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寸草难报三春晖

作者:程树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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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的侄子),流着泪向表伯倾诉了内心的苦衷和我父亲的遗愿,恳求允许我借住在他家,去读土山小学。表伯念及与我父亲的表兄弟旧情和我母亲的育儿苦心,慨然应允我母亲的要求,使我得以在“土小”顺利地完成高小课程。
  功夫不负苦心人,母亲的厚望和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我从高小升入中学时,我居然考取了当时苏北一所最著名的学校——江苏省立徐州中学。这个学校历史悠久,师资雄厚,教学谨严,是众多学生向往的学习场所。当我以八十取一的幸运者被徐州中学录取而发榜时,我小小的名字,竟远播邳县乡里。我不知当年状元及第是何等的荣耀,反正在发榜前后的那几天,前来我们家祝贺的亲友,络绎不绝,确有“门庭若市”之慨。
  于大喜过望之余,悲伤也同时袭击着母亲。因为她又忆念起我的父亲来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和她分享儿子金榜题名的喜悦。在送走祝贺的亲友之后,她又领着我来到荒郊野地里父亲的墓前,首先焚化了筐中的冥钱,然后让我跪拜在纸灰旁对空祷告:谢谢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使儿子得以升入省立名校。而母亲则在深沉的哭泣之后,含泪倾诉:孩子将要离家出外读书去了,你可要随时佑护着他,使他身子骨康健,早日学成归来,以继程氏祖业,以光程家门楣。望着母亲挂满泪痕的脸,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愿:一定发奋读书,决不能辜负母亲拳拳期盼之心。
  那时,由于兄姊们都已长大成人并生儿育女,我们那个大家庭早已不堪重负而分家了,我和母亲也只得自立门户。孤儿寡母,日子过得更加艰窘了,再来供养一个中学生,是何其困难?特别是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的内战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占领区,灾祸频仍,民不聊生,物价涨到天文数字。因此,学校收取学杂费均以银元折算,每学期至少需要数十块银元。我们家当然没有这么多现成的钱财。为使我能够按时入学,母亲只好将当年所收成的粮食,全部变卖掉,但即使这样,犹嫌不足。母亲只得又向亲友借贷。对此,有人好意地规劝母亲:你寡妇失业的,怎么能够供得起一个中学生?还是打消这个念头,让孩子下田习点农活,耕种祖上留下的几亩薄地,以求温饱吧!可是我母亲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劝告。她说:谁不望子成龙?难得孩子自己还知道上进,考取了名牌学校,我怎么能因眼前一点困难而耽误了他的前程?那样既对不起程家祖先,也对不起他死去的父亲。我打定主意了:就是摔锅卖铁、租宅卖屋,也得让他上学!
  休看母亲平日柔弱寡欢,多泪少言,但要下决心办什么事,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劲。就在借贷无着中,母亲下狠心卖掉了靠近我们家园的几亩好地。这是旱涝保收的园田,是祖上多年遗留下来、轻易不允许易主的。当母亲手捧着地契送给买主而拿回我入学急需的钱钞时,她又拎着一筐冥币带着我来到了父亲的墓前。她一边烧化冥币,一边眼含热泪仰天祷告:我对不起你和列祖列宗,把祖传最好的园田卖掉了,为了孩子的前程,我必须这么办。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原谅我!当时,我听了此话,幼小的心像刀扎一样的难受。
  在母亲的努力下,终于凑足了学杂费,我可以去徐州上学了。
  徐州离我家不足二百华里。但对于我这个未满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可算是出远门了。母亲决定亲自送我到徐州入学。那时因为战乱关系,火车行车没有准头。为了在当天能赶上火车,那天夜里在第一次鸡鸣的时候,我们母子便起床了。我穿上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新衣,母亲拎着连夜为我缝制的被褥,踏着朦胧的夜色,赶赴就近的运河车站(现在的邳州站)。
  世界上大概只有母亲能够如此呵护着儿子:在那个秋雨绵绵的黎明,在坎坷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负着几十斤重的包袱,同时牵着我的手,步履蹒跚,行走得多么艰难啊!二十余华里的路程,好像怎么也走不到头。等到我们娘儿俩到达大运河的渡口时,汗水和雨水,把我们的衣襟都湿透了。母亲忙着从包袱里取出毛巾来,用力擦拭着我的身子,同时拧干我的衣服。而她自己却听任湿冷的衣衫紧贴着前胸后背。在踏着登上渡船的跳板时,素来胆小怕水的母亲,战战兢兢地拉着我的手,瑟瑟缩缩地一抖一晃横着身子,忍受着那些急着过河人的厉声呵斥,好不容易才迈上渡船的甲板。在风急浪湍中,渡船摇摇摆摆,一溜歪斜地划行。我紧紧地偎依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敢动,母亲则用力搂住我窄小的肩膀,一点也不敢放松。在风浪的颠簸中,渡船终于划到了对岸。但是,由于水流太急,渡船未能直接靠近码头,却在下游很远的地方搁浅停了下来。于是,乘客们只好下船趟水上岸。身强力壮的男人们,自是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去,最后只剩下我们母子还滞留在船上不知所措。而船老板却在一旁厉声吆喝,催促我们快点下船。万般无奈,母亲只好牵着我的手,跪在船帮上,慢慢地滑下船来。然后,娘儿俩互相搀扶着,涉着齐腰深的河水,蹒跚地踱到岸上来。而这时候,已经时光过午了。
  那时陇海线上几乎没有什么过往的旅客列车。我们是乘坐一种“闷罐子”货车来到徐州的。当时的徐州可没有今天这样繁华,战争留下来的是一片破败景象:到处断垣残壁,路陷桥斜,流浪的乞儿,逃难的难民,充斥着街头巷尾;从前线回来的伤兵,拄着双拐,横行于商店旅馆。我们当然无钱去住灯红酒绿的饭店,而是用整整一个晚上,找到我的一位在徐州工作的本家叔叔的住所。承蒙这位叔叔怜悯,腾出一间小仓房让我们母子栖息一夜。次日,母亲又亲自背着行李,把我送进省立徐州中学的大门。
  当时正是学校开学新生报到的时间。校门外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其中许多人系学生家长送子女入学的。他们大都衣冠楚楚,神气十足。或将小轿车直接驶入校园内,或乘坐黄包车在门前傲然而下,或父兄陪伴子弟,或亲友眷顾晚辈,皆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只有我是由寡母孤零零地陪伴悄然而来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新生报到的地方,办好入学手续。
  但是,报到后母亲仍然放心不下,又拐弯抹角,寻迹觅踪找到了我们未来的班主任,把我当面进行了交代。冒着对方的不快或嫌弃,详细地讲述了我们家境的艰窘和对我少小离家的担忧。幸亏那位至今还让我感念的班主任老先生,听了母亲的话之后,不但没有厌烦,反而萌生了同情和怜惜之心。他恳切地对我母亲说:请你放心地回家去吧!我一定会把孩子照顾好的。他还立即亲自把我领到宿舍,安排了我的铺位。母亲随即把行李打开,将被褥铺好,一切停当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当我把母亲送出校门,站在门楼下,看见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蹒跚而去,同时又一步三回头的身影,我幼小的心灵,不禁悸悸作痛,眼睛里的泪水,潸潸而下。
  初中一年总算勉强过去了。但在新的学年开始时,我却面临辍学的危险。因为这一年,国民党军队在前线处处失利,旧政权即将全面瓦解。于是,那些官吏们便越发横征暴敛,拼命敲诈勒索,人民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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