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从那儿来到那儿去
作者：■姚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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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里变成一个垃圾场，一个男子告诉我，他是那个孤老太的孙子，他正在做全上海最大的垃圾生意。放眼望去，他的垃圾果然应有尽有，大到报废的卡车，小到满地打滚的绕线圈，垃圾山那么高大，把原先的垃场都埋没了。原先那座空荡荡的青砖大瓦房放满了现代化家具，电冰箱、彩电一应俱有。他说正和政府打官司，争取讨回那些被没收的红木雕像，那时李宗民家先人的塑像，值大钱哪。我问他李宗民是谁，他说就是那个李总统李宗仁的弟弟啊，爸爸、奶奶就是为李宗民家看守坟场的。我感到迷惑不解，弟弟的祖宗难道就不是哥哥的祖宗?这个桂系领袖怎么想到将自己的祖宗迁到陌生的东南水乡?为此我还特地借了有关李宗仁的书来看，我没找到能够证实看坟人后代所说的证据。
我一直对那两个老婆子的事感兴趣，觉得其间隐有动情的故事，它们远比传说中的李家祖坟有意思。数年后我再次造访那里，希望能得到关于她们的只言片语，却发现那里已变成热闹的居住小区，看见的是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和确确切切的陌生人。秋风凉爽，但已有些微的寒意我站在坚硬的马路上，想着脚底下的世界，下面原是流经庙宇、村庄和坟庄的清澈小河，河里游着许多活泼的鱼，青色的、白色的，像画家画出的一般，而现在，路上走着许多人，穿着各色的衣服，他们从各处汇来，像鱼一样游进了这块土地。
上海中学
小时候，有一次去上海中学草莓地行窃，见草莓还没有完全成熟，大多一半红一半青，提上去硬邦邦的，我们东捏西翻，还不住地观察四周动静，袋兜还没装满，两个中学生看见了，大喊着朝我们追来。我们拼命朝上海小学逃去，心跳得差点掉在地上。
上海中学和小海小学只隔一条小沟，一跳就过去了，而小沟旁的篱笆早就破了个洞，正好成全了我们这些馋鬼。但是这种偷盗并不快活，总是伴着提心吊胆。
后来看到别班的同学也在偷摘上海中学的草霉，我和好友学了中学生的模样，大喝一声朝他们追去，他们落荒而逃，其中一个还掉了书包，我们哈哈大笑，尝到了好人追坏人的爽快和骄傲，从此改邪归正不再将眼睛瞄向那些果木。
之后不久我的两篇作文被老师作为范本贴在墙上，一篇写如何胆战心惊地偷草莓，一篇写如何理直气壮地追偷草莓者。老师用红笔圈出了好几个段落，这种表扬使我受宠若惊，从此热爱上了作文。
上海中学的学生一直是我心中的楷模，他们在我眼里是优秀的学生代表，所以我们放学后经常去上海中学的先棉堂、龙门楼游玩，从窗口看他们上课的情况，在大操场看他们奔跑。至于去上海中学大礼堂看电影更是常事，和他们坐在一起看电影总能听到许多高超的评论。
有一次放一部关于王孝和的电影，电影结束后有人喊起来，“同学们，这就是烈士的女儿王晓明”，那位被推拥出来的女学生长着一张红润的鹅蛋脸，垂着两条过肩的发辫，她害羞地笑着，被人拥到这儿又拥到那儿。我当时坐在二楼的座位上，见状十分激动，赶紧跑到楼下，结果挤来挤去反没楼上看得清楚。
有一天晚上，上海中学的一些学生在龙门楼前面的草地上举办篝火晚会，我和几个伙伴在一边看女生们跳舞，一位腿有残疾的女生跳着灵活的舞步，热情地拉我进去，她姓董，忘了她是王晓明的同桌还是好友，反正她把我和另一个伙伴介绍给了王晓明，那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几乎天天聚在一起。大礼堂东边的草地上常有乘凉的女生，我们也在那里铺了两张草席，四人躺在一起看着满天的星星唱歌，她和董同学一句一句地教会了我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王晓明性情十分温和，看上法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甚至不如董同学来得有个性，但学生们都对她显出几分敬重。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听见有人骂她，说她是保皇派，再后来又说她是叛徒的女儿，她神情落寞，不太和人说话，总是低着头走路，有时遇到她叫她一声，她也只是抬头一笑重新低下头去，她的笑看上去有些软弱。听说她一直不习惯动荡的时代气氛，最后缩进了恋爱的角落，人们似乎更蔑视她，再后来就干脆看不到她了。我对她怀有大姐姐般的感情，现在想起她那温和的充满善意的笑容，竟是带了几分苦难和成熟的，她出生的那年正是父亲蒙难的那年，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有了缺憾，可年轻的中学生怎会到这种人生况味?
说起“文化大革命”，还要提另一个女生，她是当时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女儿，我最早认识她也是在读小学的时候，那天上学发现路沟旁有一群人围观什么，上去一看，只见一个短发女生站在路沟里，手里捧着一个死婴，她的表情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惨痛和茫然，只见沟旁有一个土堆，土堆被扒开了，估计是狗在半夜里扒出了弃婴。这时有人在远处叫喊：“孙小兰，要迟到了，你还不把小孩扔了?她手足无措地说：没有人管怎么办?就让她淋在雨里吗?
这样大胆同时又具有同情心的女生我没有见过，我一下就记牢了这个名字。有一次我走过上中礼堂东侧，听见有断断续续、犹犹豫豫的鼓声，一看原来是她躲在矮松柏后，见我走来连忙停下手来，不好意思地说：我怎么总打不好?你会吗?教教我。我觉得奇怪，没想到她还有难为情的表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们不断地分化组合，有一回上中初中部的先棉堂正在武斗，楼上往楼下扔椅子，楼下往楼上扔石头。孙小兰手拿半块砖从远处走来，有人指着楼上垂下的布幅给她看，宽大的在布幅上涂着粗大的黑字“打倒走资派臭婆娘孙兰”，孙小兰看着被打叉的母亲名毫无表情，她随冲锋的人往前走，快到先棉堂时她举起了砖头，但没朝上扔，而是朝墙上一扔了事，然后松松垮垮地走了，一点也不顾双方的人一起骂她。后来孙小兰成了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编辑，等我也进了这个单位时，孙小兰已经出国陪读，我们擦肩而过，少女时代的记忆仅成了个人化的精神收藏。
现在上海中学生的女生宿舍已完全不同于当年，当年没有任何装饰，偶尔贴着当代英雄的图片。因此当我头一次看到那些熟悉的窗口吊满了风铃和各种小玩意时，竟有一种沧海桑田之感。
我还记得上海中学一位姓布的语文老师，常常一清早从后门闪出，他站在费家塘小河边的芦苇丛旁，拎拎衣领，清清嗓子，然后挺起胸脯，“啊——啊——”的吊起嗓子，随后他就唱《克拉玛依》和《我的太阳》，他的声音很沉重，很雄伟，很有光泽，像太阳下的芦苇，确实有几分迷人的味道，我听他天天早唱，就像听一只闹钟报时一样。村人们都说这个老师长着一只喇叭嘴，一定考得中歌舞团。布老师看到村人也总是和蔼地微笑，他似乎看出了村人对他的崇敬。“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年，我看到他四脚八叉地被四个人往教室里拖，他的身子时而掉在地上，时而又被抬离地面，他狂乱地挣扎着，眼神里充满了恐怖，最令人不信的是他竟发出猪被宰杀时才会有的叫声，“啊——啊——”还是早上练唱的嗓音，仍那么雄伟，那么有光泽，但是已经变调，我的牙齿直打架，不敢想象仪表堂堂的他将被人怎样毒打。
那个总是背着手昂着头的老校长更是令人难忘，这个小老头儿有着极威严的气质，头发花白了，眼睛仍像年轻人那样锐利。我看见他总感到敬畏，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躲避，直到有一天他温和地问我：“你是谁家的女儿，这么喜欢看书?”我这才感到他长辈般的慈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成了当然的批斗对象，他的眼神依然锐利，这对眼神可害苦了他，为此他没少挨打。有一回他和几个当权派被押进大礼堂，造反派令他们跪下，别人跪下了，只有他倔头倔脑地不肯弯膝，结果身子被强按了下去，下巴却顶在高出一截的舞台边沿上，这种跪姿看得我很累，恨不能上去将他调整舒服。我发现他的子女趴在二楼观众席上往下看，我奇怪他们怎么看得下去，尤其是在上中读初一的第七个女儿，平静到近乎淡漠，叶校长的背每被人踩一下我的心都忍不住哆嗦一下，可她似乎并不哀伤，更不愤怒，反和弟弟交谈了几句什么。也许她和我在白坟庄看自己可怕的黑影一样，是一种自我强迫，强迫自己变得勇敢?
工作后我和她成为朋友，有一度我们上班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我们常常热烈地讨论《红楼梦》中的人物，她的敏感和激情打动了我，这样的人怎会对父亲的遭遇无动于哀?人有时不得不随顺着境遇，将自己真实的感情掩蔽起来，就像冬眠一场的花木，为了保护根和萌芽，有时不得不萎缩绿叶甚至丢弃绿叶，她在那小小的年龄也学会了丢弃眼泪，我又怎能体会一个少女面对亲情被损时的真实心理。
上海中学的每个老师都足以引起我的尊敬，他们承受苦难的力量也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而那些学业优秀的中学生都像半个大人，我记得我和妹妹掉进河里，还是上海中学的学生将我们拉起，他将我们送回家里，连名也没有留下。
这么多年过去了，几乎没有碰到过这些老师和同学，倒是最近听到一个消息，那个早已退休的老校长去世了，临终前向上海中学捐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上海中学其实很富有呢，设施之高档连一些重点大学都自叹不如，可是这位个子越缩越小的老头儿又过了几天顺心日子?说起这件事，上海中学退休的教职工没有不动情的，他们说这样的好人就不应该退休，就是什么也不能做了也应该让他在这个位置上。
也许话里有许多未尽之意。我只是想，好人总归是好人，他们对人负了责，对自己也负了责，这就够了。
〔责任编辑 杨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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