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
作者：胡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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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说到这里，我还得拉回到提出“四个坚持”时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分歧。
当时，很多同志都认为提出“四个坚持”有利于挽回十年动乱后几乎丧失殆尽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中，的确存在很严重的“三信危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大大丧失了信心。这自然是因为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和十年极左路线把我们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经过十年动乱本来应该猛醒过来，痛改前非，认真总结惨痛教训，批判过去的错误，特别是批判毛泽东同志后期的错误思想，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纠正，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痛改前非，才能真正达到逐渐挽回“三信危机”的目的。可惜，当时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甚至包括某些高层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猛醒过来，仍然摆不脱过去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仍然用老一套的办法来企图维持早已丧失的人心。他们不把眼睛盯在党的工作和领导干部作风的拨乱反正和除旧革新上，以挽回人民群众的信心，而是把眼睛盯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年，责怪他们不应该丧失信心。当时，全国人民热烈庆贺粉碎“四人帮”，热情希望新的当权者切实总结惨痛教训，坚持进行拨乱反正，陆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赶快解放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批老干部和一切受害者。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热情奔放地集会庆贺胜利，揭发检举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上访申诉冤情，一时，各种群众性的活动风起云涌。应该看到这是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从失望转向希望的表现，是人民的觉醒，是国家的勃勃生机，是大好事。不可否认，在这中间，当然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两种反动势力妄图兴风作浪。一种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死党余孽，他们仍然打着“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派”的招牌，妄图维持封建法西斯专政；另一种是国内外其他反动势力，在趁机宣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企图动摇人民的信心，阻挠拨乱反正。显然，第一种反动势力在当时是相当强的，是主要的；第二种反动势力是极少数敌对分子的阴谋活动。可惜，我们某些高层领导人在反对“两个凡是”时，看不到那股极左势力正是“两个凡是”的同盟军，反而夸大其他敌对势力的危险性，甚至把广大青年要求彻底肃清“林江反党集团”的余毒，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拨乱反正，除旧革新，也看成是少数坏人煽动起来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对于人民集会、上访、贴大字报等正当活动，不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欢迎，保护其积极性，将其引上安定团结的正道，而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加以压制和打击。
而胡耀邦同志在这时却是比较清醒的。在对待当时西单民主墙的群众运动时，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时，他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一、加强党政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二、加快平反冤假错案；三、加紧立法，对群众集会游行、上访请愿等立了临时法规；四、加强宣传，坚持正面引导；五、布置几个单位派人深入群众团体做工作。在第四第五两方面耀邦对我作了特别的指导。他专门找我谈过话，他说：我们党历来都主张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反对站在群众之上，他要人民日报社派出几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几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内部去，引导和影响他们不要误入歧途，同时对一些用心不良的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亲自找这些同志听汇报、作指示。后来，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污蔑这些同志是同坏人同流合污，耀邦同志又站出来保护这些同志。当时，我还建议把西单的民主墙搬到中山公园，加强党对这些大字报的领导。耀邦同志同意试办一下，后来曾选在月坛公园试办了一段，但是终于关闭了。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耀邦同志曾经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由此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同以几位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为代表的保守力量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了。矛盾是多方面的，除了思想理论问题以外，围绕着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方面，矛盾也是很尖锐的。
当时在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治方面，我自己经历过一场令人难忘的斗争。记得也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时，我已经写好发言稿准备揭发汪东兴同志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了六百九十万元兴建自己的私宅。我特别请了一位内行算了一笔帐，然后我才在发言稿中作了具体的揭露。汪东兴修建这个公馆共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一千二百八十元，比人民大会堂每平方米的造价高五百八十六元，比北京饭店每平方米的造价五百七十一元还高出一倍多，超过一般住宅十倍。据初步计算，他这座公馆所花的资金，可以修宿舍楼四幢，解决一千户人家的住宅。他这座高级公馆，有一个五十七米的活动室，一个四十五米的餐厅，一个一百九十九米的电影厅，修了两层屋顶，三层玻璃窗，能抗九级地震，和毛主席纪念堂同一个标准，比北京饭店抗震标准高一倍。这座汪家大院就是现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处。在准备会议上讨论主席团名单时，我就提出汪东兴没有资格进主席团。谁知这一下惹来了大祸，说什么主席团名单已经政治局安排批准，作为党员不应同中央不一致。还专门开了人大代表党组会对我进行批评，说人大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就是说都是拿到人大去通过而不是拿去讨论的，我要求讨论便是错误！这种批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若这样，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党中央的表决机器了。当然，很多同志一直就是这样理解人大的民主的。我找到耀邦，把我的揭发材料给了他一份。我向他发牢骚，他劝我沉着一点，以后说话不要那么直，那么冲。
原来，批评我的深一层的原因，是我不应该揭露这一重大的挥霍公款、舞弊营私的丑事。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贪污腐败的作风是任何政党失败的一个毒根。因为反贪污腐败是我们整顿党风的一个主要任务，我决心使人民日报在反对贪污腐败、提倡廉洁勤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关于勤政殿的事不准在报上公开揭露，可是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在反对官僚主义总题目下还是进行了几场大的斗争，如反对外贸部贪污、受贿事件，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萃华楼饭庄大吃大喝事件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在人大会议上我作过希望中央机关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作为公园，党中央的经费预决算由人大审议，公布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公开揭露大的官倒等发言。上述宣传都遇到很大阻力，我的发言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历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们经常发言的主题之一就是反对贪污浪费，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意见最多的也是贪污浪费。
6．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就是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我党我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时，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起草了《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记得他同我谈过，“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要从振兴农业着手来振兴整个国民经济。所以他在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端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以后，他在一个时期内就集中力量解决农业问题。
当安徽、四川开始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进行宣传以后，引起全国上下震动。一方面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方面也受到很多领导同志的反对和指责，甚至骂人民日报公然违反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公然反对人民公社。我曾多次向耀邦同志请示，他对人民日报的宣传首先是肯定、是鼓励。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两点：一是他说，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是试行草案，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的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二是他强调我们整个经济体制都要进行大胆的改革，他要我特别注意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在全国改革的统一方案没有制订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广。他说他已经同安徽和四川的领导同志通过电话，了解那里的情况，认为他们做得是对的，人民日报完全应该报道。因而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人民日报对安徽、四川、内蒙、广东、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尝试，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和连续报道。
由于受到国务院农委和中央宣传部某些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人民日报》在三月十五日刊登了一封反对包产到户的“读者来信”，受到安徽等地的强烈反对。耀邦要我赶快补救，于是在这月底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一九八二年秋，我到安徽作了一次农村调查，耀邦同志还专门听取了我的调查汇报。
人们普遍称赞人民日报在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方面立了大功。其实，首先应该归功于安徽和四川等几个省的领导同志，也应该归功于胡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农村改革，活跃了农村经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农村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改革。城市手工业逐步恢复，允许私人开店，个体摊贩活跃起来，大工业也在研究改革试点，如首都钢铁公司就试行承包。人们十分高兴，有的人夸大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人民日报对这些新气象都及时作了报道，当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记得《人民日报》刊登“二道贩子”的消息时，就被指责为宣传资本主义。我曾经为此请示过耀邦同志，他说，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发展运输，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他要我们以后不要用“二道贩子”的名词，改用“运输户”，或者叫搞短途运输的或者搞长途运输的。
在城市各行业欢迎农村改革新风的大好时刻，党的总书记耀邦同志于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精彩报告，号召学习农村改革的精神，逐步开展城市经济改革。人民日报立即根据耀邦报告的精神进行了宣传。耀邦表扬了首钢的改革，我就带上记者到首钢去进行采访。谁知这偏偏惹得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大发雷霆。耀邦同志讲了些什么呢？
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注重阐明小平同志“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耀邦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持而有秩序地改革”的总的改革方针。他说：“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对五年来农业进行的巨大改革，作了高度评价以后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我国农业的极大好转而欢欣鼓舞。为什么曾经使我们最发愁的农业反而走到前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进行了巨大的改革，还有领导作风也发生了转变。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的大胆改革。这个改革今年才在全国普及，一共花了五年时间。当然在这以后还要继续发展和完善。既然农村的改革使我们得到了胜利，又学到了东西，这就给我们很大启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战线的改革，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胜利和新的领导才能。”他还说：“近年来，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勇敢地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管理责任制的经验。这种经营管理责任制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做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叫作：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管理责任制。”耀邦同志在强调国营大企业改革的重要性时说：“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同志都感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活力，也就是企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他在这个报告里总起来说：“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管理。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不敢改革，不敢创新。”他还在这个讲话中专门谈到了科技文教战线，批评了我们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提出在这些部门也要进行改革。
耀邦同志讲得真是太好了，中央党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会引起胡乔木同志大发雷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进行声严色厉的训斥？
仔细想起来也不是没有来头。像胡乔木这样的左倾头脑，总认为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就是反对毛主席。让他们讲道理，说不出道理；摆事实，又拿不出维护其歪道理的事实。他们满肚子的气无处发泄，于是一方面对一片大好的农村形势找毛病，到处挑剔；另一方面就尽力反对和阻挡农村这股春风吹进城市，反对和阻挡八亿农民初步享得生产民主权利以后，促进城市改革的勃然兴起，因而对耀邦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宣传十分反感，一肚子气都发在人民日报身上。
在耀邦讲话两个星期以后，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胡乔木把我们（即当时担任社长的我、总编辑秦川、管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叫到他家里，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说耀邦讲话“违背了十二大精神”（因为他认为十二大精神是搞共产主义），批评人民日报按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在我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中，刊载了乔木的讲话全文，这里就不去重复了）。
一个书记处的书记批评总书记，我认为应该有这种正常的民主风气，多年来我们没有。但是这种批评最好是当着总书记的面讲，或者在有总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级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的高层领导同志，这次却什么都不在乎了。
7．在耀邦同志审阅的稿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修改，表明耀邦同志对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值得特别加以说明。现选出几件写在下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根据耀邦同志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明确地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反映和阐明了他这次讲话的新精神。在发表以前，编辑部将文稿送给他审阅时，他加了很重要的一段。文稿在分析四化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后提出：“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紧接下来，耀邦同志补充这样一段：“至于说，现在两千多万的知识分子中，是不是也有反对社会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现行反革命分子呢？当然会有。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工农干部出身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中，也有这种极个别的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保持警惕，但不应因此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进步，不承认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段文字，对知识分子政策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因为我们几十年来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来对待，不是团结对象，只是改造对象。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被压到社会的最底层，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惨痛境地。耀邦同志策划和修改这一评论员文章，所起的振聋发聩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有些文稿，耀邦同志在审阅时，虽然只改几个字，所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比如，一九八○年的“七一”社论《奋发图强搞好党风》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为了搞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审阅时，在“必须”两字之后，加上了“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几个字，全句就变成“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几个字的改动，就体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
在写作这篇“七一”社论的过程中，我同乔木同志发生了原则的分歧。我不同意写“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主张改写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和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不先改善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我对乔木同志说：如果党是错误的领导，是坚持不下去的，而加强错误的领导，只能是失败不会是成功的。可是乔木同志反对我的意见，认为我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说：首先要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谈党应如何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么去讨论怎么领导，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向他解释说，经过二十几年左倾路线的领导，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的封建法西斯式的领导，我们自称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早已是威信扫地，人心背离。如果不首先改善我们党的领导，而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坚持和加强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迷信的领导；加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领导；加强穷社会主义的领导，就只会越坚持，越加强，越糟糕，越脱离群众，越败坏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声誉。我同乔木同志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下。多年来，他一向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听我的意见，坚持写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句话。
在送审“七一”社论时，我向耀邦同志介绍了我同乔木同志的争论。耀邦同志很注意地听完我的意见。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党的威信的确遭到很大败坏，应当首先强调改善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对乔木是十分尊重的，他冷静地思考以后，把“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为“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既采纳了我的意见，也照顾了乔木的意见。
在重新翻阅耀邦同志对报纸工作的批件中，还发现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宣传作过很多宝贵的指示，我现在选出两件，说明耀邦同志对报纸的正确宣传的支持，和对报纸宣传有错误偏差的批评，他对我们既开绿灯，又放红灯，注意领导报纸宣传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第一件是关于张志新的宣传。张志新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关进监牢，受到严刑拷打和虐待，她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在“四人帮”枪毙她时，为了不让她呼喊反对“四人帮”的口号，竟将张志新的喉管割断！对于这一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文革”后，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省委办的《共产党员》杂志刊登了她受迫害和惨死的情况，引起很大的震动。报社的编辑同志看了都极为感动，决定转载。但是稿子送给乔木同志审查，压了一个月不退回来，经我们一再追问，他说，这事太惨，地方上登了就行了，《人民日报》一登，影响很大，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耀邦同志，他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这样，我们不仅转载了《共产党员》的报道，还组织几篇文章，连续宣传，使全国人民大大增强了对“四人帮”的仇恨，都称赞张志新是为真理而战斗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北京市团市委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最近，各报刊连续发表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烈士的英雄事迹和缅怀、学习张志新的文章，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受感动，许多人一边读报一边落泪……她的英雄事迹是青少年的一份宝贵教材，告诉我们：人应该为什么活着，怎样去生活、学习，战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人民日报在转载《共产党员》的稿子时，再三考虑，终于把原稿中割喉管的细节删去了。一位人大常委打电话质问报社：“你们有什么权利隐瞒这样的事实”。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报纸要像宣传雷锋那样宣传张志新”。可是，有一位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同志却指责人民日报“宣传得那么细，那么集中”。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反映都如实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宣传，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有时，我们的一些报道，或者由于分寸掌握得不好，或者内容欠妥，都会及时受到耀邦同志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以蒋爱珍的报道为例。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调查报告，反映蒋爱珍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迫害她的人。这个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各方面的反映十分强烈，同情的人很多。但由于我们有偏激情绪，措词也有不恰当之处，给人印象好像是“杀人有理”，没有强调“杀人有罪”、“有理也不能杀人”。很多读者给报社来信，也有一些人给党中央写信。耀邦同志把这些来信转给了我们，批示说：“当然报纸经常出点这样那样的纰漏，是很难免的。事实上，我们大家对报刊这样那样的一般性的纰漏都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这是对的。但一年来的一些重大纰漏，似乎贯串一种倾向，即这种倾向是中央不断打过招呼的，我也提醒过二三十遍了。因此，我希望报社同志要认真发动大家谈谈思想问题，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才好。”“并联系几篇片面性比较大，情绪相当偏激的文章，目的是从具体实践中提高大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水平。”耀邦同志这一批评是严厉的，也是中肯和及时的，督促编辑部同志注意了宣传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几年来，耀邦同志转给人民日报的批文中有二百多件，涉及面很广，经常提醒我们的有下面几个问题：
（1） 宣传不能脱离实际。耀邦同志在赞扬一篇文章时写道：“该文谈的是反面问题，但分析得好，看了不使人们泄气，而是有信心。各报都要有更多更好的言论才好。现在有些报纸的有些言论不怎么高明，某些带消极情绪的言论不说，主要是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题思想、格调太远。说得不客气一点，我们这块人民之‘田’，不能随意让自诩高古的桃源中人去耕耘。”这个批评相当尖锐，切中时弊。
（2）文章切忌空论。耀邦同志常常对一些文章爱发空论极为气恼，他在阅批一篇调查报告时写道：“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足干劲，刷新文风，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凡是空论空谈，不管是思想的、政治的、学术的、文艺的，都要下决心拿刀子砍掉。”他主张：“以充分的可靠的典型材料进行教育。”“我向往‘务实派’这个称号，明明有不少人的思想对‘现实’问题多，为什么偏要提倡‘务虚’？”
（3）社论要正面说理。耀邦同志不止一次地说：“注意社论不要作过多批判性的东西，多从正面说清问题。”有的社论“深感批评的口气太多，太严厉，说理性、鼓舞性的言辞太少”。
（4）报纸要登一些揭露性的东西。他说：“近来经济上的不正之风有所滋长，请选择一些典型予以揭露并加以抨击。每天有一两篇或来信（只是要核实，不要冤枉好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麻木不仁和丧失警惕，以致使问题发展到难以收拾。”他说这话的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七月。
（5）如何对待猎奇。在一份材料上，耀邦同志批文：“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要猎奇至少要考虑两点：一、材料必须完全经得起检验；二、内容对大多数人有教育意义。没有这两条，肯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赞成，甚至反对。像这样类似的一些问题，都是宣传工作的具体方针问题。宣传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经常收集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愈做愈可提高水平，愈做愈有成效。”
这些批文转给我们后，使我们举一反三，对帮助我们端正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耀邦同志对于报社的内部工作，也总是热情关注，或指点，或提倡，或批评，或制止，为把人民日报培植成一块环境很好的宣传阵地，为把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培养成一支高质量的新闻队伍，真是呕心沥血。
我择要的写出耀邦的批示，表明人民日报的广大同志怀念耀邦同志对报纸宣传的领导。毫不夸大地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上半叶，人民日报之所以得到从中央领导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达到空前的六百三十多万份，是和耀邦同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那时，由于有了以耀邦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正确领导，人民日报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光辉灿烂的篇章。