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冷暖间
作者：王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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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珠三角的一家织造厂当杂工。杂工当然是做杂事的，也有正事——在印花台上铺好净面的布，待印花师傅们印毕再把布揭起来晾到一边，然后再铺上布，再揭，再铺……如此周而复始，一日又一日。杂事包括——帮印花师傅们洗浆桶，给厨房的煤油灶通油嘴(我通过一次，最后是用嘴吸通的，吸了一嘴的煤油)，替老板洗车，有时也跟车送货。印花师傅们一个个都很大爷，没把我们这些小杂工放在眼里，坚定不移地保持着他们作为师傅高人一等的姿态。印完了布，扯开嗓子喊“杂工，收布啦”。收工时，又喊一嗓子，“杂工，洗桶啦。”我刚进厂时很不习惯，总觉得他们在喊“杂种”。也是初来乍到，不熟悉厂里的规矩，居然想到了要挑战师傅们的权威。印花师傅们叫我杂工，我就装没听见。实在叫得烦了，没好气把厂牌摘下来，递到他的面前说我不叫杂工，我有名有姓。印花师傅把我的厂牌抓过去，顺手就丢进了浆桶里。厂牌毁了!没有厂牌，在这间厂里简直就是寸步难行，进车间时没有厂牌要罚款，出厂办点事，没有厂牌就进不来，保安们都只认厂牌不认人。我曾写过一篇名为《厂牌》的小说，说的就是一个女工不小心丢了厂牌，结果引来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不熟悉珠三角打工生活的人可能觉得我夸大其辞，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珠三角是屡见不鲜的。厂牌被毁了，重办一张工本费五元，相当于我八小时的工资，还要看文员小姐的脸色。我愤怒了，却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愤怒的方式，捏紧拳头，做出要和他拼命的样子。这一下就惹祸了，身边立刻就围上来四五个印花工，他们都来自湖北通城，是一方水土里长大的老乡，人手一把印花刀，大有将我乱刀剁死的意思。我说你……你这是污辱我的人格。印花工笑了起来，人格是什么东西?你一个杂工还和老子谈人格?脸上挨了一拳，屁股上挨了一脚。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我不是好汉，只好老实了下来，心里终是不甘，却也无可奈何。相比之下，杂工的活计里，最好玩的是跟车，虽说上货下货累点，其他时候却是自由的，又可以在外面去透透风。我送货最远的去过坪山，中午还管八块钱的盒饭，比厂里强多了。有时司机偷偷带点货出厂，销赃之后，会请跟车的杂工喝一杯可乐或者吃一根雪糕。我跟过两次车，觉得能跟车真是幸福。
我是杂工队里消极怠工的两大刺儿头之一，另一位是来自山东的阿标。阿标后来曾进入过我的散文和小说。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会学马三立说相声，还会武术，打架是把好手。阿标和我一样，不怎么买那些印花工们的账，我们俩因此走得很近。其他的杂工大多很巴结印花师傅们，他们的理想也很简单，那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印花工。要想成为印花工，首先就要和印花师傅搞好关系，把师傅们侍候得满意了，趁着管理员不在的时候上手印几刀，这样混上三五个月，就可以跳槽到其他厂当师傅，人五人六使唤杂工了。在我们这个打工群体中，普遍缺少一种群体意识。老板、主管、烂仔、治安……在一切比我们强势的人面前，我们学会了逆来顺受，而在面对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时，我们又都学会了兄弟相煎的把戏。用工友们的话说，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当时的角色，大约是那种特别小的小鱼吧，在被大鱼们吃的时候，偶尔也干干迫害虾米的勾当。
印花车间有个杂工组，杂工组有十多名杂工。杂工小队长的长相可用两个字描写：瘦、黑，我们称之为虾米小队长。虾米小队长来自广西，是个厚道人，小学学历，能当上杂工队长，拿四百元的月薪，在他来说算是相当满意了，何况小队长和拉长是平级干部，吃八个人一桌、三菜一汤的干部餐。普通杂工则要排队打饭，顿顿吃空心菜，汤也是有的，那是真正的清汤寡水，有限的几粒黄豆一点青菜在水中载沉载浮，想要捞到并非易事。我在打汤方面颇有天分，每次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捞到一些黄豆、青菜或者豆腐丁，人送绰号打捞队长。虾米小队长人不错，是个老好人。在工厂，老好人不适合当干部。我有一个文友吴伤，在工厂里当人事主管。发工资时，一些工人不按顺序排队，保安拿脚去踢工人，吴伤劝保安不要这样，说大家都是打工的兄弟姐妹，相互之间要关爱。保安说那你去关爱他们吧。吴伤于是文绉绉地和工人们讲道理，好话说了一筐子，工人挤得更凶了。老板娘因此得出结论，说吴伤这人不行，太老实，不是当行政主管的料。话扯远了，当年我们正是因为看准了小队长是个老好人，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小队长喊收布了，我和阿标躲在布堆后面睡觉。 自从我和阿标成为哥们后，我们的实力大大增强，印花师傅们也不敢扁我了，小队长更加是拿我们没办法。小队长喊了几遍，见我们不理睬，说你们再这样我去告诉写字楼了。所谓的告诉写字楼，就是去人事经理那里告状。阿标冷笑着说你去告状试试?你去呀，我欢迎你去。小队长没敢去告状，招呼着其他几个杂工收布。杂工们说他们两个不收布我们也不收。印花师傅们趁乱起哄，将印花台敲得咚咚乱响，喊收布啦收布啦再不收布就收工了。小队长没办法了，只好答应请那些杂工们喝啤酒，杂工们才满心欢喜地开工了。小队长很为我和阿标而痛心，甚至于有点哀我们不幸怒我们不争的意思了。那天晚上，小队长一本正经找我和阿标谈心，想做好我和阿标的思想工作。小队长说你们俩就这样一直混下去吗?这有什么前途呢?你们为什么就不和师傅们搞好关系，学一门技术呢?这年头，一无文凭，二无技术，就只有当杂工的命了。阿标笑嘻嘻地说他的理想是当杂工队长。小队长把阿标的话当真了，说自己的印花技术差不多了，再练上两个月就去别的厂考印花工。“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一走，你就有机会当上杂工队长了。
小队长走后，我和阿标捧着肚子笑了半天。其时我们正在计划着怎样离开这间厂。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在蛇口南油工业区某厂当厂长。问题是我们被押了两个月的工资，按照厂里的规定，自动辞职，押金分文不给，如果被炒鱿鱼，工资分文不少。可是厂里轻易不炒人，想让你走，会安排你做一些最难做的事，弄得你吃不消了自动离职。我和阿标合计怎么样让老板把我们俩给炒掉。最后就合计出了一个招，把杂工小队长扁一顿。按厂规，打架斗殴是要被炒掉的，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次日，我和阿标照例是睡在布堆里不干活，小队长来喊我们时，我们就拿广东话来骂他，“丢雷个草海。”在我们的计划中，他肯定要回嘴的，只要他回嘴，我们就扁他一顿。小队长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愣了一会儿之后，没有再叫我们，自己去收布了。收着收着，忽然就趴到印花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事。
多年以后，我还清晰地记得小队长趴在印花台上痛哭的样子。现在，我在南方的出租屋里写下我的忏悔，我要对小队长说一句：兄弟，对不起!
从印花厂出来之后，我们去蛇口找我那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在厂门口接见了背着行李的我和阿标，责怪我们不该事先不打招呼就来找他，说厂里不招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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