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与人民同心
作者：程树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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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白羽同志亲自带领我们编辑部主要负责同志和首都部分作家，去上海宝山实地参观学习，并主持召开了有冶金部、全总的领导参加的《宝钢之谜》讨论会。在参观宝钢之后，他又不顾年高和疲劳之身，参观了刚刚开发的浦东新区。上海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启开他如泉的文思，立即应《宝钢文艺》之请，写出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题为《我带回春雨、带回春风》。文曰：“杏花、春雨、江南时节，我远航上海。宝钢、浦东向我展开新时代的大。门。我心潮如海，澎湃不已……”“春雨萌生万物，春风复苏大干。正是这多情的春雨，善战的春风，是时代的呼唤，心灵的咏叹，是最伟大的创造者，向人间伸出钢铁的圣手，唱出时代的赞歌。”字里行间看得出他欢欣鼓舞的心情，表示了他对大上海新的建设宏图由衷的赞美。
在工作上，白羽同志对我们的要求是切实的，严格的，但是，他对同志们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的。他经常向我询问编辑部每一个同志的生活状况，叮嘱我要多多关心他们，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甚至想要为一位大龄女青年物色对象，以解决她的婚姻难题。他特别注意培养中青年干部，总是教我用战略的月光关注他们的成长，对他们严格要求，压重担子，尽快成熟起来，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为提拔一个有争议的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他和我联名上书党组织，阐述缘由。由于他严正的态度和很高的威望，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后来的工作实践证明，这个决定和做法是正确的。
他对我个人的关怀，更是令我铭感难忘。我初调到京时，家属没有随来，临时住在招待所里。他曾经亲自前来招待所问长问短；多次在我向他汇报工作后，挽留我在他的家里一同进餐；在我的妻子调来北京后，他专门在一家颇有名气的饭店宴请我们夫妇，并且让他的夫人作陪。在用餐时，他不断地为我的妻子夹菜，同时殷切地嘱咐她：“你要多支持树榛的工作，他肩上的担子很重。”至今提起来，我妻子还感念不忘。有一年夏天，我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白羽同志竟冒着酷暑前往医院探视，不仅对我嘘寒问暖，还专门向大夫询问我的病情与诊治情况。我搬进新居的那一年，他当时身体欠佳，住院治疗，但是刚刚出院，又驱车来到我的家中，拄着手杖，到这屋走走，那屋看看，再三询问还有什么困难。在为我的报告文学集《黑土魂》作序的时候，则热情地鼓励我：“不为文坛多变的时尚所左右，不因社会某些风向转化而动摇，一心一意走自己的创作之路，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在艺术上不断地精益求精，会在当今纷繁万状、异彩纷呈的文坛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对他剀切的勉励，我一直铭记在心，当作努力的方向。
白羽同志是军人出身，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生活上总是衣冠齐整，器宇轩昂；看似神情威严，令人生畏，实则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是我长期与他接触所得出的结论。
白羽同志有着坚强的意志，但他又是个多情重义的人。他的夫人汪琦同志生前曾亲自对我说，当年他们在延安谈恋爱的时候，经常是白羽同志在延河边上等她，有时会等好久；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们俩一起战斗在哈尔滨，但因岗位不同，不能住在一个地方，有时为了见上面，都是白羽在霁虹桥上等待着她的到来；那时哈尔滨气候非常冷，冷得彻骨，他不得不不断地跺着脚以驱走严寒，其深挚的情感可见一斑。他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牵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里程，在上个世纪末，汪琦同志不幸先他而去，白羽同志陷入深深的悲痛中而不能自拔。为了怀念并寄托哀思，他将汪琦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她原来居住的房间的写字台上，后边放了她的大照片，前边的花瓶里放一束鲜花，且常常更换，不使其枯萎，其他一切保持原貌不变，而且经常打扫，室内一尘不染。他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亲爱的伴侣、战友汪琦走得太突然了，这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完全陷于瘫痪不拔之境，我心里只反复想一句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世界上是有真情在的。”为了纪念他亲爱的夫人，他在八十岁高龄创作了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风雨雨太平洋》。在本书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这部书是用血写的。但是在我的心血中凝聚着汪琦的心血……汪琦已经去世四年了，但是我们的情感还像延河水一样在我心中清波荡漾，正是在延安那茂盛的波斯菊的清香，培育了我们深深的情爱。如果这部书里留有她的品德与风度，也就算我对她的纪念，对她的誓言。”感情是何等的真挚、真切、隽永和刻骨铭心啊!
大作家丁玲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在极为难堪的境况中生活了二十多年，白羽同志认为其中有他的责任，为此，他亲自到丁玲同志的家中对她当面“请罪”，当即获得了丁玲同志的谅解，彼此以后成为很好的朋友。著名作家，徐光耀同志，撰写了一篇题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的记实文章，真实地揭露了在反右派斗争中极左路线对众多作家的伤害。白羽同志看了，极为震动，他自己感到难辞其咎，便主动给徐光耀同志写信，表示“谢罪”。徐光耀同志很受感动，立即致-函白羽同志，表达自己的谅解和敬意，此举在文坛传为美谈。
白羽同志和巴金老人的世纪友情也感人至深，对此我也有深切的体会。一九九七年秋，白羽同志因为长篇小说创作的需要，特意到上海浦东参观访问，随后又专程去杭州看望巴老，我有幸全程陪同，得以看到文坛二位老前辈深厚的友谊。
这部小说是白羽同志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余年后的压卷之作。作品中几代人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从国内越洋过海流落在国外，风雨沧桑百余年，最后又叶落归根到上海浦东。在作品即将杀青的时候，他决定到上海亲自看，一看浦东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此作为作品的结尾。另外一层意思是，他的处女作《冰天》是在巴金先生于上海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的，现在的“压卷”又落在上海，同时去拜访巴老，是多么有意义的事!但是由于巴老近日离开上海到杭州休养，所以就在参观了浦东之后，专程前去杭州。
在去杭州的途中，白羽同志向我叙述了他和巴老的世纪之情。原来巴老在发表白羽的处女作之后，一直关注他的创作。就在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第一次到上海和巴老见面的时候，巴老竟然把白羽以后发表的其他作品一起编辑成集，欲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现在当面征求白羽的意见。这件事太出乎白羽的意料了!正是由于巴老的扶植和关爱，使他走上了文学之路。此后六十余年，他们在同一条战线上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有解放初期他们为繁荣新中国文学事业的一同呕心沥血的谋划，有共同发起创办大型文学期刊《收获》的初衷，有他们在历次国际作家会议中并肩作战的默契，有在荒唐岁月中身陷囹圄彼此刻骨铭心的挂念，有在共赴东瀛时为坚持“一个中国”的微妙斗争的配合；他还特别动情地说到了他的爱子身患不治之症来沪求医时巴老和夫人萧珊给予他们全家无微不至的照料……说到动情处白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