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南昌的孤独与爱
作者：范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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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二战片、越战片和其他质量说得过去的战争片。一战、二战纪录片收藏了不止三种版本。我不是把它们当艺术来观赏，我把它们当做隐藏在体内的警钟，不时地用泪滴去敲响它——和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青年们相比，我是个无比幸运的人。
后人总结每次战争的伤亡人数时，使用的是抽象的没有温度的阿拉伯数字：1000、10000、100000、1000000甚至10000000。我们在历史资料上读到的死亡就是如此，没有人物形象，没有躯体的重量，没有痛楚，也没有血迹。
战争中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些执行完任务返航的轰炸机为了减轻载重，节约汽油，把剩余的炸弹随意丢在它路过的敌方的城市里。许多个早晨，无数和战争无关的平民就这样让一次普通的睡眠变成了长眠。人类历史上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城市是广岛和长崎，而那里的二十多万居民遭此厄运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原定的轰炸城市上空有云层，而广岛和长崎在被炸的那天正好天气晴朗。从某种角度说，是好天气谋杀了广岛和长崎。对于那些每天在死神家门口路过的士兵，死亡就像一日三餐般的必然到来，这次轮到他，下次说不定就轮到了你。我总也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在战争中，一个平民和士兵保全生命的概率并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求生能力和军事素质，任何一种偶然都会使他陷入绝境：踩上地雷，遇上冷枪，或者指挥官的一次错误或无奈的指挥。
在实际的战争中，人的生命尊严有时还抵不到一只蚂蚁。蚂蚁的死亡过程往往简单而痛快。人在战争中的死亡方式却丰富残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火烧、活埋、冻死、凌迟、五马分尸、活体解剖。
“他被敌人扑倒在地，敌人挥舞着匕首向他刺去，他用手架住敌人的手，不让匕首落下来，但是僵持数分钟的结果是，他的手臂先于敌人开始发软。匕首抖动着寒光，一寸一寸地向他胸口逼近，他用最后的力气和婴儿般惊恐的目光向敌人求饶：你等等，等等。但是，无效!匕首锋利地刺穿他的衣服，刺穿他坚实的胸肌，一寸一寸地到达他的心脏，然后，他目光里纠结起的那股忍耐和坚持缓缓放弃了。”这是《拯救大兵瑞恩》中的一个镜头，一个美国兵在肉搏中的死亡过程。这是我在电影里见过的最触目惊心的死亡。我想象不出，在死亡二寸寸侵入身体的那段时间，那个美国大兵在想什么——春天的花朵、情人的温存，还是母亲斜倚家门等他回家时微微绽放的微笑?
一个参加过真实战争的老兵说，在战争中，这样的死亡不算最残酷，因为残酷每天都在以谜语的方式花样翻新地不断呈现。
大概有十来年吧，我保持着在深夜看战争片的习惯。心情亢奋时，银幕上的鲜血会让我紊乱的心跳安静下来；而遭遇失落时，残酷的死亡让我觉得，自己的那些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当我们的物质和文明成果越来越丰赡和精致时，许多人却越来越没有幸福和满足感。大家都喜欢浮在潮流的表层追逐那些最能吸引眼球的漂浮物，不管它是装满宝物的盒子还是一根并不值钱的木头。他们没有心境沉潜下来，从另一个角度去打量和警醒自己。他们片面地只从太阳那里汲取热量和激情，其实水下破碎的冰山也可以反射出一种阴冷的照耀，这样的照耀，往往更能使人看清楚活着的本质。
疾病、失去自由、死亡……我重视各种阴冷的光芒对我的辐射，就像我现在还会偶尔到医院去走走一样，我甚至还养成了刻意寻找这种辐射的习惯。坐无聊的长途车时，我会这样想，如果我是一个刚刚从高墙内释放出来的囚犯，将会怎样陶醉于这一路的自由时光和迷人风光!有时对餐桌上一成不变的菜肴没有胃口，我会去回忆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金色的鱼钩》，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断了粮，一个老兵把缝衣针烤弯，在小水洼里钓到一条小拇指大小的鲫鱼，用它熬了一大锅汤，大家把它当成了世间最奢侈的美餐。
几乎每一部战争片里都有这样的环节，一伙大兵躲在潮湿、肮脏、危险环绕的壕沟里憧憬战争结束后的生活，那时没有人会说他战后一定要当富翁或当总统、将军，我们听到最多的理想是：回家乡去娶个好心的姑娘结婚生一窝孩子，种几亩地，或去大学读书，去城市开计程车，去有阳光的地方旅行。甚至，对幸福的理解简化成对一个浴缸的向往：每天洗个热水澡，然后美美睡到自然醒。
我常对内心浮躁的自己说：小伙子，踏踏实实地享受生活吧，你已经实现了自古以来无数没能从战场归来的小伙子们的全部理想。
南昌的孤独与爱
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情感和认知，也许要到了七年之痒的程度才会积淀到一定的宽度和厚度。七年了，远方拉近为原点，异乡演变成家乡。他初到这座城市时胸腔里翻涌着的那些东西，该飞扬的飞扬，该消遁的消遁，该沉潜的沉潜。一个人钟摆似的出没在失去了象征和隐喻意味的街道上，他的表情时而麻木，时而爱恨交织。不断延长的高楼的阴影，时而吞没他，时而把他交还给阳光。
雨把火车站广场淋得像一个打破的铁锅，黑亮的水把人和其他杂物冲得四处溃散，广场上漂浮着一些伞状浮萍。我背着沉甸甸的牛仔包，经过一夜的轮船颠簸，从县城赶到南昌。买不到当天去广州的票是自然的结局。那年头，去广东对于许多内地青年就像是去天堂，车票当然特别紧俏。一个年轻丰满的女青年(我觉得叫她少女、小姐或其他什么称呼都不对)把我从黑雨伞的乱阵里拉到广场边上，说可以给我买到明天的火车票，条件是去她熟悉的一个旅店住宿。和其他那些矮胖粗俗的女拉客不同，她脸上的笑散发着月亮的光辉，普通话也很纯正。我心甘情愿接受了笑容里具有陷阱意味的部分，心里甚至还萌生出一丝对于艳遇的危险期待。
我被她安置在火车站右侧一个胡同里的私人小旅社。房间潮湿逼仄，壁上布满来历不明的液体画出的诡异图案，显然是细菌的家园。她借了我的伞出去办事，到晚上才牵着一串垂头丧气的旅客回来(像押解俘虏)。我原本想让她带我去附近的歌厅，心里忽然犹疑不安。第二天我花了比实际价格高许多的钱，总算拿到了一张去广州的票。一九九三年夏天的雨水以缓慢拖沓的节奏，把我在南昌度过的这个夜晚刻画得极其孤独难受。
此前和此后的一些日子，我都是南昌的过客。一九九七年底，一次面向全国的招聘考试改变了我和南昌的关系，我成为一家当时在全国都颇具影响力的青年期刊的编辑，也成为南昌的居民。我和四五个试用编辑刺猬一样窝居在单位的集体宿舍，竞争像毒气一样在幽暗的居所和同事之间咝咝作响。那一年，我体味到人群中的孤独和悲哀。每天晚上骑着车在市区乱逛，半夜站在八一桥弧形的桥身上发呆，有时就在某个老乡的单身宿舍里睡觉。那时我发现南昌和我刚刚逃离的县城一样世故。
我拒绝为了日常生活的便利学习这座城市的方言，到现在都是如此。南昌方言没有拐走我的爱情，我和从老家带来的女朋友用鄱阳方言把恋爱谈到结婚的水平。我的爱情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