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寸草难报三春晖
作者：程树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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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毕业，便把母亲接到身边，一则母子团聚，减少母亲的思念；二则让母亲不再忍受孤寂、辛劳之苦。可是，我们那时是七八个人共同居住在一个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的窝棚里，吃的是棒子面和高粱米，每隔三五天还得接受单位审干人员无尽无休的政治审查，交上一份对前一阶段“右派言行”的忏悔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起意、怎么有条件去接母亲来和我共同生活呢?我只能写信向依闾而望的母亲谎报我的“幸福生活境况”：我现在一切都好，吃得香，睡得甜，工作顺利，心情舒畅；就是工作太忙，一时还难以脱身回家接您来共同生活，请您耐心等待，母子幸福团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与此同时，我还将有限的工资，尽量节省使用，按月多寄点钱给母亲。我希望让她感受到：儿子大学毕业了，母亲可以不必餐风饮露、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劳度日了。
但这时的母亲，又遭到一个意外的打击。随着城市反“右派”运动的热烈进行，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弦都绷紧了，农村也在进行“土改补课”工作。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的家庭成分竟由中农“升级”为富农了。母亲一下子又变成“富农分子”，成了专政对象，备受种种歧视，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为此，我非常着急。但是，远在数千里之外，以我现有的身分，除了暗自慨叹命运多舛外，又能够怎样呢?
正如俗话所说，天无绝人之路。两年之后，生活忽然又有了转机。故乡的一位姑娘，在从报刊上阅读了我的几篇业余创作的文学作品之后，居然对我产生了好感，与我建立了通讯联系，而在频繁的通信中又滋生了感情。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未嫌弃我的令人闻之生畏的“右”的错误，毅然决然地来到北大荒愿意和我同甘共苦；同时，还把母亲从遥远的江苏送到我的身边。这意外发生的事令我措手不及。幸亏本单位一位好心而又热心的老大姐，在得知我们母子不幸的身世后，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在工厂住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母子谋取了一方小小的生存空间。就这样，二十余年相依为命又天各一方的孤儿寡母，在茫茫北满草原、滔滔的嫩江拐弯之处、达斡尔族乡亲聚居的富拉尔基，找到了暂时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母亲到来不久之后，我便结了婚生了孩子。按理说，她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过几天幸福生活了。可是，“大跃进”闹闹哄哄的畸形闹剧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多难的中国，当然，也波及到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我们一家也在饥饿中煎熬度日。为了减轻长年饥馁之苦，人们都在墙角路边进行开荒种地，聊作小补。母亲首先发现了我们住房外边的一小块荒地，及时地用镐头进行了开垦。除了每天筹划我们一日三餐的饭菜、喂饱孩子之外，便是挥动镐头，把那块小荒地深挖勤翻，之后，又播上种子，随时锄草浇肥。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是怀里抱着新生的小孙女，用另一只手锄地。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和妻子下班回来了，她仍然在那里忙个不休。妻劝她：妈，您别太忙活了，累坏了身子。可是，母亲却说：没事，我在家忙惯了，闲不住。我和妻子想帮她一把，她都不让，说：你们上班已经够累的了，又吃不饱饭，多歇会儿吧!而在吃饭时，她都是尽着我们夫妇先吃，最后吃点我们剩下的饭菜。她总是时时处处为儿女着想，就是不考虑她自己。妻子为此经常感动得流泪。
母亲的辛勤劳作，得到了可喜的收获。当年秋天，那块小荒地居然为我们贡献了三十余斤粮食和数十斤蔬菜，给我们贫瘠的生活做了意外的改善，连我小女儿的营养也有了补充。此后两年，我母亲一直继续耕耘着它，从而帮助我们一家平安地度过“困难时期”。
忍饥挨饿的日子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人们都以为可以放松地喘口气了。谁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从天而降。在那“横扫一切”的“红色恐怖”的日子，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臭老九”们，在一夕数惊中打发可怕的时光。由于我始终未能摆脱一九五七年那个“右”的错误而被处分的阴影，更是举步维艰，如履薄冰。每天出门上班之后，母亲都抱着两个小孙女，依闾而望；听到或看到有人遭受批斗时，更是坐卧不安，心惊胆战，惟恐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什么时候看见我回来了，她才长吁一口气。记得有一次，单位开我的批判会，因为我的态度“不老实”，批判者的火力当然就比较猛烈，以至会议一直延长到后半夜才放我回家。母亲让妻子带着孩子先去睡觉，她站在门前等候，直到把我接进房里，从头到脚仔细看了再看，摩挲一遍，然后才下厨给我做饭。此后的我，每当带着惊悸之心、被惩罚的戴“罪”之躯，由外面而回归家里，来到母亲筑就的安全的避风港湾，我那紧张的神经，便顿时松弛下来，如同儿时在外边受到别家大孩子的欺负、回到家里躺在母亲怀里那样的一种舒适和惬意。吃着母亲亲手做的可口的家乡饭，听着母亲娓娓动听的乡音，看着活泼可爱的女儿们的笑脸，在外边所受到的一切不公平、不顺心、不如意的种种遭遇，都化作云烟一样地消失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母亲的爱心和双手搭成的安全栈桥，使我的命运之舟在惊涛骇浪中，没有沉没，并能够到达新的岸边；而在严寒过后大地回春时，才得以享受新生活的温暖和喜悦。
此后，由于在拨乱反正中党的政策的英明，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才智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我的生活境况大大改善了。我的工作岗位也有了较大的变动。先是由富拉尔基调到哈尔滨，弃工就文，主持省作家协会工作，继后，又奉调来京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全家都聚集到了京城。母亲亲手带大的三个孙女，都依偎在她的身旁。不久，又都先后成了家，女婿们对祖母也都很尊敬并孝顺，经常围着祖母逗乐嬉笑。安定、舒适、团圆的生活，使母亲感到极大的安慰。这时，她虽然已达耄耋之年，仍然不愿颐养天年，坐享清福，每天仍然起早贪黑，为我们一家烧饭做菜，缝补鞋袜。妻子劝她多多休息，不要再劳累了，可她总是说：一辈子劳动惯了，闲着反而不舒服。而我和孩子们仍觉得她做的饭菜香而可口，也就顺着老人家。
这时候，母亲已经觉得生活很幸福了，笑纹总是挂在她的脸上，有时还哼起家乡的陈年小曲。孩子们都说，奶奶变得年轻了。我内心自是也感到非常高兴。几十年的苦熬苦守，流干了眼里的泪水，才换来今天的笑容。
但是，在儿孙绕膝的幸福时刻，母亲还是忘不了长眠在家乡的父亲。就在我们迁入新居不久的一个节日里，母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要亲自回家一趟，祭奠父亲之灵。我们再三规劝她：您年事已高，都九十多岁了，不能再受长途跋涉之苦，您的心意由我们回家代为表达吧!可母亲执意不从，说：别的事情我都可以顺着你们，唯独这件事，你们必须按我的心意去办，否则，我将来会死不瞑目的。
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她坚决要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何况这又是郁积在心头几十年的心事，我们不忍也不能拂却老人的意愿。于是，当即决定：由二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