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火炉上的湖泊

作者：于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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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仙湖在滇池的东边，距离昆明九十多公里。这个湖与另外两个高原湖——滇池、阳宗海同属于五亿年前的一片大海，后来地质运动，大海退走，这三个坑是海洋最深的部分，剩水残山就成为湖泊。说得诗意些，这些湖泊是海的心，或者是海的遗址。过去，昆明人是不去抚仙湖的，不必舍近求远，滇池就在昆明旁边。三个湖里面水最浅的是滇池，抚仙湖面积没有滇池大，但水深不可测，蓄水量相当于十二个滇池。公元二十世纪末，滇池灭。昆明人要游山玩水，只有长途跋涉，往抚仙湖去了。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抚仙湖，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进行中文系的写作课实习。那时候没有旅游的概念，自然世界无所不在，昆明城里，蝴蝶花朵成群结队，昆明外面，四围香稻、半江渔火，还要去哪里旅什么游呢。当时抚仙湖还隐藏在黑暗里，像一个农民的小名，知道它的人不多。抚仙湖旁边是澄江县，这个县一半被荷塘包围着，盛产莲藕。县城的街道上，马车当道，马匹脖子上挂着黄铜铃铛，昂首阔步，就像刚刚被授衔的将军。我当时在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来这里实习。我一直以为在云南，最蓝的是天空，忽然看见抚仙湖，才发现宇宙间最蓝的部分，是在大地之上，我的天，那个叫蓝!后来我去世界上游历，再没有见过比抚仙湖更蓝的水了。这湖泊蓝得恐怖，像是古往今来，所有天空的源头，蓝色的生产基地就在它的内部，生产着剧毒之蓝。如果云南高原在夏天就像是正在开屏的孔雀的有着无数眼睛的羽毛，它就是其中最蓝的一个眼。游泳的时候，我潜入深处，就像进入了墨蓝黑的钻石里面，无数的光柱和齿轮在旋转、分裂、生产着晶体，鱼像车间里的工人游来游去，什么东西的背撞了一下我的腿，我顷刻浑身发冷，吓得双腿一蹬，浮上了水面。天空是另一种蓝，太平淡了。把抚仙湖比喻成孔雀身上的一只眼睛是很平庸的，但没有办法了，只能这么说。它是一种生命的毒液，进入它，不只是身体深入、潮湿、冰凉、抽筋，心灵也会变成墨蓝色。那个夏天，我成了一个有着墨蓝色心灵的兽，我总是坐在湖边上，与它四目相对，身体冰凉，直到日落，黑夜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它可以在黑暗里看着我，我却看不见它。
　　那时候大地是自由的，没有边界。我们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前进，可以从湖的任何一处下水，只要你敢。我们随便躺下睡觉，感觉哪里好就躺在哪里，身体喜欢哪里就占领哪里，沙滩、草地、林中、舟中、石头上、水面上。我们像国王一样不断地占有这个湖泊，但是它太深、太大，最后是它吞没了我们。我们离开了，消失了，它还在那里。
　　有一个早晨，我们几个沿着湖岸向南方走，远远地看见天边有一座山，那山像一个巨大的锥子直立在湖边上。我一指说，我们爬到那个尖上去。那时期我就是那样的人，雄心壮志，总是渴望征服一切，我经常随便指着一个方向，就开始走，我们才不管前面是不是道路。古代约定俗成的习惯，大地上的一切是属于每个人的，自由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的身体和精力，你想做什么，去哪里，泅水登山，在平原上奔跑，对着月亮长嚎，在太阳底下干掉，全在于你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大地的传统就是自由，没有方向，没有道路，没有时间，没有势力范围，一切方向都是你的方向，你的道路，你的家，你的床铺，你的时间。你可以向着北方一直走，越过白令海峡，成为一个爱斯基摩人，或者一直向南方前进直到皮肤黑掉，在随便哪棵棕榈树下躺下去永不再醒来。那时候大地的传统将近尾声，但还没有消失，我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置身古代世界的边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世界将建立起门票、围墙、铁丝网、别墅、单位的度假区、城镇、社区、护照、户口本，划分成各种各样的势力范围。现代主义的洪水就要来了，我们毫不觉察，我们是最后的古人。抚仙湖周围依然是自由的，圈地运动尚未开始，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为他的腿创造出道路。自由是大地创造的，人类从大地上领悟了自由，自由不是西方今天写在英文教科书中的抽象概念。我是有福之人，我体验过抚仙湖的无禁区的免费享有的时代，像古代的大诗人苏东坡那样，大地对于我是“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由之邦。我们随心所欲地穿过湖畔的湿地、沙滩、石头，自己创造出感觉最近尖山的路走，其实我们走的是最远的路。比通过权力和行政修筑的公路远多了，公路削平一切直达，我们却不得不向大地的各种曲线、干湿、软硬、冷热妥协，小心地用足底抚摩伺候着它。它是一个凸凹丰富的身体，说是女人一点也不过分，在经过那些毛茸茸的、乳房般丰满的小山时，我甚至担心踩破了它们。我们的鞋干着又湿透，再干掉。在一个小松林里，我们看见蘑菇，一群在草丛中东张西望的小脑袋，似乎立即就会变成十二个小矮人。到达尖山下面已经是下午，云南人土，给大地起名宇不会玩文化，看见那山是尖尖的，名字也就叫尖山，而不叫马良山，说它是一支神笔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从远处看，尖山给人的印象很简单，就是爬不上去的，太陡了。到了面前，我们看出，爬不上去的只是一个面。在另一面，它并不那么尖，斜坡大约在七十度左右，我们绕到可以爬的这一面爬了上去。吴丹在前面，像班长一样为大家开路，山坡上布满碎石，踩在上面脚直往下滑，你必须在石子还没有松的时候就移动脚步。埋着头，说不了话，汗珠滚滚，爬了一个多小时，感觉是爬了一天。说是可以爬，也就是指少数的云南人，大多数人还是只可以远远地跟着喃喃地重复一句，哦，尖山，腿有点发软，也就算了。我们把许多碎石蹬塌，滚落下去，揪着草，抠住石缝什么的，最后贴着石头爬到山的尖上。山顶并不是尖，那里是一堆岩石组成的一个莲花座，上面坐着天空。我们像第一个猿人那样，缓缓地站起来，就看见了洪水之前的大地。我看见了一个“开始”，因为我看见的就是无数时间之前就“这样着”的世界，它开始之后，就没有再前进过，改变过，我看见的和无数时间之前开始的那个开始一样。哦无法说出我在“看见了”那一刻的感受，我真的是一个猿人，哑默，张口结舌。黑暗结结实实地浸透了我的语言，那时我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什么也说不了的人。
　　下山的时候我们找到当地人上下的小路，顺着到他们的村庄去。那村庄叫做绿充，沿着抚仙湖展开，水田，炊烟，白鹭，生产队长和他的故乡天堂，我们就在他家吃晚餐。莱就是鱼，鱼是用一只铜锅煮的，味道非常鲜美。这种鱼只有抚仙湖才有，叫做鲸浪鱼。银白色的，摆在手掌中像一把冰凉的小剑。队长说，以前捕捉鲸浪鱼最好的季节是在每年的五到八月，那个时候绿充附近的岩石群中流出的泉水，水温升高，比较适合鲸浪鱼产卵，它们就顺着温水抢水上来，用竹笼就可以捕获。队长说，鱼多的时候，湖面上还会出现青鱼阵，由大鱼领着，各种颜色的鱼都有，一大片，就在那边，他指了指外面。后来他担忧地告诉我，现在捕鱼比较狠了，什么季节都捕，用炸药，用网眼很小的网，一个都不放过，捕鱼量非常大，感觉鱼比过去少多了，小鱼还没有长大就被吃掉，以后怕要绝种。我望着他炖在火塘上的一大锅子冒着热气的鱼，对他的担忧不太以为然。人不会绝种，树不会绝种，湖不会绝种，鱼怎么会绝种?但实习结束的时候，我还是与吴丹写了一篇小通讯《救救镰浪鱼》，发表在《云南日报》上，编辑大约也觉得有危言耸听之嫌，鲁迅的“救救孩子”还有点意思，“救救鲸浪鱼”太夸张了，把它排在报纸上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我们在月光下离开绿充乡村，一个典型的清朝延续下来的村庄，已经有漫长的历史，村庄中的小路是青石铺的。狗叫，黑暗中有东西在扑腾，抚仙湖无边无际，黑暗的容器，盛满剧毒，看不见，只感觉到它存在着。后来下起了暴雨，很快将我们淋湿就跑掉了，我说，抚仙湖摸黑起来小便了一回，哈哈大笑。
　　知道了抚仙湖是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收获，比阅读了金斯堡的诗歌还重要。他那一伙人的作品其实就是为了抚仙湖这样的天堂而写的，他们后来为什么到尼泊尔去?那里到处是抚仙湖啊。抚仙湖后来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圣地，每次去都像是朝圣一样，但这个圣地是可以体验的，我总是被湖水洗得很纯洁，很愉快，很蓝。
　　这都是洪水到来以前的事情了。我最近阅读金斯堡那伙人中，的一个叫杰克·凯鲁雅克的家伙写的小说《达摩流浪者》，我觉得他写的孤梁峰的情况与我在抚仙湖所遭遇的世界一样，在他们，到大自然里去流浪是一种“垮掉”，从美国的牛B物质文明中垮掉。在我们则不同，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云南本来就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本来就是自然界，我们热爱抚仙湖是一种天性，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迷信“道法自然”的世界，这种理论在这个国家流行了五千年，大家已经感觉不到它是理论，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中国人从来不把自然视为人类发展的障碍，自然就是天堂，就是得天独厚，我们总是要在自然中才会心安理得。例如画家倪云林，为了“在乎山水之间”，把房子田地都卖掉，在太湖上漫游一生，直到老死。他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达摩流浪者。这种人在中国多了，红颜弃轩冕，迷花不事君，王维、陶潜、寒山……中国人把“在野”“归去来”，视为人生最后的归宿、退路。野是什么?野就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所谓“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的那种，所谓“造物主无尽藏”。注意了，苏东坡说的是“耳得之”“目遇之”，自然世界是自在的，它与人的关系是 “人被动”，而不是人主动，是“道法自然”而不是“道可道”人之道。这个关系与达．摩流浪者不太一样，在他们，“达摩流浪”是一个主动自觉的行为，一种对美国消费文化的反抗。你看看在书里面他怎么说的：“如果整个世界到处都是背着背包的流浪汉，都是拒绝为消费而活的‘达摩流浪者’的话，那会是什么光景?现代人为了买得起像冰箱、电视、汽车(最少是新款汽车)和其他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被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工作——生产——消费的系统里，真是可怜复可叹。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我期待着一场伟大的背包革命的诞生，届时，将有数以千计的甚至数以千万计的美国青年，背着背包在全国各地流浪，他们会爬到高山上去祷告……”
　　《达摩流浪者》是五十年前写的，当时在美国文化精英里面是多么牛B啊，为了实践这种生活方式，那伙人可没有少吃苦头，这种生活方式甚至被主流社会视为危险，流浪者被警察追捕，作品被查禁。《达摩流浪者》这种类似《前赤壁赋》或者中国田园诗歌的作品，居然是地下读物。今天可不同了，达摩流浪者已经成为一种有着先锋派记号的消费品，非常时尚，数以吨记的背包在世界各地流浪，但最后他们并不能反抗物质文明，流浪结束，每个人都必须老老实实回去，工作、挣钱。“达摩流浪”成为时髦的休闲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地刺激了从美国到意大利的野外用品生产线和《国家地理》杂志的销量，为他们创造了巨额利润。你看看就是在当年达摩流浪者进不来的云南，如今哪里不是这些背着大背包、穿着登山鞋的酷人，轻松、时髦、惹眼，令土著和他们的女儿血液沸腾，但令他们沸腾的不是达摩流浪者为什么要千辛万苦来到他们的穷乡僻壤，而是那些价格昂贵的户外用品所暗示的别处的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其实一双登山鞋就是一辆更有文化的奔驰。
　　我记得一九八七年我和几个朋友再去抚仙湖，坐着马车，到了湖边，赶马车的顺着岸往南走了一阵，远远看见悬崖下面有一片沙滩，我们就叫他回去，自己背着包往下走。一九八七年我们还不知道垮掉的一代，在此之前的无数时间中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王维，我早就是他的崇拜者，我可不知道加里·斯奈德也崇拜他。我们的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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