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冷暖间

作者:王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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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介绍我们进厂。我说做杂工也可以。朋友的朋友说杂工也不招。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找工之后,阿标去了东莞,我们从此失去联系,我进了台信厂。
  台信厂的两个老板都是台湾人,当过兵,奉行军事化管理。员工去老板的办公室,要在门外喊报告;厂里厂外,见到老板,要行注目礼。厂里的保安很多,工厂总共才四百多人,保安大约就有二十来个。一个保安队长,个子不高,很壮实,是广东本地人。凶。工友们都怕他。
  厂门口的保安,穿着整齐的保安服,腰间扎宽皮带,挂橡胶棒,脚穿军用皮靴,笔直地站在厂门口,看上去,和我们政府门口的武警差不多。大老板、二老板的车进出,远远地,保安就要敬礼。当时,在我们工业区,台信厂的保安可以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很多人都想进台信厂,认为台信厂是正规的好厂,这可能与台信厂的保安形象有关。台信厂的厂服也漂亮,穿台信厂的厂服,走在工业区里,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台信厂除了押两个月的工资外,平时是不拖欠工资的,这也是外厂人想进台信的原因吧。当时我们台信厂里流传过一句名言:“台信厂是个大猪圈,圈外的猪想进去,圈里的猪想出来。”这话不知是哪位读过《围城》的才子想出来的,听起来有些损,也有些自嘲。
  车间门口的保安,负责打卡时维持秩序,检查工人有没有顺手牵羊偷厂里的东西,监督看有没有工人代人打卡,还要负责平时不让工人随便离位。宿舍门口的保安,负责监督按时关灯,不让男女员工串宿舍;早晨晨练时,还要在宿舍检查有没有睡懒觉的,有时还配合队长抽查宿舍。食堂门口的保安,负责维持打饭的秩序。
  台信厂早晨六点要晨练。保安在工厂中间的一块操场上操练,很大声地喊口号:一、二、三、四。打军体拳。工人按不同的车间,分成不同的列队,在操场里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跑。全厂除了大老板和二老板之外,其他人都要参加,主管也不例外。不参加跑步的,抓到一次罚款十元,抓到三次就开除。厂里关于罚款的厂规特别多。在食堂门口有一块黑板,员工们从车间里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去打饭,而是去黑板上看罚款通告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厂里有好几个女工仅认识自己的名字,在黑板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就格外紧张,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只好红着脸去问别人,当然就少不了要受到一些并不恶意的嘲笑。记得有一次,告示中是对一个女工的奖励,奖励她五十块钱,为了什么事现在记不清了,可是那女工不识字,看见有她的名字在黑板上;红着脸问别人黑板上写的是什么。有工友就告诉她,说她帮别人打卡,罚款五十。那位女工当时就急得哭了起来,说她根本就没有乱跑,饭也不打了,急着去写字楼找人事部的主管问个究竟。她一走,大家就哄地笑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笑声是多么的刺耳,我们那得意的神态,又是多么的丑陋。后来那位女工问明白了是奖励她五十块钱时,哭得更加厉害了。人事部的主管不耐烦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拿奖金了你还哭什么哭?
  台信厂生产的是玩具公仔,据说从前厂里经常有工人偷偷把玩具往外带。老板知道后大发雷霆,就买回了一些检测器,车间门口的保安员人手一个,下班打卡时,保安拿检测器在工人的身上照那么一下。当然也不是全照,而是由当班的保安随机抽查。据说,只要身上带了厂里的东西,就会被照出来。我在台信厂做了三个月,从来没有听说过谁被照出来了,也听一些工友们说,这东西其实是老板用来吓唬人的,根本照不出来,不知是真是假。检测器给了一些保安们趁机揩女工油水的机会,他们有时专门检查那些漂亮的女工,在她们身上左照右照、上照下照。还有个保安,喜欢检查女工的厂牌,一本正经地说“你叫什么,你的厂牌号是多少”,手去摘厂牌是假,顺手在女工的胸口摸一把是真。有老板宠着,有保安队长罩着,保安们在厂里很猖狂,经常发生保安打人的事,工人们对保安是敢怒而不敢言。
  我当时在台信厂当调油师,所谓的调油师,是台信厂的叫法,在其他厂就叫调色工。调油师听起来比调色工要拽,其实工作是一样的,就是用油漆调出彩绘或喷绘玩具要用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调油部的师傅叫赵书成,是湖北随州人,因为这层老乡关系,他对我一直很关照。我的调色水平很差,复杂一点的颜色就调不来,有两次还弄错了颜色,如果不是师傅帮我搪塞过去,我早就被炒了。刚进厂时,我已身无分文,洗澡干搓,洗衣服也不放洗衣粉。师傅看见了,知道我肯定是没钱了,给了我五十块钱,让我先用着,说是不够了再找他。后来他发了工资,又借给了我五十块。也许在许多人眼里,区区一百块钱是件小事,师傅的恩情,却让我在人情冷漠的异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很多年来,师傅的名字像火把一样,照亮着我内心的幽暗地带。
  师傅说油漆里含苯,调油室又不通风,做久了会中毒的。师傅的梦想是当一名雕刻师,他劝我也学学雕刻。当时雕刻师的月薪在二千元左右,调色师才六百。厂里的雕刻师知道师傅想学雕刻,不准他进出雕刻室,防贼一样防着他。师傅很聪明,又有些美术基础,自己买了雕刻刀和泥,有空就练习雕公仔头。他的自学有了成绩,能雕很多种公仔的头像了,而且雕得颇为传神。师傅还没来得及把手艺练到家,保安们就突然搜查了师傅的宿舍,在他的床底下搜出了雕刻刀和雕刻用的泥,还有一些公仔头。这成为了他偷窃工厂财物的证据。师傅说他的泥巴和刀子是自己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保安队长问谁可以作证,师傅找不出证人。师傅说他用的泥巴和厂里的泥巴不一样。保安指着那些公仔头说,那这些东西呢?这也是你买的么?师傅说这些公仔头是调色时用过的废品。废品?保安队长冷笑着说,是不是废品谁知道呢?师傅说不信你可以问李文艳。保安队长说,丢雷老毛个草海,李文艳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师傅当天晚上就被炒掉了。我帮师傅背着行李,去另外的一间厂里找到了他的老乡,借宿了一晚。师傅离厂时,我还没有做满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我对师傅说,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钱还。师傅笑笑,让我别把这点儿事挂在心上,又问我还有钱用没有。我说我还有钱用,反正在厂里管吃住,也花不了什么钱。再说再过半个月我就可以拿工资了。差不多过了二十来天吧,我收到了师傅的信,师傅在信中说他在东风工业区打工,还是做调油。
  终于做满了三个月,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晚上下班后,找到了东风工业区,打算把钱还给师傅,可是没有找到他。我一直欠着师傅的一百块钱。师傅出厂之后,厂里一直没有招到像他那样高水平的调色师。遇到调不出来的颜色时,老板就把我们几个调色工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就会提到师傅。老板问我们知不知道赵师傅去了哪里,想把他再找回来。我对老板说,别说找不到赵师傅了,就算找到了,他也不会回来了。
  故乡的秋天到来的时候,在武汉打工的好兄弟齐得明写信给我,说他在帮中科院的徐工搞公司,希望我回武汉帮徐工管生产。我辞了工,怀揣着打工挣来的八百块钱返回湖北。在广州火车站候车时,几个烂仔拿刀抵着我的腰,用一次打劫为我的第一次南方之行画上了句号。
  2005年1月12日于31区出租屋
  [责任编辑 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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