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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铭竹：从两本书读一个诗人
作者：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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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谓中立条约，大后方的舆论沸沸扬扬，而纪德于一九三六年参加高尔基丧礼后，对苏联社会感到失望，写了有类《刚果纪行》的《从苏联归来》(Retour L’U．R．S．S．一九三六)，此时也有了中文译本，经营书屋的汪铭竹或已先睹，那么，这容为他写《纪德与蝶》的背景之一。不过，即使我的这一猜想落空，我们仍可从这首诗中，得出远远超出谴责法国殖民主义这个意义之外的启示。
尽管在欧战战场上，波兰已再次沦亡(《给萧邦》)，法兰西也被纳粹打败(《法兰西与红睡衣》)，但诗人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对于人类反法西斯的事业抱有胜利的信心。他不仅写了《空军颂》、《谢晋元将军之死》，而且引入叙事，写下《大战行进中一插曲》，诗前据中央社专电转发“纽约州布罗克林城讯，此间中国洗衣店主人李某，顷在门前张贴歇业广告一则，文白：‘顾客钧鉴，……现大战方酣，余已欣然投效美国陆军，别矣诸君。’李复另贴广告一则，请顾客向另一洗衣店领取衣服云云”：
一杯水，怎么扑灭一座火烧的森林；／则一所洗衣店，怎么使成千咸万人的／衣着洁白，当法西斯匪徒罪恶的／烟囱，昼和夜，喷出一柱柱漆黑污烟。／／你是一切有血气的人之拔萃，／祖国五年烽火炼就你成块／精钢。世界的大洗濯店开幕了／你投下你所有的资本。／／飞行的正义书卷，在高空航行：／这是众秕糠从米粒中簸去的日子。／你响应这号角之呐喊，去仇人血海中，／为万民洗下万代衣着，洁白如羊毛。／／我们心上不复有折叠的忧郁，／因为已为你之热情所烫平；／你更为我们擦去一切的眼泪，／使眼明亮如水晶，看野蛮时代过去了。
这是有别于闻一多当年《洗衣歌》的新“洗衣歌”。这位“看过去日子隔一重重雾／竟想不起自己曾纺织过的梦”(《秋》)的诗人，其实还是有梦的，那是全人类休戚与共的佛心：“……人呀，何不／记起在行星上，我们都是同行过客。”(《百年椰叶经文》)“为明天我有一座彩画的梦，无数／心跳，及一张永远青春的笑脸。／／半夜人静时，我偷偷抽出血来／给它供养，对夜空许下天大的愿。”(《向明天》)是民族的和人类的苦难，使诗人从小我走向大我，从温和走向坚强，他看到中国“射出潜伏五千年的战斗力量”，“这次是温和与强暴战，谦卑博爱与骄傲／和暴力战；我们掷出手套，让血以血来洗。／／我们先人类而受难，我们流徙，我们／死亡，将灾难的地球扛在我们肩上。”(《世界落日中的龙》)“谁再想蒙住我们的眼，／扼我们的喉；他亵渎的／手，将被砍下如谷穗。”(《中国与海》)
用我们习惯的言语，可以说，汪铭竹这时已经从单纯的诗人、学者，变成为战士——诗人。他惜耶稣门徒彼德被暴君尼禄杀，害，说“至今血色犹殷红，／一条殷红带子紧紧束起这座地球”(《彼德归来记》)。可惜这本诗集结束在一九四二年夏，我们没有看到诗人其后的作品，更不知道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这位对战后中国过分乐观的诗人，是不是也像许多人一时陷入幻灭的痛苦?
我们只知道，他在一九四八年挈妇将雏去了台湾，并且从此“不著一字”，从未与台湾诗坛交往，保持了四十年的哑默。
大陆上重新出现汪铭竹这个名字，是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文汇报·笔会》发表的诗人魏荒弩《隔海的思忆》。他提到汪铭竹原名宏勋，以字行。在一九三四年南京“土星笔会”和定期刊物《诗帆》时期，主要成员除汪铭竹、常任侠、张铁昭、侯佩伊、滕刚、艾珂等人外，还有孙望、程千帆、沈紫曼(祖菜)、李白凤、滕固等。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之交，魏荒弩在贵阳的白鸟书屋与店主人邂逅，一见如故，遂成无所不谈的朋友。一九四三年，魏荒弩在昆明跟邱晓崧合编《枫林文艺》，汪成了这个丛刊的基本撰稿人。同时魏、邱还以诗文学社名义编辑一套“诗文学丛书”，第一批计划出十册，首先定下来的有曾卓的《门》，力扬的《我的竖琴》，其三就是汪铭竹的《纪德与蝶》，后者一九四四年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
魏荒弩的文章原指望汪铭竹能回大陆欢聚，不料盼来的，却是他已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台北逝世的噩耗。一九九O年，铭竹先生的儿女遵母亲俞俊珠女士之意，在台北重印了《纪德与蝶》，分赠海峡两岸及海外诗友和现代文学爱好者。据说一共印了四百册左右，其中一百册寄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转赠(我手边的一册，就是经舒乙先生转来的)。一九九一年七月号《香港文学》刊登了封面书影。
汪铭竹早期诗集《自画像》，久已绝版，精研新诗目录学的学者刘福春先生提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书的复印件，魏荒弩先生在一九九二年九月写了小引，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出版。书后附录了魏荒弩、杨昌年、周伯乃、莫渝诸氏的评介。
这两本书所收，就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汪铭竹先生的全部诗作了。数量无多，但我读后却是“一见倾心”，一方面它在诗的内容和形式、意象和境界方面提供了若干新的原创的因素，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诗人从书斋走向现实世界的心灵史。
据魏荒弩说，汪铭竹的诗，除相识者索稿外，“从不轻易示人，更不向报刊投稿，他本人也从不与文艺界来往”(原来在去台湾前就是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了)，而从汪氏子女赠书的函件中，获悉诗人抗战胜利后重返南京，还曾创立“诗星火”诗社，然则他只是不与主流的“文艺界”来往，并不拒绝与知音诗友的切磋了。他留下的诗，比起一些经常收入各类选本流传的诗作来，绝不逊色。其诗在九十年来现代文学史、诗歌史中应处怎样一席，可以由专家学者从长计议，但我以为，今天的诗歌研究者、诗歌爱好者，应该有更多的机会披阅这位不无神秘的孤高的诗人的作品，以亲近他的心，聆听他的声音，不该任其堙没。
考虑到他的诗流布极少，我在这里多引用了全文，就为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