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安定医院的肆意时光
作者：讴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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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 Can Dance是一个乐队，名字翻译成中文叫“死亡能跳舞”。这个乐队的音乐，缓慢、空灵、内敛，夹杂着几丝黑色的诡秘。大约十年前，我第一次听“死亡能跳舞”的音乐，是在安定医院学《精神病学》的那个夏天。
那是个炎热的北京夏天。我们一班三十个人，终年翻着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大厚医学教材，昏昏欲睡。突然听说要去北城的安定医院，实地学习一个月，这消息仿佛点燃了好奇的炮仗引子，让我们这些医学生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在协和医院，我们碰到的病人，在医学意义上，更多是生理疾病。而我们即将前往的安定医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精神病院，那里的病人，将更多的是心理疾病。
关于精神病医院，我们之前的大概印象，来自于以下几个非正规、非专业的途径：小时候来自父母和同学的道听途说；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主人公麦克为逃避刑罚装成精神病人；隔壁楼里一脚踩空后便突然变得胡言乱语的陈四爷；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直子”后来去的那座藏在深山老林里的精神病院，它的名字叫阿美寮……
终于，我开始每天一大早和戴着太阳帽的同学们一起，从东单坐上电车，前往安定医院，学习一门叫《精神病学》的课。我手拉着电车上的扶杆，看着窗外晒得灰白的世界，开始接近另外一个思维世界，一个离奇的思维世界，一个无所顾忌、肆意英雄的地方。
在安定医院的中午没有什么消遣，在午休的枯燥时光里，热得睡不着，我的耳机里就是“死亡能跳舞”乐队的音乐，它缓慢、空灵，有时带着几丝诡秘。乐队中的两个，一男一女，咿咿呀呀地在我的耳机里唱了四个星期。这一男一女——两位爱尔兰人的后裔，早年相遇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有段时间，他们曾搬入英国政府配给的国宅，过着城市隐士的生活，写词谱曲，录制音乐，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往来。而我，在安定医院教室的三张椅子拼成的时光里，也仿佛跋涉了古今，在正常与异常、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之间，来回穿越。
突然一天，在安定医院的课程结束了，我竟无限怀念。仿佛电影散场，别人都走了，而我还在影院的椅子里留恋情节，那些看上去和生活显得距离遥远的情节。
安定医院，坐落在北京的护城河畔德胜门城楼北面的一条胡同里。在胡同一头，是一家有名的回民餐馆，我爱吃那里的羊肉。胡同另一头，是通往北三环的要道，沿途有小西天、北师大、铁狮子坟，它们通往我一位学中文的多年好友的住所。在安定医院的课程，是一个月的时间，大部分的课上，老师们照本宣科，无甚创意，和我们想象的有趣的精神病话题相去甚远。我忍受不了的时候，只有趴在课桌上沉沉睡去。偶尔醒来，会听到从病房传来的划破寂静的一声尖叫，这才提醒我是在一所精神病医院里学习。
在这一个月里，除了在上课时睡足觉之外，我还知道了“思维奔逸”、“思维破裂”、“内在动力缺乏”、“病理性赘述”这些术语。这些用来形容精神病症状的名词，很少出现在正常人的对话和行文中。有一天上完课后，我飞快地骑着单车奔向北三环，去告诉我那位学中文的多年好友说：“据我所学，现判断你是个癔病型人格的家伙。”学中文的朋友，便抄起了书架上的诗集，读起了食指的诗《在精神病院》：“为写诗我情愿搜尽枯肠／可喧闹的病房怎苦思冥想／开粗俗的玩笑，妙语如珠／提起笔竟写不出一句诗行……怕别人看见噙泪的双眼／我低头踱步无事一样。”
老师领着我们去病房看那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多半是一天的炎热快要消逝的傍晚。在病房里，我听到了真正的“思维奔逸”，那真是语言飞扬，出口成章，词藻跳舞。被老师指为病人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面容清癯，身材挺拔，穿着一身毫无新意的条纹病号服。但他的眼神里，却有着异常的风采和光亮，时而一阵电流闪过，激起更亮的火花。他的舌头，永远跟不上大脑。他的舌头已不重要，大脑在点和点之间任意切换、轻跃飞舞。
我们这群来自北京东单的俗人，跟在老师后面，只有张大了嘴，吐着舌，不断地摇头感慨，表示难以理解。“哇，脑子转得跟抹了油一样”。病人的话题从音乐学院到今天的天气，再到水果的分类，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出门后，老师无比惋惜地告诉我们：他原来是某乐团的小提琴手，因为感情纠葛——他疯了。
我站在队伍末尾，脸上一定挂着别样的表情。和感慨、哀叹的同学们可能不同，我想起了自己原先学写诗时曾设想过类似的“奔逸”状态，我甚至不掩饰对这位病人的好奇和敬佩。换个别的说法，而非医学的说法：他放大了肆意的勇气，而我们这些人，则小心翼翼地缩小了它。“大部分入难以理解的，便被这世界定义成了有病。”我小声对身边的一位要好同学说。这同学朝我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思维奔逸”，从此成了我俩之间一个频繁出现的褒义词。我们开始用它来形容这样的人——可以蔑视由碳水化合物、甘油三酯、氨基酸组成的身体，在语言的世界里跳舞的人。他们的思维张开翅膀，随意翻飞，不囿形式。我还无比隆重地向这位同学介绍“死亡能跳舞”乐队的音乐：“听着，这也叫在或美或毒或黑的世界里，肆意翻飞。”
2
在一阵强劲的古筝之后，崔健唱道：“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儿爱情，我的护士小姐，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每次听崔健唱这歌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安定医院。他所呼唤的大夫老爷和护士小姐，也让我想起那些曾在安定医院出没的工作人员。甚至，我会想到那雪地，也是德胜门城楼旁的某块雪地。崔健唱的是一个“没有感觉”的“病人”。这“病”是和所谓的“正常”相对。而在医学上所说的“病”，是和“健康”相对。自从在安定医院学习之后，我对“正常”的对立面——“病”，有了更多的理解，它和医学生理解的与“健康”相对的“病”，并不相同。
老师继续领着我们去病房，看形形色色的病人。其中有，上来就来个劈叉并开始演《红灯记》的躁狂症，等我们离开时她还在继续演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歇斯底里症病人，他旁若无人，暴跳如雷，声嘶力竭。还有，那些永远和自己的意志过不去的强迫症，他们曾经来回无数次折腾，只为了证明自己的家门已经上锁。还有，一位抑郁得不可救药的女病人，她那纤弱的外貌、贫血的面容、紧闭的双唇，让我们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忧伤有多么不值一提。她还让我想起李金发那首读着疲惫不堪的诗：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只是后来我才知道，这忧郁症，并非像我在安定医院时想象的那么稀少。
几年后，我的一位朋友，优等生加名校MBA，聪明干练，突然入住了安定医院，原因是患上了抑郁症。她披头散发，以头撞墙，嘴里一遍又一遍说着“因为我的疏忽，让公司蒙受了几千万的损失”。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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