来。我那时候独坐在恶毒的烟雾里，觉得头脑有些昏乱，且同时眼睛里，也流出许多眼泪，当时内心的苦闷，因为受了这肉体上的刺激，竟大大地轻减了。
一般人所认为排忧解闷的手段，一时我也曾用过的手段，如醇酒妇人之类，对于现在的我，竟完全失了它们的效力。我想到了一年半年之后若现在正在应用的这些方法，也和从前的醇酒妇人一样，变成无效的时候，心里又不得不更加上一层烦恼。啊啊，我若是一个妇人，我真想放大了喉咙，高声痛哭一场!(《一封信》)
这些话需要诠释：“这五块钱若拿去用的时候，终经不起一次的消费”，这儿的消费当是指逛窑子，且是八大胡同里的那种。醇酒妇人，对于他竟完全失去了效力，此话不可信。只可说纵然这样也排遣不尽他心头的痛苦，非是不无效力便不以此作排遣的努力。
绝无贬斥达夫先生的意思。我对他的敬重不亚于任何一个人。说什么只说什么，不必牵扯过多。醇酒妇人，且把名词变为动词，就成了纵酒、狎妓。酒，不是谁都能喝得了的，不去说它。狎妓可就不同了。你可以不去押，却不能说不会。这种事，只可说，非不能也实不不为也，而不可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到大彻大悟，或是破罐破摔，谁也不肯说这号话。等于说你不是男人。再则，狎妓与纵酒，都是可以入诗的，最著名的句子该是“吴妓狎酒劝客尝”了。狎不得妓，喝不得酒，那诗也就恰如其人——正经得谁也不想挨，你敢?
正是在这样的时际，又是这样的心境，还得加上我们这样可爱的文化背景，达夫先生便将一位北京的下等妓女拥进了自己的怀里。
她叫银弟。
二
且据达夫自己的著作，勾勒出银弟的相貌、身世、两人交往的始末。
银弟并不漂亮。《南行杂记》中，说他曾经对什么人都声明过：“银弟并不漂亮。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若硬要找出一点好处来，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同文中还说，他在船上遇见一个广东姑娘，和银弟很像，甚至因为这像，竟引起了他的某种冲动——
回头一看，却是昨天上船的时候看见过一眼的那个广东姑娘。她大约只有十七八岁年纪，衣服的材料虽则十分朴素，却很时髦。她的微笑的两只近视眼，狭长的脸子，曲而且小且薄的嘴唇，梳一条垂及腰际的辫发，不高不大的身材，并不白洁的皮肤，以及一举一动的姿势，简直和北京的银弟一样。昨天早晨，在匆忙杂乱的中间，看见了一眼，已经觉得奇怪了，今天在这一个短距离里，又深深地视察了一番，便觉得她和银弟中间，确有一道相通的气质。在两三年前，或者又要弄出许多把戏来搅扰这一位可怜的姑娘的心意；但当精力消疲的此刻，竟和大病的人看见了丰美的盛馔一样，心里只起了一种怨恨，并不想有什么动作。
身世更是可怜。
银弟的父亲是个乡下的裁缝，姘识了她的娘，两人逃到上海，摆裁缝摊为生。过了不久，又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人，连同银弟四人逃到北京。拐来的女人当了娼妓，银弟的娘便当了龟婆。父亲酗酒死去，她娘以节蓄下来的钱包了一个姑娘，勉强维持生计。她娘不甘守寡，和一个年轻的琴师结为夫妻。达夫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银弟还是“度嫁”的身份，后来便上捐正式做了娼女。度嫁，当是指妓院里的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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