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创作与批评的难度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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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把握又该是多么困难!我觉得这个难度超过了批评家的理解。
我想写出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成熟的经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百年沧桑，在我看来，没有一部作品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心路历程。在较长时间内把握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面对这种困难有没有一个支点呢?有没有一个精神骨架呢?我在想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哪些障碍，哪些无法绕过去的障碍。我想到了两点，一是知识分子的过时的痛苦——种陈旧的痛苦，暴力、愚昧、专制等等在我们良知上无法绕过去的痛苦。这种痛苦在知识分子身上是有的，不矫情地说，在我身上是有的，这种痛苦我称作“重的痛苦”，一种重，一种某一瞬间我们还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无法抹去的痛苦。还有一种痛苦，就是我们在酒吧、网上的陶醉、愉快，这是一种痛苦的释放，是在机械复制时代个人无力的精神释放，是一种精神的彻底的困乏状态，这种困乏状态是以愉快的、甚至高潮体验的方式体现的，我把它称为“轻的痛苦”，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就是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时间内的痛苦是“重的痛苦”和“轻的痛苦”的反复纠缠。有没有一种可能、一种写作来表现这种反复纠缠的关系?目前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何向阳：文学创作的难度，我觉得是处理繁复芜杂生活的难度。是与非、真与假、道德与不道德本有着明晰的界限，但这样的界限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模糊。我们无法对这种中间地带、这种暧昧状态做出命名和判断，我觉得这是批评的一个难度。批评不要匆忙地去下结论，这种命名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就会出现，强制性地命名可能会毁掉我们的丰富经验，我的感觉是回到生活本身，答案可能会慢慢浮现。
乔 叶：最近在读赫拉巴尔的随笔集《我是谁》，作者说：我实际上已经是别人了，是除我之外的一切。他说他就是那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倒霉失败的人，住着破房子的人，结结巴巴说话的人，就是在园子里种土豆、萝卜和喂猪的人，就是那些去小酒馆偶尔喝啤酒的人。他说这些人融汇在一起就是他。他还有一个观点说，对于一个写作者，他必须将自己置于他不喜欢的境地，一个不顺心、力不从心的地方，自己要跟自己过不去。他本身的创作经历好像就是这样，胆子小，却去当推销保险的；喜欢休闲安静的散步，却在钢铁厂干了四年；讨厌剧院，就去当了四年的舞台布景工。他称这些为人工命运，他说通过这些人工命运，他学会了如何去理解别人，学会了观察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然后才深入自己的内心，有了比平庸的表面生活更现实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自觉，他不娇惯自己，由此有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狭隘的专业作家，以前是比较娇惯自己的。
张新颖：雷平阳讲一个老太太说了一辈子的英语说烦了，我就想我们这一辈子说的是什么话，是说了一辈子自己的话呢，还是说了一辈子别人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在做自己呢，还是在做我们努力要成为的那个人?我们在做我们努力要成为的那个人，我们就是在做别人，这和说话是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说自己的话非常地难，好像自己的话不值得说，自己的话和别人比较起来感觉自卑。
还有一个例子，奈保尔出生在一个英属殖民地，他一开始的作品怎么看怎么像是在写伦敦，像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东西，他写了那么多年一直不敢写出他家乡的一条街道的名字。二十几岁的兰波说了一句话，“生活在别处”，这成为我们八十年代以来，不仅仅是文学，也是当代人的基本观念，我们一定要追求不是现在的那样一种生活，我们的文学在追求不是现在的一种文学，人也要追求不是我现在这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临死的时候说，我这一辈子一直在追求要成为的那个人我烦了。
李洱说到痛苦，我觉得痛苦是个很青春的词，人到中年就说不清楚了，不知道痛苦还是不是痛苦了。想使自己成为现在还不是但可能会是的那种人，我觉得是一种青春的冲动，这样的冲动是挺好的，但有的时候需要—个调整，比如说生活到底是在远方还是在现在?可能比较好的是把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文学调整到远方和没有远方之间的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上。
[责任编辑 徐则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