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芳名不仅仅叫卡门

作者：翟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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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中，最多算是一个爱情原教旨主义者，而何塞更接近一个爱情恐怖主义者。故事与叙事也更多地集中在人性中的嫉妒与反嫉妒之上。在一九九四年，我曾通过一个香港朋友带来的LD影碟得以看到多明戈出演的《卡门》。多明戈的嗓音自无人可比，但他扮演的何塞却无法让人联想到梅里美笔下的那个痴情、倒霉、绝望的失足青年。扮演卡门的女演员表演一流，的确有点吉卜赛女人的味道，但我完全不能把她与梅里美笔下三黑三纤巧的卡门联系起来。当然，这是歌剧角色的一大问题。毕竟像卡拉斯那样歌喉与表演、人与角色浑然一体的歌唱家太少了。相比之下，绍拉拍摄的《卡门》中那位编导、现代版的何塞，却很好地表现出了当代西班牙人的情感、迷惑和爱情的悲怆。在绍拉的《卡门》中，他想要以西班牙文化的方式诠释一个新的卡门，并同时呈现这一努力的失败。绍拉电影中的卡门扮演者德尔索，同时也是电影女主角，可以视为西班牙新女性。她只想扮演卡门，但她并不想成为生活中的卡门。德尔索的这一角色正好印证了西班牙文化的境遇：试图在真实世界中褪掉被赋予给自己的角色化记忆(异国情调)，但为了成为卡门，又不得不一次次扮演进入他人眼中的规定角色。电影中男女主角编导安东尼奥和卡门的爱情结局正象征着西班牙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冲突结局。无论西班牙人怎样看待自己的他者地位，却也不得不在现实世界中与虚假合谋，进行制造赝品的流水线。在西班牙，传统的弗拉明哥只能在一些供外国人参观的酒吧中，或是一些提供旅游服务的歌舞厅中演出。最多有一些老人还深谙此道，其处境类似于中国戏剧。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扁平化的过程，文化珍稀物种也濒临绝种，剩下的只可能是一些文化符号。身穿大红百褶裙的卡门，和出现在奥运会上的张式大红灯笼，其意义基本相同。
　　最后要说的是，等我回到中国四川．才发现我在塞维利亚大学拍的那一个胶卷，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唯一在上一卷中留下了最后一张：我站在塞维利亚大学门口，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那个古老的门洞里，没有涌出一大群蓬头垢面、野蛮性感的烟草女工，而是走出一群朝气蓬勃、时尚前卫的女大学生。我从她们中间没有认出那个梅里美笔下的吉卜赛女人，那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她的缺陷而变得更加完美的卡门：“我的波希米亚姑娘不能说这样十全十美。她的皮肤虽然很光滑，但是非常接近铜色。她的眼睛虽然有点斜视，但是很大很美；她的嘴唇虽然有点厚，但是线条很好，露出雪白的牙齿，比去掉皮的杏仁更白。她的头发虽然有点粗，可是颜色漆黑，带有蓝色的反光，像乌鸦的翅膀一样，又长又亮。”她的所有缺点都有优点作为陪衬，而这些优点在对照中变得格外显著。当我在塞维利亚的大街小巷、校园内外随处可见的西班牙女孩身上，过多地投射我的注视目光(由此我甚至并没太注意到西班牙男人以及他们声名远播的多情眼神)，我在想：她的芳名不仅仅叫做卡门。
　　(责任编辑 陈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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