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南昌的孤独与爱
作者：范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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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东西都隐居在老家的方言里。我愿意做这座城市文化上的异乡人。二○○二年以前，除了看电影、逛超市和书店，我基本和南昌没有关系。我的工作大多和外省人发生联系，不断坐火车去全国其他城市组稿和采访，和外省的女孩讨论爱情。活在南昌的，只是躯壳，我用一次次出行忽略了这个城市最市民化的性格。
孺子路和沿江路交汇处，搽着金粉的夜总会后面，有几栋被油烟熏黑的宿舍楼，第一栋的七楼之上，有我租住的房子。从一九九九年到二○○二年五月，我一直住在那里。从单身到结婚，从结婚到成为父亲。六十平米，两室一厅，这座城市真正属于我的面积就是这些。一个房间放着双人床和电视，一个房间放着电脑、吉他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刊。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幅油画《微巢》，房间很小，但主人心里不时腾跃出的空虚感使微巢成为巨大的精神的场。特别是女儿来到我们中间以前，我觉得自己对人生的观感和那些流浪艺术家有许多暗合之处。睡眠于高而老的楼房里，就像鸟把巢筑在从树的主体中飘逸而出的枝丫之上。许多个夜晚，听到街道和夜总会隆隆的响声，巢穴仿佛在微微抖动。
我习惯于晚饭后去街对面的良友超市呆一会儿，去那里买香烟、咖啡、奥立奥饼干，观赏各种各样的洋酒和酒具。超市里有块巨大的广告牌，一个欧洲男子(面容既灿烂又伤情)穿着毛衣坐在上面品酒。我每天都会去看他一下。他是我那段时间的朋友。超市的合金柜台和各色物品在灯光下折射出亮晶晶的光，购物或享受免费空调的人在里面悠闲地走动，目光温和。城市在巨型超市里释放出最文明最人性的一面。
超市往南，抚河边上，是一块狭长的公共绿地，一年四季，凉亭附近聚集着老人、孕妇和她们的宠物狗。我也常去那里，尤其是春天和夏天。我爱那里的迎春花、柳树和几株低矮的桃树。二三月份的时候，柳条一天比一天茁壮，再往后，铁枝似的桃树也有了颜色。相对于季节，城市是个中性人，只在极少的部位显露性别。元宵之后，我每天傍晚去河边看季节在那些植物身上留下的足迹。春天的雨雾中，桃花湿淋淋的笑容令我忧愁。我常一个人面对黑漆漆的流水，想一些过去和将来的事。
一个一九九二年在老家乡下中学认识的学生，因为爱好写东西曾和我有过短暂的交往，七八年后忽然在南昌街头被我认出来，他告诉我已经在这里呆了快一年，为东北一家制药厂做江西的销售经理。他和两个同事租住在绳金塔附近拥挤的居民区，脏衣服扔得满床。这个城市对他而言只是一座座医院，以及一张张必须用回扣去解冻的冷脸。他和这座城市的关系比我还简单无趣，没有心情享受它为正式居民准备的那些公共设施，甚至也没有机会和它的一百四十万人口中的某人发生点情感故事。他随时都要做好去另一个省份驻点的准备。不工作的时间，他猫在出租屋里睡觉，唱卡拉ok，看从巷口租来的最新港台片。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的生活似乎也是租来的。
我成为他南昌记忆中的一个意外的章节，他对我亦然。结婚前的那一年，我常去他那里喝酒，谈些关于一九九二年的事，然后看影碟到凌晨。我骑着山地车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时，大部分的街道都睡着了。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去时街道是黑的，回来时全是绵软的白色了。那是那年的最后一场雪。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下去。一段时间后，我打他手机想去那里看影碟，被告知那个号码已欠费停机，号码已变成空号。他从此就像空号一样从这个城市的街道被删去了。那以后，我也再没有机会去他曾经租住过的街区，好像那里并不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二○○○年八月之后，我成为一个女孩的父亲。她孕育于南昌，出生地却在鄱阳，而且两岁以前大多数时间都住在那里。我宁愿每个周末赶数百里路回老家去看她，也不想让她呆在漂泊感很重的出租屋里。从户籍的意义上来讲，那时我们都已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但我从没有做好在这里过下去的打算，我始终相信，还有一个更好的城市在等待着我的加盟。女儿的出生加剧了我逃离的欲望。整个二○○一年，我在北京和广东之间跑来跑去，一会儿想去北京当个流浪作家，一会儿又对女儿内疚不已，决意要去广州多挣一些钱好好养她。二○○一年秋天，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已经把办公桌给我准备好了，广东的一家著名家电企业也允诺给我一个新闻传播中心经理的职位。在最后抛硬币的抉择中，我的热情忽然倒向了南方。
那段经历，让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改变很大。我发现人们正从病态地尊崇精神，突然变为病态地尊崇物质。我想，为什么要成为极端潮流里的一个小小泡沫?为什么不能像礁石一样在时代之外去寻找坐标?另一个最大的改变是，我忽然爱上了南昌，爱上了它慵懒、多元、享乐的城市性格，爱上了它不同于广东的四季分明。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四季刻骨的思念，没有从追求卓越时代回到平凡生活的勇气，他也许不能理解我二○○二年五月末举家从广东逃回南昌的行动。我带着爱人、刚学会走路的女儿坐上北上的火车时，脑子里浮现出一些二战电影里的镜头：犹太人在德占区经历九死一生的逃亡后，终于踏上了开往中立国瑞士的火车。没有被硝烟熏黑的绿色山川从窗外波浪似的滑过，他努力控制着内心翻涌的幸福，眼泪始终没有滑落下来。
我在赣江边租了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新房子，位于省委滨江宾馆左侧，周边有开阔的绿地。买了空调和冰箱，地上也铺了地塑，条件比以前好很多。以前和爱人逛街，回出租屋只说回住处，因为女儿也和我们住在了一起，现在改说回家了。二○○四年八月以前，我们一直住在那里，每天接送女儿去省委机关保育院上幼儿园，从小班读到中班。
二○○二年以后，我以前服务的那家青年期刊像一个晚期癌症患者，连走路都摇摇晃晃了。最初，这些对我的情绪没有很大影响，我是为了享受平凡生活才回来的。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写作上，平常就去另一家期刊做兼职编辑。二○○二年后期，我和两个在省文联工作的朋友常去苏圃路的名典咖啡喝咖啡谈散文，也经常去一些歌厅唱歌。
从二○○三年后期开始，许多支撑着我的情绪又朝着消退的方向走去。这期间我在南昌的昌北新区按揭买了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在这里定居下去的意思，而单位已经奄奄一息。我做过一些尝试，在这样讲求人力资源成本的年代，要换一个可以与定居的意愿相适应的稳定工作是困难的。写作并不能解决这些，它只能使我和正常的职业距离更远。我第一次因为现实因素而烦恼，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画画，一画就是几个星期。傍晚在江边散步，逐渐变成了徘徊。有时我一整天不去上班，陪女儿在楼顶上看云。我会突然紧紧地抱住小小的女儿，她笑得越无忧，我的心就收缩得越紧。我认定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私的爸爸，焦虑和愧疚像毒蛇纠缠我在南昌的心情。
他是省文联分管文学的副主席，我和他从未有过私交，只是偶尔在一些笔会上听他给作家们讲话。有一年除夕，他坐在灯下看我的一些文字，冲动得想写评论……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以为这样的转述有许多文学化的处理。
一天，我在文联的一个办公室和两个朋友聊天。他走进来，突然对我说：你想不想到文联来?他的声音很低很慢，一截一截地在中午的空气里闪动，以至于我无法判断耳朵传递来的声波是否有误。这是二○○四年春天的一个普通瞬间。阳光从窗户外树阴间穿透进来，晃得我无法看清眼前的许多事物。二○○五年一月以后，和那两个写散文的朋友一样，我可以每天去省文联的俄式办公楼(五十年代的中苏友好馆)上班，在那里编文学报，写东西，文学成为谋生的职业。这样的变化，从未在我的构想中出现过。迄今为止，我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我想，从此我不会忘记一个人。他也许很少和你说话，却用一句话，改变了你的人生运势。这个人，也是南昌品质的一个部分。
每天早晨骑赛车穿过八一大桥，沿八一大道到八一广场附近的中苏友好馆，傍晚又原路返回。在新居里喂八哥，听音乐，看电视，写东西，偶尔去山里采风。日子又像钟摆似的安静单调起来。大概就是从二○○五年开始吧，忽然很少再三个人一起去咖啡厅谈散文了，成为同事后，许多可以谈的东西反倒谈得少了。这期间很少回老家(我不知鄱阳和南昌哪个更像是我的家乡了)，对四季的轮回也不如二○○二年敏感和珍惜(身在福中确实容易不知福)，甚至很少出去和圈内圈外的朋友喝酒，熟人在增加，朋友却似乎在减少。我似乎正在以疏离的方式，在这座城市里陷落得越来越深，对它的空气、阳光和丑陋都越来越习以为常，就如同当年在鄱阳县城，不是沉醉，更像是隐居。有时我会忘了，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我曾那么向往过的城市，有时又觉得，一个还算年轻的人就这样把剩余的大把岁月交给一个城市，也许会有许多遗憾。
事实证明，无论哪一年，无论命运对我做了什么，在南昌，孤独总还是免不了的，但是有了现在所拥有的这些爱，我想，我不会再轻易离开这个城市。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